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25年9月11日辩护律师参加庭前会议后在法院外合影)
按语: 我辩护的邹春喜案二审今日在廊坊中院开庭(开庭地点在固安县法院),我的一审辩护词长达三万字,现压缩为7000字发布,欢迎批评指正。
为便于读者把握案情背景,涉及邹春喜的一审判决书认定的第一起事实转述如下(仅为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转述,不代表辩护人认可):
第一起事实: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薛北路河道修复工程。一审判决认定,2023年8月,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人民政府与廊坊泽桦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承包协议,将镇域内排渠、排沟应急水毁部分修复工程发包给泽桦公司;泽桦公司将该工程部分分包给中科建筑工程(固安)有限公司;中科公司的员工王某飞代表公司与被告人孔天保签订分包合同,约定孔天保负责完成破损部位铺砖恢复项目施工,价格为每平方米40元,工期15日,完工后付款97%,留取3%质保金。2023年8月7日左右,孔天保联系被告人林志有、邹春喜及崔某亮(另案处理)负责的三个班组在薛北路施工。后因施工质量问题,中科公司让工人停工。一审判决认定三个班组共计完成施工量1106.15平方米,按合同约定价款合计44246元。施工期间,孔天保支取了工程款30000元。
一审判决认定,停工后,孔天保组织林志有、邹春喜、崔某亮带领闫某江、崔某伟(二人另案处理)及工人到庞各庄镇水务站、劳动监察大队聚集讨薪,单方提出按日工资结算工程款并虚报工人工时及工资标准。中科公司迫于信访压力,分别支付林志有班组100800元、邹春喜班组117123元、崔某亮班组191000元。据此,一审判决认定孔天保共索取超出原定标准的工程款394677元,林志有索取86051元,邹春喜索取102374元。案发后,工人肖某国向公安机关退还涉案款3050元。
以下为一审辩护词7000字压缩版,二审开庭后视情需要看是否况发布三万字完整版。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邹春喜及其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李蒙律师担任被告人邹春喜涉嫌敲诈勒索罪一案的一审辩护人。通过查阅全部案卷材料、多次会见被告人、参加庭前会议以及今天的法庭调查,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邹春喜犯敲诈勒索罪的事实严重不清、证据严重不足,且本案侦查、起诉程序存在重大违法。现依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结合全案证据,发表如下无罪辩护意见,恳请合议庭予以高度重视并采纳。
一、关于本案背景与核心事实的澄清:本案系层层违法转包引发的农民工工资纠纷,而非敲诈勒索犯罪 (一)工程承包关系混乱,存在层层违法转包,无合法分包基础
起诉书指控的"中科公司将部分工程分包给孔天保"与事实严重不符。根据在案证据,特别是吴某辉的询问笔录及《薛北路讨薪情况说明》等证据证实,中科建筑工程(固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公司")并非将工程直接分包给孔天保,而是将工程转包给了王某飞个人。王某飞既非中科公司员工,也无任何施工资质,其通过鱼泡网联系到杨某青(音),杨某青又联系了崔某亮、孔天保等人。孔天保到工地时,崔某亮及其班组已在工地。此后孔天保联系了林志有、易某波,易某波将信息告知邹春喜,邹春喜这才组织工人进场。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根本不存在一个由孔天保一人召集、统一指挥的施工队。从组织结构看:
崔某亮、崔某伟兄弟经济实力强于孔天保,工程接得比孔天保多,且与孔天保同为杨某青介绍而来,根本不可能听命于孔天保;
邹春喜、易某波、闫某江等人系独立组织工人,从未承诺向孔天保转钱,完全独立于孔天保;
林志有班组中,仅部分人员系孔天保联系,其余为林志有自行招募。
