1945年2月,埃及大苦湖上的“昆西号”巡洋舰内,美国总统罗斯福与沙特国王伊本·沙特举行会谈。那次会面没有留下复杂的条约,却奠定了一种影响中东数十年的交换:美国提供安全支持,沙特保障石油供应。
这套安排曾经十分牢固。沙特需要美国的武器、技术和军事保护,美国则需要沙特稳定的能源出口,以及它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影响力。双方并非没有分歧,只是在相当长时间里,分歧被共同利益压住了。
变化出现在多个层面。
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后,沙特对地区动荡格外警惕。美国却不断强调政治改革、人权议题和社会转型,这让沙特感到,华盛顿的价值观要求可能会触及王室统治的根基。嘴上说是盟友,行动上却像是在考察对方。
2018年10月,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吉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机构内死亡,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关注。美国国会要求追责,特朗普政府则在谴责与维护对沙关系之间反复权衡。美国不愿放弃沙特这个能源和军售大客户,沙特也不可能接受外部力量借此重新定义本国政治。
这件事留下的影响,不只是一次外交争执。沙特由此看清,美国对盟友的支持往往取决于具体利益;而美国也发现,制裁和压力并不能轻易改变沙特的核心选择。
巴勒斯坦问题又加深了双方的裂痕。2017年,美国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于2018年将使馆迁至耶路撒冷。沙特虽然长期与美国保持合作,却无法忽视阿拉伯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对沙特来说,安全合作可以谈,宗教和地区立场却不能随意让步。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沙矛盾进一步显现。美国希望产油国增加供应,缓解能源价格压力,并削弱俄罗斯能源收入。沙特却更看重石油输出国组织内部的协调,以及本国财政和经济转型需要。2022年10月,石油输出国组织与合作伙伴决定减产,美国对此公开不满,拜登政府与沙特的关系明显降温。
有意思的是,沙特并没有选择立刻与美国彻底决裂,而是开始扩大外交选择。它与俄罗斯保持能源合作,与中国加深贸易往来,也同伊朗寻找缓和关系的可能。对沙特而言,这不是简单的“改换阵营”,而是避免把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押在一个国家身上。
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了另一种合作方式。双方的主要议题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工业投资和长期发展规划上,中国较少公开干涉沙特内部治理,也没有要求沙特按照某种政治模式改造自身。这样的相处方式,符合沙特强调主权和稳定的外交习惯。
能源贸易是中沙关系的硬支撑。中国是沙特重要的原油买家,沙特则是中国长期而稳定的能源供应方。双方合作也逐渐从原油买卖扩展到炼化、储能、通信、港口和城市建设。沙特推动“2030愿景”,希望降低对单一能源收入的依赖,中国的制造能力和工程经验正好能够提供帮助。
更具标志性的变化,发生在沙特与伊朗关系上。2023年3月,在中国斡旋下,沙特和伊朗宣布恢复外交关系。两国分属逊尼派和什叶派传统,长期存在地区竞争,能够重新打开对话渠道,本身就说明沙特开始接受多边平衡,而不是把地区安全完全交给美国安排。
沙特参与上海合作组织,也应放在这个背景中理解。2023年,沙特获准成为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国,这并不等于已经成为正式成员国,但确实是参与该组织机制的重要一步。标题中所说的“加入”,更准确地说,是沙特向上合组织靠近,扩大同中国、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的沟通渠道。
上合组织对沙特的吸引力,不只在经济。反恐、地区安全、能源合作和多边协调,都是沙特关心的议题。加入更多区域机制,可以让沙特在处理伊朗关系、红海安全以及地区冲突时多一张牌,也能减少对美国单方面保护的依赖。
美国当然不愿看到这种变化。无论是改善高层接触,还是继续推动军售与安全合作,华盛顿都在努力维持传统影响力。但问题在于,沙特已经不再满足于“美国盟友”这一单一身份。它需要美国的军事技术,也需要中国的市场和建设能力,还要保留与俄罗斯、伊朗沟通的空间。
因此,沙特的外交转向并非一场突然发生的“弃美亲中”,更像是数十年利益关系重新排列后的结果。美国仍然是沙特重要的安全合作对象,中国则成为沙特经济发展和地区外交中的关键伙伴。两国关系如何继续变化,取决于能源、地区安全和沙特自身发展战略,而不是一句口号能够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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