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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巴蜀史志》2025年第6期

20世纪80年代以来

魏了翁经学研究综述

姜 雪

魏了翁经学著述颇丰,在古籍中即有比较详尽的记载。《宋史》本传载其著有《鹤山集》《九经要义》《易举隅》《周易集义》《经史杂抄》《周礼井田图说》等。另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其著有《鹤山全集》110卷、《渠阳集》22卷、《易集义》64卷、《易要义》10卷、《仪礼要义》50卷、《礼记要义》33卷、《周礼要义》50卷、《周礼折衷》2卷、《论语要义》10卷、《春秋要义》60卷、《诗要义》20卷、《书要义》20卷、《古今考》20卷。其解经直接求之于古经,将义理与考证相结合,批判汉学而又超越朱学。魏了翁对唐修“正义”及宋修“注疏”进行整理和摘录,舒大刚认为其形成的经学文献为蜀刻十三经后的又一巴蜀经学丛书文献,认为“全书采掇谨严,别裁精审,精华毕撷,实为读注疏者之津梁,于学者最为有功”,其“以宋代理学的观点来重新审视汉学”,使得六经义理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和突出。本文从魏了翁经学的文献和思想两个维度对其经学作一概述,收集有期刊论文40余篇、学位论文6篇,资料收集挂一漏万,不足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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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经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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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献研究上,关于《九经要义》的内容较无异议,而关于《九经要义》的卷数,《宋史·魏了翁传》言百卷,《宋史·艺文志》言二百六十三卷,野间文史、瞿林江、张涛经过考证均从后者。陈学林则认为《宋史》及朱彝尊《经义考》记载的“二百六十三卷”是长期讹误,应为“二百五十三卷”。而从文献综合研究而言,张荷群《魏了翁与〈九经要义〉》是较早对《九经要义》的撰述背景、内容、版本流传与价值进行综合性介绍的期刊论文。彭东焕《魏了翁经学著述考略》综考魏了翁经学著述,分析其成书过程与理学背景,十分详尽。王晓庆《〈九经要义〉考略》明确了《九经要义》主要撰于魏了翁谪居靖州时期,并对其“删繁举要”的编纂体例进行初步分析。彭东焕在《魏了翁年谱》的基础上,先后发表多篇文章就魏了翁著作版本及流传情况进行考察。《魏了翁著作流传系年》以编年形式考述魏了翁著述的成书、刊刻、流传情况,于修学提供了清晰的参考。陈学林《魏了翁〈九经要义〉考述》系统考述《九经要义》的卷数、版本、流传及现存状况(6种156卷)。张涛《宋儒魏了翁“要义”之学三题》从编纂特征、后世认知、“要义”形式三方面探讨《九经要义》,强调其摘录注疏以凸显经义的传统。

在思想研究上,虽然魏了翁在经学研究上颇有建树,但对其经学思想研究相对比较零散,或是集中在《周易》《礼记》这一单经研究而没有形成规模,或均有涉猎但限于篇幅不够深入。侯外庐的《宋明理学史》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否定了《九经要义》,“于孔颖达《五经正义》引纬书之说,皆加黜削,然其书主于注疏释文,故几无思想资料可采”。蔡方鹿在《魏了翁评传》和《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中对其诸经思想有专章进行研究,提纲挈领地阐述了魏了翁经学著述中的重要思想及其特点,并赞扬其经学及理学思想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不盲从旧权威,直接求之于儒家原始经典,从“圣经”中挖掘出拯救现世弊端的“活精神”,其经学思想的总体特征是“重义理,批汉学,将义理与考证相结合”,“实开后世重考据、义理从考证出思想之先河”。

二、《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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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了翁著有《周易要义》《周易集义》两部易学著作,但《周易集义》今已不传。