公诉机关将所有工人强行归到孔天保名下,将易某波招募的工人也归到邹春喜名下,完全违背客观事实。本案实质是王某飞作为个人承包人,将工程再次违法分包给多个独立班组,各班组之间并无隶属关系,更无"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
(二)多份关键书证系事后伪造,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2023年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排渠排沟应急恢复工程协议书》系事后伪造。 根据《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第五届委员会会议纪要》第83期,关于该工程的党委会召开时间是2023年9月5日,议题为《关于应急抢修镇级河道的请示》。既然9月5日才开党委会原则同意,8月7日庞各庄镇政府怎么可能对外签订总承包合同?该合同显系事后补签的伪证。
泽某公司与中科公司的分包合同亦系事后补签。 真实情况是,暴雨过后,水务站找到泽某公司,泽某公司找到中科公司,中科公司找到王某飞,层层转包,但没有任何书面协议及手续,王某飞即在鱼泡网上找人开工。若按起诉书所述8月7日才签订合同,再层层转包,孔天保不可能在8月6日就已带人进场施工,时间上完全无法吻合。
《建设工程监理合同》同样系事后补签。 该合同签约时间也写为8月7日,但庞各庄镇政府在8月7日根本不可能知道损毁总面积为9500平方米,该面积是9月份才统计出来的(9498.484平方米)。三份协议相互矛盾,均为事后伪造。
孔天保与王某飞8月19日签署的《分包协议》系假合同、假证据。 根据孔天保与王某飞的微信通话记录,停工后孔天保向王某飞索要"生活费",王某飞称没有"生活费"这种钱,双方为此商讨两天。最后王某飞说可以给三万,但要求工人签字。于是就有了这份伪造的《分包协议》和《借款单》。孔天保被迫签字时,故意将"保"写成"宝",身份证号码也写错,王某飞只签字不写身份证号——这充分证明该协议并非孔天保真实意思表示,且仅为孔天保与王某飞个人之间的协议,不能代表公司和所有工人。
(三)停工的真实原因系暴雨天气,而非"施工质量不达标"
起诉书指控"后因施工质量问题,中科公司让其停工"。但查阅2023年7—8月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气象资料可知,2023年7月底至8月初,大兴区经历了有气象记录以来140年一遇的极端暴雨天气。7月29日至8月1日连续暴雨,庞各庄自动气象站记录到7月31日07时至08时单小时降雨量高达65.8毫米。
进入8月后,8月1日仍有小雨,此后气温逐步回升,但8月16日、20日、21日、22日、23日、24日、26日、27日、30日、31日均有降雨或雷阵雨。特别是8月24日小雨转多云,8月26日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仅26℃。工人的停工日期与当天下雨情况具有高度一致性。这充分说明,工人停工是因暴雨及雨后场地不具备施工条件,而非"甲方以工程不达标为由要求停工"。王某飞、宋某龙关于"质量不达标要求停工"的证言,与气象资料这一客观证据严重矛盾,系虚假证言。
此外,王某飞、宋某龙不懂工程施工,乱指挥、偷工减料,要求"不铺防水布直接铺砖",导致再次下雨时又被冲毁,不得不返工。机械车辆不到位、材料有时离施工场地一公里,工人大量时间浪费在搬运材料中。这些均增加了工人的实际工作量。
二、实体辩护:邹春喜的行为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
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辩护人认为,邹春喜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未实施威胁、要挟行为,本案本质上系农民工合法讨薪,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一)邹春喜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农民工工资债权真实合法,按日工资结算具有充分合理性。 孔天保与王某飞最初口头约定按面积(40元/m²)结算,但该约定的前提是"机械完全到位,材料到位,满铺满盖(即好砖坏砖全部更换)"。然而实际施工中,并非满铺满盖,而是"哪里坏了修哪里"。孔天保发现按面积结算根本无法覆盖成本,遂与王某飞协商按日结算。王某飞作为个人承包人,无权代表中科公司,更无权代表泽某公司,其与孔天保之间关于结算方式的争议,属于民事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正常分歧。邹春喜作为实际带班人员,其班组工人确实付出了劳动,主张按日工资结算完全是基于实际劳动付出的合理诉求,而非"非法占有"。
