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雨夜的小树林,我把女知青按在树上,她却搂得更紧

我叫周成林,1955年生,1982年27岁,在北河公社砖瓦厂烧窑。厂里每月给我发三十六块钱。我爹在生产队管农具,我娘腿脚不利索,家里还有个妹妹,在镇中学念书。

那年秋天,知青点来了个上海姑娘,叫许曼。她比我小两岁,在队里记工分,也帮小学代课。她家里催她回城,她却一直没走。我们处了大半年,旁人都说差不多该定下来了。

偏偏在一个下雨夜,我把她按在小树林的树上。她没躲,反倒搂得更紧。第二天,她却跟我说,这事不能算数。

那晚之前,我一直以为她是愿意跟我过日子的。

雨下得急。

从知青点到砖瓦厂,得过一片小树林。我刚下夜班,雨披挂在肩上,鞋里灌满了泥。许曼抱着个搪瓷饭盒,缩在树底下。

我问:“你咋还在这儿?”

她说:“我爸来信了,催我回上海。”

“那你回不回?”

她捏着饭盒沿儿,指头冻得发白:“我不想回。可我也不敢跟你过一辈子。”

这话挺冲。我脸上发热,心里却像让人泼了盆冷水。

我说:“你拿我当啥?”

她抬眼瞅我:“当个好人。也当个能带我回城的人。”

我没听明白。

她把话说明白了:“我想留下来,可我不想一辈子困在这儿。你要是能去县城,我跟你。你去不了,我就回上海。”

雨点打在树叶上,啪嗒啪嗒。

我没应声。她又问:“你敢不敢娶我?”

我说:“敢。”

“那你得先答应我一件事。”

“啥事?”

“别让我在这儿过一辈子。”

我把雨披往她那边遮了遮。那晚没再说别的。

先头那阵,还真不错。

她会把食堂剩下的玉米饼,用油纸包好,塞进我工具箱。怕我嫌凉,临走还会拿手捂一会儿。

我窑里烧坏一批砖,扣了六块钱工分。她没劝我,只从书包里摸出个钢笔套,说:“我哥寄来的,给你装笔。”

我娘咳嗽厉害,她下工后跑来帮着挑水。水桶放下,她还拿抹布擦了灶台边溅出的泥点。

我娘嘴上不饶人:“姑娘家手嫩,少干这个。”

许曼说:“婶子,我手没那么金贵。”

我娘转头跟我说:“这姑娘直,有啥话你听着点。”

那时我听了,心里热乎。

事情是从一封信变的。

邮递员把信送到知青点,许曼拆开,只看了一眼,就把信折成四方块,塞进衣襟。纸角露着红章。

我问:“家里又催你?”

她把书包带往肩上扯:“催也没用。”

我伸手想看看,她侧身躲了。

“你藏啥?”

“我家的事。”

我把手收回来,没再追问。可那封信在我心里硌了好几天。晚饭时,我娘问起她,我只说她家里来信了。

没过两天,许曼来厂里找我。她站在窑棚门口,捏着一张皱巴巴的纸。

“县运输站招临时工,能去不?”

我擦着手上的灰,凑过去看。招工纸上盖着章,要求有熟人担保。她说一个在县里的同学能帮忙递材料,只缺路费和介绍信。

我算了算,去一趟县城要三块多。

“你去报名,我给你凑钱。”

她看了我一眼:“别说得轻巧。你家也缺钱。”

“我有。”

我把攒着给妹妹买课本的四块钱拿出来,压在桌角。她没拿,先问:“你不后悔?”

我说:“先试试。”

她后来还是去了。回来时带着一块断了齿的红梳子,说同学没办成。她把梳子放进我掌心:“算我欠你的。”

我把梳子揣进兜里,没好意思说那四块钱不用还。

又过了一阵,厂里分了两床旧棉絮。许曼听说我娘夜里脚冷,拎着棉絮上我家。她和我娘一块拆开,把最薄的那床垫在我娘脚底。

我娘要推,她按住了被角。

“婶子,您先盖着。我那儿还有。”

她走时,雨鞋底带进来的泥,叫我一块一块扫干净了。

我心里想,回不回城,至少她不是光顾着自己。

可第二天,她就把另一床棉絮拿回去了。

我见她提着棉絮从院门出去,追了两步:“不是说你那儿还有吗?”

她没停:“点里有人病了,借去盖两晚。”

“你咋不跟我说?”

她把棉絮往肩上一颠:“你又没问。”

我站在门槛上,瞅着她背影。娘还在屋里,我没追上去。那两床棉絮本来就是厂里发的,我也没资格说她送不得。

那天晚上,我睡得不踏实。第二天她来找我,我还是把半截红薯递给她。她接过去,没提棉絮,我也没提。

我以为这就过去了。

真正让我不舒服的,是她开始替我做主。

队里开会,干部说县里技校还招两个学徒。我报了名。许曼在散会后拽住我的袖口,指甲掐着那道窑灰印。

“你别去了。”

我说:“我想学修机器。”

“学了又咋样?还不是回生产队。”

“去了才知道。”

她松开手,转身就走。到路口又回头:“我一个人留这儿,你倒能走?”

