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广西百色,19岁的梁宗岱刚从外地回到家中,面对的不是父亲口中的“急事”,而是一桩已经替他定下的婚事。这个少年接受过新式教育,正憧憬着自由恋爱,当然不愿意听从家里安排。
梁家是中医世家,父亲和祖母早早替他相中了何瑞琼。对方出身农家,性情温和,家里人认为她适合持家。可在梁宗岱看来,婚姻若没有感情基础,便像一纸强加的契约。
他拒绝得很激烈。
据相关记述,梁宗岱为了抗拒这桩婚事,竟脱去衣服坐在屋中读书,还放话说:“再逼我,我就这样跑出去。”父亲被气得不轻,认为儿子有失体统。祖母却没有硬碰硬,而是换了一种劝法。
她知道孙子性格倔强,越是强压,越容易把事情闹大,于是只让他去见女方一面。看一眼,再决定结不结,总不算吃亏。
这一招起了作用。
梁宗岱来到茶馆,何瑞琼和父母已经坐在那里。他没有直接上前,而是装作普通客人,在旁边悄悄打量。何瑞琼的容貌清秀,举止也不局促,和他此前想象中的农家女子并不一样。
年轻人的心思,有时转得很快。
回到家后,梁宗岱对祖母说:“要不,就结婚吧。”
然而,容貌只能让他改变决定,却不能替两个人解决生活中的隔阂。婚后不久,他发现何瑞琼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两人连最普通的谈话都难以接续。梁宗岱谈诗文,何瑞琼说家务;他谈理想,何瑞琼关心的是日子如何过下去。
洞房之夜,他兴致勃勃地吟诗,何瑞琼却听不懂其中意思。那一刻,梁宗岱设想中的才子佳人生活突然落空。两人虽已成婚,却长期分房而居,夫妻关系更像一场尚未开始便已经冷却的安排。
梁宗岱很快提出分开。他对何瑞琼说:“你想要什么,可以提出来。”何瑞琼没有哭闹,只提出一个要求:读书识字。
这句话让梁宗岱改变了看法。他答应负担妻子的学费和生活费,等她完成学业后再各走各路。何瑞琼随后进入护士学校学习,梁宗岱则回到广州继续求学。
有意思的是,何瑞琼并没有把读书当成挽回婚姻的手段。她更像是在为自己争取一条能够独立生活的路。梁宗岱起初也确实寄过费用,但后来赴法国留学,寄款逐渐中断。何瑞琼只好变卖首饰,勉强完成学业。
梁宗岱在法国遇见了安娜,并为她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白薇”。1925年2月20日,他在日内瓦湖畔写下《白薇曲》,这段感情持续多年。两人感情深厚,但“九一八”事变后,梁宗岱决定回国。
安娜不愿随他前往中国,梁宗岱最终选择独自离开。相关叙述称,安娜得知消息后赶回巴黎,却没有等到他。对梁宗岱而言,回国任教、参与文化事业,是当时必须面对的选择;对安娜而言,这却是一段恋情突然中断。
回国后,梁宗岱重新想起何瑞琼。他得知妻子一直没有责怪自己,便把她接到身边。遗憾的是,这段婚姻并没有因此真正稳固。梁宗岱后来赴北京大学任教,何瑞琼仍被留在乡下。
1931年前后,梁宗岱在北京结识作家沉樱。两人有共同的文学兴趣,很快产生感情。梁宗岱不愿让沉樱以妾室身份存在,于是决定与何瑞琼解除婚姻关系。
他回到家乡,带着礼物提出离婚。何瑞琼没有接受。她付出过青春,也曾按照梁宗岱的要求去读书,如今对方因为遇到新的恋人便要她离开,她自然不甘心。
何瑞琼后来前往北京,在北京大学附近公开申诉。事情迅速传开,梁宗岱的身份让这场家庭纠纷变成了公共事件。一个有名望的教授,面对一位来自乡村的结发妻子,舆论很快倒向弱者一边。
这时,何瑞琼得到胡适夫人江冬秀的帮助。江冬秀对抛弃原配的做法十分反感,坚持让胡适出面协助何瑞琼处理诉讼。胡适与梁宗岱本是同事,处境颇为尴尬,却不能拒绝夫人的要求。
法庭上,梁宗岱强调婚姻自由,认为没有爱情的婚姻不应继续。何瑞琼则抓住了关键:当初是梁宗岱接受了这桩婚事,婚后又让她读书,等自己遇到更合适的人,才要求她承担全部后果。
江冬秀曾当面质问:“你既然不愿意包办婚姻,当初为什么要成亲?”这句话并不复杂,却直接击中了梁宗岱论述中的漏洞。
案件结果是双方离婚,但梁宗岱需要向何瑞琼支付经济补偿,相关记载中金额为5500元。以北大教授当时的收入计算,这不是一笔小数目。梁宗岱一度拒绝履行,甚至被带走拘留,后来筹得约2000元交给何瑞琼,双方才算了结。
何瑞琼回到乡下后再嫁,生育子女,过上了相对安稳的生活。梁宗岱则与沉樱结婚,这段婚姻维持了多年,最终仍未能走到终点。一个追求自由婚姻的人,先后把选择与代价留给了几位女子,这正是这桩旧日婚姻纠纷最难回避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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