邹春喜未实际控制工资发放,未获取超额利益。 根据邹春喜的供述及在案证据,邹春喜班组共发放工资12万元,但该工资表由闫某江制作,工资由甲方直接打入工人银行卡。邹春喜本人未实际经手工程款,未控制工资发放。关于"返款":
肖某国微信转账9249元,收款人为闫某江,而非邹春喜,且备注未写明"返款";
王某冬转给邹春喜7000元,转账备注为"留住青春",邹春喜始终辩称系借款,公诉机关未提供任何后续催讨、归还或再分配的客观记录,无法排除民事借贷的合理可能;
闫某江称将三四万元返款转给邹春喜,但没有任何转账记录佐证,系孤证。
在案证据无法证明邹春喜实际获利,更无法证明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3.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对农民工工资的特殊保护。 农民工工资是生存权的基本保障,国家通过专门立法确立了对农民工工资的特殊保护原则。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发包方、承包方及所有转包方均负有支付农民工工资的义务。本案中,即使存在工程量争议,在工资未结清的情况下,农民工通过合法途径讨要工资,是行使法定权利,不能轻易认定为"非法占有"。
(二)客观上不存在敲诈勒索罪的"威胁或要挟"行为
工人聚集讨薪是合法维权,绝非"围堵""静坐"。 根据吴某辉(庞各庄镇劳动监察大队工作人员)的询问笔录,2023年8月28日,崔某亮、林志有、邹春喜、闫某江等人带领工人到劳动监察大队反映情况,"二十多个工人就在我们劳动监察工作组外面坐着等着",并未进入办公场所,未扰乱办公秩序。吴某辉明确表示,"具体是不是自愿的我不清楚,因为他们谈事不是在我们这谈的"。此后,工人又在司法所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这完全是依法维权的正常流程,与"围堵政府部门""静坐示威"有本质区别。起诉书将"静静地坐着"歪曲为"静坐",系偷换概念、上纲上线。
人民调解协议系双方自愿达成,不存在胁迫。 2023年8月30日,在庞各庄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京兴庞调字2023第48、49、50号)。调解协议明确记载"因多次协商未果,工人申请调解"。甲方代表朱某龙、王某飞与工人代表就工资总数达成一致后,工资表是根据确定的工资总额分摊到每个工人名下制作的。朱某龙、王某飞事前明知工资表可能存在虚构的可能(因按日结算而非按面积结算),仍然签字同意并支付。这说明公司支付工资系基于调解协议,而非基于"恐惧心理"。
不存在"虚报"工资表,总额系协商确定。 起诉书指控"单方提出按日工资结算工程款并虚报工人工时"。但事实上,工资总额是在政府调解下,由甲方与工人代表协商确定的。工资表只是发放工资的形式要件,其目的是将协商确定的总额分配到每个工人名下以便银行转账。既然总额是双方协商的结果,就不存在"虚报"欺骗甲方的问题。甲方明知且同意,何来"胁迫"与"欺骗"?
(三)邹春喜未参与所谓"合谋",与孔天保无共同犯罪故意
邹春喜不了解孔天保与王某飞的上游约定。 邹春喜系经易某波介绍,从孔天保处接活。孔天保告知邹春喜按日结算,邹春喜到了公司后才知道孔天保与王某飞协商的是按面积结算,邹春喜当即表态"这样赚不到钱",提出异议。这充分说明,邹春喜对孔天保与王某飞之间的上游合同关系并不知情,二人没有合谋敲诈勒索的言行。
闫某江关于"邹春喜指使"的供述系孤证,且存在明显诱供。 闫某江在2024年7月17日的第二次供述中,首次提及邹春喜。在此之前,闫某江被刑事拘留期间的所有供述、以及所有其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证人证言中,均未提及邹春喜。在闫某江提及邹春喜之后,所有证人证言突然都指向邹春喜。这明显不符合侦查规律——如果邹春喜是"幕后老板",为何在长达一年的侦查中从未被提及?直至闫某江"开口"后,邹春喜才进入侦查视野?这只能说明,固安县公安局办案人员存在有意诱导闫某江及其他证人指证邹春喜的重大嫌疑,而直到2024年9月20日,闫某江才明确指认邹春喜是"组织者"。