在文献研究上,李笑莹的博士论文《魏了翁〈周易要义〉文献学研究》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周易要义》的专著。从成书背景、版本梳理、版本依据、编纂体例等方面对《周易要义》进行了系统的文献学研究,认为其版本为宋代刻本,具有较高的版本学价值。陈旭辉的《魏了翁〈周易要义〉版刻流传与节录体例考》清晰梳理了《周易要义》卷次结构、《略例》内容范围、《音义》节录体例、疏文格式与出字异文比较。认为其成稿于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首刊于宋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元大德四年(1300)有重刊,印量较小,流传较稀,明清之际已无完整宋本。清《四库全书》本和光绪江苏书局本底本皆为抄本,与宋本出入较大,推测其以经注附释文本《周易注》为底本并散插入单疏本《周易正义》完成,认为复原宋本残缺部分重点应在经注附释文本和单疏本。顾永新《〈周易要义〉所从出之底本探赜》通过分析经传、注疏构成体例、异文等,结合魏了翁书札,认为其所从出之底本既非八行本,亦非十行本,倾向于认为《要义》文本是由经注附《释文》本(余仁仲本)和北宋刻单疏本拼合而成。杨新勋《〈四库全书〉南宋人〈易〉类著作提要辨证十则》辨证四库提要对南宋易类著作的误载,包括魏了翁《周易要义》的书名、卷数、版本问题,指出四库本底本为天一阁写本,非黄登贤藏本。

彭东焕《〈周易集义〉成书与流传考》考证《周易集义》的成书(裒萃周、程、朱等十七家易说)、刊刻(宋末首刻)与流传,指出清四库未收之因。李冬梅《魏了翁〈周易集义〉考辨》以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为例,考辨《周易集义》的成书、刊刻、体例内容,评价其融汇象数与义理的思想特色。陈旭辉《魏了翁〈周易集义〉复原方案》提出复原《周易集义》原貌的方案,基于现存善本(如国图宋刻本)与历代著录。这些研究共同厘清了《周易集义》集宋儒易说与《周易要义》节录注疏的性质区别,系统考证了其成书、刊刻与流传,并提出复原方案。

在思想研究上,蔡方鹿先后在《魏了翁评传》和《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中认为魏了翁的易学思想以综合义理与象数两派,强调于象数中求儒家义理为特点。他推崇邵雍“以易观心”的观点,提出理不遗数、“义理象数俱当留意”的思想,便是其特点的体现。于此,他认为治《易》应以义理为宗,义理学大师王弼的易学“独冠古今”;但和朱熹一样,又认为《周易》本是卜筮之书,辞、变、象、占应是理解《周易》的基本纲领,主张以象数求义理。粟品孝《宋代理学名儒与四川易学》继承其说,进一步认为魏了翁既私淑张行成,推崇邵雍易学,同时又宗仰朱熹,积极讲传、发展朱熹易学,发挥朱熹程邵归一、数理结合的易学思想。金生杨在《论魏了翁的易学思想》一文中,考察出魏了翁注重象数学,深刻研究了邵雍的易学思想,提出“性善之义具于《易》”,并对河图洛书、先后天易学源流及有关分歧作了进一步考证,得出图书相通的结论。又在《魏了翁研〈易〉历程考》一文中,考察了魏了翁在靖州期间,总结前人学术成果,编写《周易要义》及《周易集义》两书的过程。邹啸宇在《〈易〉以明心显性——魏了翁易学义理观探析》一文中,考察发现魏了翁的易学以谈“义理”为本,融会贯通了易学与理学之心性论,强调《易》以明心显性。刘舫《从〈周易正义〉到〈周易要义〉:“以纬证经”的存与化》,《周易要义》对《周易正义》中的“谶纬”之去,并非凡“纬”必除,而是切断经义推衍禨祥的纽带,反映出自然知识逐渐剥离于人事的观念。赵云洁在《魏了翁〈周易要义〉科学思想研究》中阐述了天文学科学思想及易学科学思想,后者包括《周易要义》体例、卦德科学思想等分析。沈云的硕士论文《魏了翁易学思想研究》认为魏了翁立志将程颐易学和邵雍易学融合为一体。结合当时的社会风气、疑经风气的转变、谶纬现象探讨魏了翁易学形成的时代背景。并从易学宗旨、《易》与圣人的关系、象数与义理的关系3个方面探讨魏了翁的易学观,概括魏了翁易学思想主要包括“阴阳相感而生”的天道观,“继善成性”的心性论和“穷理尽性”的工夫论3个部分。最后揭示魏了翁易学对章句之学的推崇、义理之学的回归以及对自得精神的重视的思想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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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诗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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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献研究上,杨青华《魏了翁〈毛诗要义〉文献学研究》全面研究《毛诗要义》的成书、版本、校勘价值及诗学思想,比勘阮刻本纠谬补缺。其后,杨青华发表专文《〈毛诗要义〉文献校勘价值述略——以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院刻本〈毛诗注疏〉为参照》来探讨《毛诗要义》的校勘价值,认为其“在补正院刻本〈毛诗注疏〉的脱文、讹文、衍文、倒文,以及对于补正院元〈毛诗注疏校勘记〉结论之是、结论之非、不作按断之条目有文献参考价值”,表明《毛诗要义》对清阮元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刻本《毛诗注疏》及《毛诗注疏校勘记》有参考价值。唐婷《魏了翁〈毛诗要义〉研究》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毛诗要义》的成书、版刻、流传、版本情况及其体例、评价状况进行系统研究,还对其摘录版本进行探讨。魏了翁谪居靖州期间完成《九经要义》,其中《毛诗要义》是其摘录《毛传》《郑笺》《正义》的要点而成。《毛诗要义》的摘录原则、阐释特征等体现出魏了翁对《诗序》的遵从,对毛郑以“礼”说《诗》的认同,故《毛诗要义》是属于南宋尊《序》派的《诗》学著作。

