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春,阿尔巴尼亚地拉那,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的新馆舍内,几名来自中国的技术人员正对墙体进行检查。表面看,这只是一次搬迁后的例行安保工作,真正让人意外的,却是墙壁深处传出的异常信号。

这处馆舍并不是中方主动选定的。郗照明于1983年出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后不久,阿方突然提出,希望中国使馆尽快迁往一处新址。时间安排十分仓促,甚至没有经过充分的事前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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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场合讲究程序,更讲究对等。新任大使刚开始履职,便被要求在很短时间内搬迁,难免引起警觉。面对阿方的说法,郗照明没有立即答应,只提出先行查看馆舍,再讨论后续安排。

据相关回忆材料记载,新址位于斯坎德培大街北端,远离传统使馆区域。院落荒芜,建筑年久失修,室内还存在漏水、电线杂乱、供暖设施老化等问题。这样的条件,与一座承担外交工作的使馆并不相称。

郗照明随即要求阿方进行整改。院落、厨房、锅炉、办公区域以及供电系统,都被列入处理范围。阿方虽然口头上表示同意,实际推进却并不积极。于是,中方决定尽量自行组织搬迁,不把重要环节交给对方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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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定很费事,却留下了主动权。家具、文件和办公用品分批转移,工作人员还对房间用途重新规划。尤其是机要区域,尽量减少无关人员接触。搬迁接近完成时,国内有关部门又派出安保技术人员,对整栋建筑展开检查。

检查一开始并没有出现明显结果。仪器偶尔发出信号,强度却十分微弱,普通的表面排查难以确认来源。技术人员没有停留在墙面和线路之外,而是把重点放到墙体夹层、天花板、窗框和固定家具等不易拆查的位置。

转折出现在一面墙的下方。技术人员发现一根细小的塑料管,位置与建筑结构并不吻合。墙体被谨慎剖开后,里面露出包裹严密的装置。它被水泥和钢筋遮蔽,外部几乎看不出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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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检查扩大,类似装置陆续被发现。相关材料称,数量达到35枚,分布在多个重要房间,有的藏在墙内,有的位于天花板、窗框和家具之中。装置外壳上出现“中国制造”字样,这个细节尤其令人震惊。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标注“中国制造”,并不等于能够直接证明装置由中国方面安装。窃听器材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流转,外壳标识只能作为线索,不能单独构成完整结论。真正需要确认的,是来源、安装时间、线路走向以及谁有机会接触建筑内部。

中方当时没有急于公开指责,也没有让消息在馆外扩散。使馆相关区域被限制进入,检查过程被记录,发现的装置和建筑部位逐一编号保存。涉及机要工作的房间,则重新调整使用方式,通信和文件管理也随之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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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方随后曾提出进入馆舍检查线路和建筑结构。面对这一要求,中方没有轻易同意。外交关系本就处在复杂阶段,公开冲突可能带来更大损失,证据保全和人员安全因而被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中阿关系在此前曾有过密切合作,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双方在对外政策和实际利益上的分歧逐渐增多。馆舍搬迁、建筑维修以及安保争议,表面是具体事务,背后却折射出两国互信程度的变化。

这起事件之所以引人关注,不只是因为发现了35枚装置,更在于它发生在外交机构搬迁这一特殊环节。馆舍从选址、施工到交付,每一个步骤都可能留下安全隐患。也正因此,郗照明坚持检查新址,并由中方掌握搬迁和安保节奏,才使那些隐藏在墙体里的异常物件暴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