此外,闫某江称工人向其转账三四万元后都转给了邹春喜,但没有任何转账记录,邹春喜亦明确否认。该供述系孤证,且与客观证据严重矛盾。
3. 各班组独立施工,不存在孔天保统一指挥的犯罪集团。 如前所述,崔某亮、崔某伟、邹春喜、林志有等各班组均独立招募工人、独立管理、独立核算。邹春喜班组由闫某江现场管理,工人由刘某山、王某冬、肖某国等人分别招募,邹春喜甚至"不常去工地"。这样一个松散的组织,不可能存在"孔天保指使邹春喜、邹春喜指使闫某江"的严密犯罪链条。
(四)关于"返款":证据不足,且不能推定非法占有
公诉机关指控孔天保要求工人将虚报部分返还,并认为邹春喜参与分赃。但:
返款行为即使存在,也是工人与班组长、班组长与孔天保之间的个人行为,与邹春喜无直接关联;
肖某国返款给闫某江,不能证明闫某江转给了邹春喜;
王某冬转给邹春喜的7000元,性质不明,且金额与"分赃"比例不符;
更关键的是,如果所有工人的工资都应定为4万元(即起诉书认定的实际工程量价款),那么所有领取工资的工人都应是敲诈勒索罪的共犯,而非证人。既然工人被定位为证人,其领取的工资就应认定为合法债权,而非赃款。
三、程序辩护:本案侦查、起诉程序严重违法,相关证据应依法排除 (一)固安县公安局对本案无管辖权,侦查程序先天违法
本案所有被告人的户籍所在地均不在固安县,犯罪行为地(工程施工地、讨薪地、工资发放地)均在北京市大兴区及石景山区。固安县公安局对本案无地域管辖权。公诉人辩称"被害人部分款项由固安县银行转出",但:
泽某公司与被告人及所有工人没有任何接触,2023年8月始终躲在幕后,被告人及所有工人根本不知道泽某公司的存在,泽某公司如何成为"被害人"?
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发包方、承包方及所有转包方均负有支付农民工工资的义务。若按此逻辑,发包方庞各庄镇政府、承包方泽某公司、转包方中科公司、王某飞、孔天保都是"被害人",这显然荒谬。
泽某公司违法转包在前,幕后操纵在后,其本身存在重大过错,不能成为敲诈勒索罪的被害人。
(二)侦查机关丧失客观公正立场,应回避而未回避
固安县公安局侦办此案时,先抓捕了崔某伟、闫某江、陈某旗三人,并制作了三人的起诉意见书。仅仅因为固安县检察院没有批捕该三人,公安机关就换成了孔天保、林志有、邹春喜这三名被告人,又制作了第二份起诉意见书。此前被抓的三人取保候审后便不了了之。这种随意更换追诉对象的行为,表现出极大的随意性,充分说明固安县公安局已经丧失了客观公正的侦查立场。因此,固安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均应回避本案。
(三)非法证据排除:关键供述与证人证言应依法排除
闫某江、陈某旗、崔某伟的供述应作为非法证据排除。 该三人之前均被列为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在看守所,公安机关对他们制作的是《讯问笔录》,而非《询问笔录》。根据《刑事诉讼法》,证人在羁押状态下作证,其证言的自愿性、真实性存疑。该三人后被取保候审,实际作用比邹春喜大得多,却未被追究,反而作出对邹春喜不利的证言。这实质上是侦查机关与证人之间完成了某种"交易"——以取保候审换取对邹春喜的不利指证。其证言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应依法排除。
大量工人证言存在雷同与诱导痕迹。 在案众多工人证言(如李某明、董某友、郭某等)内容高度雷同,均称"知道虚报""老板让返钱""怕不给工资"。这些工人如果认定本案是敲诈勒索,则他们领取工资后返款的行为本身就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或参与分赃,其证人身份与涉案人员身份严重冲突。公安机关在询问时,存在明显的诱导甚至逼迫证人作出虚假证言的嫌疑。
同步录音录像被覆盖,无法排除非法取证。 固安县公安局出具《情况说明》,称孔天保、林志有、邹春喜的同步讯问录音录像因"时间较长"被覆盖。但根据公安部及河北省公安厅相关规定,同步录音录像应至少保存两份备案,不可能轻易被覆盖。辩护人已申请对"被覆盖"的录音录像进行司法鉴定并调取到庭,同时申请侦查人员段某、祖某平出庭说明情况。在无法排除指供、诱供、刑讯逼供的情况下,相关供述应依法排除。
(四)关键证据系伪造或存在重大瑕疵