在思想研究上,蔡方鹿认为魏了翁受到以往“诗学”,特别是理学家“诗学”的影响,主张“《诗》以吟咏情性为主”,把《诗》与义理相结合,反对单纯以声韵为工的做法,表现出宋学与汉学的区别。但他对《诗经》本义也予以关注,并勾勒出《毛诗》的要义。李冬梅《宋代巴蜀〈诗经〉学浅谈——尤以三苏、魏了翁为重》一文认为魏了翁《毛诗要义》义理与考据并重,还体现了理学家“诗以吟咏情性为主,不以声韵为工”的《诗》学主张,具有独特的巴蜀色彩,也是《诗经》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曲艳秋在《论魏了翁〈毛诗要义〉的研究价值》中探讨了其中的文学思想、理学特征、政治思想。杨青华的硕士论文《魏了翁〈毛诗要义〉文献学研究》同样认为魏了翁在诗学上主张“吟咏性情为主,不以声韵为工”,重视《诗谱》以察兴衰,对《诗序》持开放态度,不固守门户,排斥纬书但不妄删。唐婷《魏了翁〈毛诗要义〉研究》一文揭示《毛诗要义》的尊《序》立场与以“礼”说《诗》的特征,明确其属于南宋尊《序》派著作。并从名物制度、与史互明、关注毛郑异同三方面梳理《毛诗要义》特征,认为贯穿其中的是魏了翁对《诗经》真实面貌的追求,遵从的是《诗序》和毛郑“以礼为重”的诗学传统。又在《魏了翁对〈诗经〉的阐释及其理学思想》中认为《毛诗要义》完全遵从《诗序》,不取朱熹“淫奔”之说。魏了翁认为《诗经》是政教经典,不应从“男女私情”角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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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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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了翁《九经要义》对“三礼”均有著述,其中《礼记要义》和《仪礼要义》二部仍存于世,《周礼要义》现已不传。《鹤山集》收有《周礼折衷》四卷。蔡方鹿在《魏了翁评传》等书中对魏了翁的“三礼”学作了简要叙述,认为魏了翁整理“三礼”是为了剔除混杂在经书里的非圣贤之语,以复圣贤本义。

(一)《周礼折衷》

在文献研究上,郭善兵《魏了翁〈周礼折衷〉征引、改写儒家文献考》首次专门分析《周礼折衷》的文献处理方式,指出其“增、删、改、移”的具体手法,并客观评价其“割裂文献”之弊与“校勘补佚”之利,研究视角独特。孔祥军《宋刊〈周礼折衷〉引经校考》,校考《周礼折衷》引经文本,分析其与底本(如郑玄注、贾公彦疏)的异同。此外,郭齐、尹波通过整理《鹤山集》,对《周礼折衷》多有辑佚、补阙。在《魏了翁佚文发覆》一文中,从鸣野山房影钞本卷107及《鹤山文钞》卷末《周礼折衷》之四,辑录《周礼折衷》下《司裘》篇至《夏采》篇;《魏了翁文集刊刻流传考》记载了《周礼折衷》的刊刻流传;在《〈四部丛刊〉本〈鹤山先生大全文集〉整理发覆》中对《周礼折衷》有所补阙。

