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重庆城内风声紧张,谭正伦抱着一岁多的彭云,牵着自己的儿子彭炳忠,走进一条少有人经过的巷子。她身上没有值钱物件,只有一个旧包袱,以及一个几乎无法两全的选择。
谭正伦出生在重庆云阳。十六岁那年,她依照家中安排,嫁给了彭咏梧。那时的婚姻朴素,夫妻之间没有太多甜言蜜语,更多的是一碗饭、一盏灯和共同扛起的日子。
彭咏梧后来外出求学,逐渐走上革命道路。丈夫离家后,谭正伦留在乡下照看老人和孩子,挑水、下地、做针线,样样都干。她一直相信,丈夫总有一天会回来接她。
可那几年,交通阻隔,消息难通。彭咏梧曾设法捎信,希望她带孩子前往重庆。偏偏那时彭炳忠患病,家中又欠着债,谭正伦只得回信说明情况。谁也没有料到,这次错过,竟成了夫妻之间难以弥补的遗憾。
后来她才得知,彭咏梧在重庆与江竹筠并肩从事地下工作。两人在危险环境中相互照应,后来有了孩子彭云。对谭正伦而言,这个消息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胸口。她可以怨,也可以不去;但江竹筠被捕后,彭云的处境立刻变得危险起来。
江竹筠无法再亲自照顾孩子,便设法将彭云托付出去。谭正伦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并不平静。那是丈夫与别的女人所生的孩子,可也是一个尚不懂世事的幼儿。大人之间的恩怨,不能让孩子承担。
她还是去了重庆。
第一次见到彭云时,孩子并不认生,伸手抓住了她的衣襟。那一刻,谭正伦没有再把他看成所谓的“情敌之子”。孩子发烧时需要有人守着,饿了要有人找吃的,夜里受惊要有人抱住。这样的事情,与血缘无关,却比血缘更考验一个人的担当。
重庆的环境越来越紧张。谭正伦带着两个孩子不断搬动住处,白天做杂活换取口粮,夜里留意门外的脚步声。她不敢让彭云暴露身份,也不敢让两个孩子同时落入危险之中。
有一次,她对彭炳忠说:“你先在这里住一晚,妈妈很快回来。”
孩子拉着她的衣角问:“妈妈,你不要我了吗?”
她没有回答,只是把身上仅有的一点食物塞进孩子手里。转身时,她听见孩子哭喊,脚步几次停下,又被现实逼着继续向前。
孤儿院的大门关上后,谭正伦没有立即离开。她躲在附近,直到确认院内有人照看彭炳忠,才抱着彭云悄悄离去。她把亲生儿子暂时送走,并非因为不疼,而是因为当时的能力只能护住一个孩子。
这件事后来成为她心里最难触碰的一处伤口。她知道,自己作出的决定可能永远无法被孩子理解。但在那样的局势下,若两个孩子一起流落街头,结局未必会更好。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此时,彭咏梧已经在此前的战斗中牺牲,江竹筠也未能走出牢狱。两个孩子都失去了亲生父母的庇护,谭正伦却没有把彭云交给别人。
她没有把烈属身份当成谋求安稳生活的凭据,而是到重庆市第一幼儿园工作,靠自己的劳动养活两个孩子。生活依然拮据,她能领取的抚恤待遇,也尽量只领取彭云应得的部分。有人劝她轻松一些,她只是说:“孩子还小,我能养。”
彭炳忠后来被接回身边。两个孩子一起长大,吃过粗粮,也穿过补丁衣服,却没有因为身世不同而被区别对待。谭正伦对彭云很少提及江竹筠,不是想隐瞒,而是担心孩子年幼,承受不了那段复杂的往事。
直到彭云长大一些,她才拿出江竹筠留下的照片,把身世原原本本告诉他:“她是你的亲生母亲,你的父亲是彭咏梧。”
彭云一时难以接受,哭着问:“那您呢?”
谭正伦回答:“我不是你的亲生母亲,可我一直把你当亲生儿子。”
这句话没有修饰,却是她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血缘决定了来处,养育决定了一个人后来如何走下去。
彭云后来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彭炳忠进入四川大学学习,毕业后成为无线电专业教授。两个孩子都没有辜负父母的名字,也没有辜负谭正伦多年承担的辛苦。
1976年,彭云准备接母亲前往北京。谭正伦早早收拾行李,盼着见到孩子和孙辈,却在启程前突发疾病,年仅五十九岁。她没有等到那次团聚。
葬礼上,两个儿子站在她的遗像前。一个是她含辛茹苦生下的,一个是她在危急时刻接过来的。对谭正伦而言,他们从来不是亲疏有别的两个孩子,而是同一副肩膀上承担了几十年的两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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