2023年8月26日《情况说明》系故意伪造。 该《情况说明》落款日期为2023年8月26日,但根据宋某龙、王某飞、孔天保等人的微信群记录,8月26日下午孔天保还在说"如果工人们去上访讨要工资,后果自负"。显然,8月26日下午工人尚未开始去水务站和劳动监察大队讨薪,怎么可能"采取围堵镇政府、围堵水务站的手段"?该证据系侦查机关或报案人事后伪造。
分包协议、借款单系被迫签署的假证据。 如前所述,孔天保在《分包协议》上故意写错姓名和身份证号,证明其非真实意思表示;《借款单》上的签名孔天保、林志有均不承认,应进行笔迹鉴定。
电子证据取证不合法。 本案的电子证据(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均系被害人提交后公安机关直接入卷,未进行严格的提取、封存、鉴定程序,无法保证真实性、完整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五)证据链严重断裂:工程量无法确定,犯罪数额无依据
起诉书认定"三个班组共计完成施工量1106.15m²,价款合计44246元"。但:
该工程量未经任何第三方鉴定机构鉴定;
在庭审中,公诉人明确表示"无法做鉴定";
既然无法做鉴定,如何确定实际工程量?如何确定"合理工资"?如何确定"超出原定标准的工程款394677元"?
在犯罪数额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指控邹春喜"数额巨大"毫无事实依据。
刑法是最后一道防线。在劳资纠纷领域,应优先通过民事、行政途径解决。将农民工讨薪行为轻易入罪,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也将对社会产生严重的寒蝉效应——今后农民工遭遇欠薪,还敢不敢维权?
(二)类案裁判规则:有正当权利基础的不构成敲诈勒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及各地法院的类案裁判规则(如(2006)湖刑终字第66号、(2019)豫04刑终480号、(2018)湘12刑再4号等),区分维权与敲诈勒索的核心在于"非法占有目的":
权利基础规则: 存在真实权利争议时,应审慎认定非法占有目的;
手段正当性规则: 举报、信访、诉讼等法律允许的维权方式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威胁、要挟;
数额合理性规则: 索赔金额虽高,但只要有权利基础,就不应轻易入罪。
本案中,邹春喜及工人主张的是真实存在的劳动报酬,讨薪方式限于向劳动监察部门反映、接受政府调解,完全在合法维权范畴之内。这与(2019)沪01刑终1287号沈某案、(2018)湘12刑再4号唐某A案等无罪案例高度相似。
(三)本案与典型敲诈勒索罪的本质区别
典型的敲诈勒索罪(如以举报偷税漏税为要挟索要"封口费"、以曝光隐私为手段索取巨额财物)中,行为人要么没有权利基础,要么索要金额与权利完全脱钩,要么明确提出了"给钱就不告"的交易。而本案中:
邹春喜有真实的劳动付出和工资债权;
索要金额系在政府调解下与甲方协商确定;
不存在"给钱就不上访"的交易性胁迫;
甲方支付款项系基于调解协议,而非恐惧心理。
综上所述,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因违法转包、工程款结算争议引发的农民工工资纠纷。邹春喜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没有实施威胁、要挟行为,与孔天保之间不存在敲诈勒索的共同故意。全案证据存在大量伪造、矛盾及非法取证情形,关键证据链条断裂,犯罪数额无法确定。将本案定性为敲诈勒索罪,是对民事纠纷的刑事化,违背了刑法谦抑性原则,也与国家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政策精神背道而驰。
辩护人恳请合议庭:
依法宣告被告人邹春喜无罪;
对存在伪造、非法取证嫌疑的关键证据予以排除;
对侦查机关的管辖权错误及程序违法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
此致
河北省固安县人民法院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
辩护人:李蒙 律师
2026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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