在思想研究上,杨世文《魏了翁〈周礼折衷〉析论》《从〈周礼折衷〉看魏了翁的经典观》通过《周礼折衷》梳理该书的成书背景、版本源流、内容结构及魏了翁的整体经典观,反映出魏了翁对《周礼》的态度及魏了翁其他著述,归结出魏了翁的经学观点,即:强调经典的价值,衡评汉宋学术流弊,倡导回归经典。这种在当时独树一帜的经典观得到了后世的公认。夏微在《魏了翁〈周礼折衷〉经学特点探析》归纳了魏了翁的《周礼》学观点,认为《周礼》完整,残缺为流传过程中造成;《周礼》见疑于后世是因为汉儒解经的分期与失误;对郑玄《周礼注》和王安石《周官新义》都持辩证的态度。具有尊经疑注、兼收并蓄、注重义理与实证、批判性与现实关怀的特点。郭善兵《魏了翁〈周礼折衷〉对周代礼制的考释》系统梳理并评价了魏了翁在其著作《周礼折衷》中对周代礼制的考释内容,认为具有兼顾宏观、微观问题;择善而从,基本无门户偏见;受佛教、道教思想学说影响;有所创新等特点。不过由于其考释深度不足、创新有限,加之未能涉足核心礼制议题,导致其在后世影响不大。

(二)《周礼要义》

张涛《〈周礼要义〉遗文的基础研究》,首次从《永乐大典》残卷及清乾隆时三礼馆《永乐大典》辑录稿中系统辑出《周礼要义》佚文,分析其体例、取材及底本特征。并敏锐地指出自《永乐大典》起,魏了翁原书正文已遭摒弃,今存几乎全是“类目”,揭示了《永乐大典》编纂对原书的改造,为研究已佚《要义》提供了全新范本。

(三)《礼记要义》

瞿林江是《礼记要义》研究的主要学者,《魏了翁〈礼记要义〉研究》12第一部对魏了翁单经《要义》的深度文献学研究的学位论文,认为《礼记要义》的版本以宋刻本为善,并研究了其成书过程、体例及校勘价值。其后《论宋刻本〈礼记要义〉的版本性质及其校勘价值》进一步论证了宋刻本《礼记要义》33卷为宋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徽州紫阳书院刻本,所据底本为单疏本。对阮元《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正义》、八行本《礼记正义》等具有较大校勘价值。又《魏了翁〈礼记要义〉发覆》梳理了《礼记要义》的版本与宋刻本的用字特征和流传情况、成书时间与内容体例,进而揭示其校勘学价值。潘斌《魏了翁的〈礼记要义〉》指出《礼记要义》简易不繁、方便读者,具有新经学古、汉末兼采的特点。黄泽夫《读魏了翁〈礼记要义·中庸〉札记二条》针对上述《宋明理学史》中对《九经要义》的否定进行了批驳,显示出《礼记要义》对郑注、孔疏的删削裁汰。

(四)《仪礼要义》

张素梅《〈仪礼要义〉版本考述》考述《仪礼要义》的宋刻本与清抄本(如严元照精抄本),评价其版本价值。填补《仪礼要义》版本研究空白。王红娟在其博士论文《魏了翁〈仪礼要义〉整理与研究》中采用台北故宫博物院据宋淳佑十二年魏克愚徽州紫阳书院刻本影印本作为校勘底本,参校他刻、抄本,及《仪礼注疏》校勘、研究成果,矫枉改错,标以句读,撰成整理本。对《仪礼要义》中的体例、内容主旨、结构体系、特点、版本流传均有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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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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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传要义》。蔡方鹿在《魏了翁评传》中阐发了《春秋左传要义》中尊王、重民的政治思想。野间文史《魏了翁〈春秋左伝要义〉について》将《春秋左传要义》与清阮元《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阮刻本《左传注疏》以及阮《记》未引的早期版本(如正宗寺本《春秋正义》)进行系统对勘。认定《春秋左传要义》所依据的底本是当时通行的“十行本”《春秋正义》,而非更古老的单疏本或更精善的“八行本”。经历了从“十行本”到“四库抄本”的二次传抄,不可避免地引入了新的讹误,使得它作为校勘资料的价值,远逊于那些有早期刻本传世的同系列著作。

《尚书要义》。《魏了翁评传》认为,魏了翁生活在朱熹之后,却未疑《古文尚书》,对《尚书》一经所做的工作便是摘录注疏中的精要之语,编排索引,以醒读者之目,便于检阅。既无大的发明,也无大瑕。

《论语要义》。瞿林江作《〈宋史·艺文志〉勘误一则》,纠正《宋史·艺文志》将《论语要义》卷数误作“一十卷”,当为“二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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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载《巴蜀史志》2025年第6期)

作者 :姜 雪(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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