我愣了下,没接话。

那晚我回家,把报名表放进抽屉。第二天我娘看见了,拿出来拍了拍桌子。

“你自己的路,别叫人一句话堵死。”

我把表重新交了上去。许曼听说后,三天没来找我。第四天她把一袋炒黄豆放到窑棚窗台,隔着窗说:“我不是不让你学,我是怕你去了就不回来。”

我拿起豆袋,没问她凭啥怕。

她话说得软了,我也就没再计较。可那张报名表上沾了点油,我用袖子擦了好几遍。

接着是我娘的药钱。

我娘去公社卫生院看腿,医生开了两瓶药,一共七块四。我从工资里掏出钱,揣进裤兜。许曼正巧来我家送针线,瞧见药瓶,问多少钱。

我说:“没多少。”

她没再问。隔天晚上,她把一张两元纸币塞在我烟盒底下。

我拿着钱追到知青点门口:“我娘的药,我自己能买。”

她往门里退了一步:“不是给你,是给婶子的。”

“那也不能拿你的。”

“我也吃过她做的饭。”

这话没错。我没法跟她硬顶,钱最后还是退了回去。她接过时,脸一下沉了。

“你要跟我分这么清?”

我说:“我不想欠账。”

“你就爱算这个。”

她转身进门,门闩哐地落下。我揣着那两元钱往家走,手心全是汗。到家我把钱放在桌角,娘看见了,只说:“谁的钱,记清楚。以后还。”

那阵子我开始算账。不是算她给了我多少,是怕我连自己的事都管不住。

她又提起回城。

她爸在上海厂里找了个师傅,说可以帮她安排工作,只缺一张结婚证明和一份介绍。她把信放到我面前,手指压着那道折痕。

“咱们先把证领了。”

我问:“你不是说要去县城?”

“县城的事不稳。上海至少有着落。”

“那我呢?”

她低头抚平信纸:“先跟我去。到了再想办法。”

我盯着那张信纸,脑子里全是我娘的药、妹妹的书,还有砖瓦厂的名额。我不是不想跟她走。我想过,真跟着她去上海,说不定也能找个活干。可她一句“先跟我去”,听着像给我留了门,又像已经把我的路排好了。

我说:“我得先问清楚。”

她把信抽回去:“你总要问清楚。”

我没吭声。

那句“总要问清楚”,像根刺。我不敢拔,也没法当没听见。

雨夜那天,我本来去知青点找她。她听说我去过县技校的面试,没等我开口,就说她爸又来信了,叫她月底前回上海。

我问她:“你还要我去吗?”

她说:“你跟我走,什么都好商量。”

“你前头说过,不叫我一辈子困在这儿。”

“我记得。”

“那你现在呢?”

她沉默了一会儿:“我顾不上那么多了。”

这话我听着窝火。可我也怕她真走。她往门外冲时,我抓住了她手腕。

她挣了一下:“松开。”

我攥得更紧,拉着她走进小树林。雨把她头发打湿了,她抬手推我,我把她按到树上。手掌抵着树干,隔着雨衣也能听见我喘气。

我说:“你不是说,要跟我过日子吗?”

她没回答。她的手却抱住了我的腰,搂得比平时还紧。

我心里猛地一松,低头想吻她。她仰着脸,眼泪混在雨水里。

“成林,我舍不得你。”

我刚松开手,她又抱紧了些。

“可我不能留下。”

这回我听清了。

我把她放开,往后退了半步:“那你搂我干啥?”

她伏在我肩上,声音发颤:“我怕一松手,就再也抱不到了。”

雨顺着树皮往下淌。我那时才明白,她抱紧我,不是答应嫁我。她只是舍不得走。

我没再拦她。

第二天,我去知青点找她。门边放着一只旧藤箱,盖子没扣严,露出一条蓝围巾。她的车票是月底的。我站在院里,手指上还留着昨晚那道树皮刮痕。

她说:“你别送了。”

我问:“你真不等了?”

她摇头:“等不起。”

我喉咙发紧,半天才说:“你走,我不拦。可你不能一边要我跟你走,一边把我的去处都替我定好。”

她看着我,没反驳。

“我没想害你。”她说。

“我知道。可这日子我不敢赌了。”

我把那截红梳子还给她。她接过去,没说话。两个人站了会儿,谁也没哭出声。

我转身回家,娘正坐在门槛上择豆角。她没问结果,只把一把豆角递给我。

“还去考试不?”

“去。”

“那就去。路费我给你垫。”

我把家里最后一只存钱罐敲开,凑出八块六。三天后,我搭上去县里的早班车。车窗漏风,手边压着报名表。我把表角抚平,没再往回看。

县技校的面试过了。我没进运输站,也没去上海。后来留在县机修厂,先当学徒,工钱每月二十九块。许曼临走前托人送来一封信,说她进了纺织厂,住集体宿舍。她没提那场雨,我也没回信。

秋天我回家,娘把晒好的豆角塞进竹筐。妹妹在一旁念课文,念错了三遍。我拿起铅笔,替她把那个字圈出来。

窗台上,雨鞋还没干。我把鞋口朝外摆正。

“这回别忘了晾。”娘说。

“记着呢。”

作品声明:以上生成为虚构故事,请勿与现实生活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