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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中旬,桂北荔浦一间低矮的农舍里,78岁的罗守华走完了孤独的一生。

葬礼十分冷清。没有成片的花圈,也没有多少前来送别的亲友,遗体很快便被送去火化。

消息传到长期关注战争受害者的研究人员那里时,这个背负特殊身世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已经化成了一捧骨灰。

罗守华一生没有结婚。

年轻时,亲戚和媒人先后替他说过五门亲事。姑娘起初并不嫌他家穷,可一旦听说他的来历,婚事便没了下文。

从记事开始,他就被村里的孩子追着喊“东洋仔”。

这个称呼跟了他七十多年,像一块烧红的烙铁,反复压在同一道伤口上。

他小时候患过眼病,由于没有钱医治,后来落下严重的斜视。小学四年级没读完,父亲便让他回家放牛砍柴。

最绝望的一次,他病得浑身发抖,家里却拿不出看病的钱。他趁四下无人喝了农药,幸亏邻居及时发现,才保住性命。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偏见折磨了大半生的人,后来站在东京一座会场里,当着数百人的面,说出了五个字。

那一刻,会场先是一片寂静,随后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他的母亲韦玉兰,1921年出生在广西荔浦一户壮族农家。

1944年冬天,她被侵华日军掳走,在马岭附近的一处据点里遭受了近三个月的凌辱。逃回家以后,她发现自己怀了孕。

1945年农历八月,罗守华出生。

一个无辜的孩子,从降生那天起便被迫替战争承担罪名;一个受尽伤害的母亲,也因此继续承受了半个多世纪的羞辱。

母子俩在贫困、指责和躲闪的目光中相互搀扶,直到2020年夏天,99岁的韦玉兰离开人世。

曾有纪录片团队把镜头对准他们,也有学者和志愿者走进那座偏僻山村。

可拍摄结束以后,他们依然要面对柴米油盐,面对那些未经邀请便落在身上的目光。

战争留下的伤口,从来不会因为枪声停止便自动消失。

它会藏进一个人的沉默里,也会转移到下一代身上,让没有参加过战争的人继续承受战争的后果。

【一】战火逼近:1944年的桂北山村

韦玉兰出生的石桥屯藏在群山之间,几十户人家沿着山脚零散分布。村民靠种稻、种薯和砍柴过日子,很少有人去过县城。

她十七岁那年,经长辈做主,嫁给了邻村的罗明德。

罗明德没有多少田产,却肯卖力气。农忙时夫妻俩天不亮便下田,天黑后才踩着泥水回家。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出生不久便夭折了。1943年,韦玉兰又生下一个女儿,乳名叫阿秀。

家中经常揭不开锅,但孩子会笑,会伸着手要母亲抱。对这对年轻夫妻来说,这样的日子已经算得上安稳。

那时的韦玉兰不识字,也说不清外面的战局。

她只知道每天喂鸡、挑水、插秧,晚上坐在油灯旁补衣裳。丈夫编竹筐,她就把熟睡的女儿放在腿边。

1944年春天以后,山路上忽然出现了许多逃难的人。

他们背着被褥,挑着锅盆,有些人脚上的草鞋已经磨烂,仍不敢停下来休息。

有人说日军正在向广西推进,经过的地方房屋被烧,粮食被抢,男人和女人都可能遭殃。

村中老人催促大家进山躲避,年轻人却舍不得刚收回来的稻谷。还有人抱着侥幸,觉得石桥屯太偏,军队未必找得到。

罗明德在屋后挖了一个浅坑,把仅有的一点粮食和两件冬衣埋进去。

他也想带妻女离开,可夫妻俩没有远方亲戚,更不知道逃到哪里才能真正安全。

入冬以后,枪炮声一天比一天近。

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而发动大规模进攻,桂北许多县镇相继失守。原本安静的村庄,也被战争猛然撕开。

一个清晨,山外传来接连不断的枪声。

有人冲进屯里大喊日本兵来了,紧接着,狗叫声、哭喊声和房门被撞开的声音同时响了起来。

韦玉兰来不及收拾东西,只用布带把一岁多的阿秀缚在背上,跟着人群往山坡上跑。

山路湿滑,她背着孩子,没跑出多远便落在了后面。

几名端着刺刀的日本兵很快追了上来。韦玉兰想钻进灌木丛,一把刺刀却挑断了她肩头的布带。

孩子摔在草地上,吓得放声大哭。

韦玉兰扑过去抱住女儿。她以为刺刀下一刻便会落在自己身上,没想到士兵只是用枪口顶着她,逼她往山下走。

村口停着一辆军车。

车厢里已经挤着几个被抓来的女人,有人捂着脸抽泣,有人目光发直,像是已经听不见周围的声音。

韦玉兰抱紧女儿,被推上车时摔了一跤,膝盖立刻渗出血来。

卡车沿山路向外开,一路上走走停停。每停一次,便有新的女人被士兵押上来。

她不清楚车开了多久,只记得天色一点点暗下去,女儿饿得哭不出声,身体软软地伏在她怀里。

傍晚,车终于停在马岭附近的一处村庄。

高墙后立着炮楼,院门口有持枪士兵巡逻。院子里不时传来吆喝声,还有军犬拉扯铁链的低吼。

韦玉兰和其他女人被推进一排阴暗房间。

门在身后关上的那一刻,她还不知道这里叫什么,也不明白日本兵为什么单独关押她们。

她只知道,自己和女儿已经落进一个无法呼救的地方。

【二】三个月暗夜:据点里的囚禁

那处院子原本属于当地一户人家,日军占领以后,在旁边增设炮楼和岗哨,又把几间房屋用来囚禁妇女。

屋里铺着发霉的草席,窗户被木条钉死。女人们白天不能随意出门,只有在士兵看守下才能去院角取水。

被抓来的第一个晚上,韦玉兰便遭到了侵犯。

日本兵推门进来时,她死死护住衣襟,抱着女儿缩到墙边。那人抽出刺刀,在她面前晃了几下。

锋刃抵住她的腹部,她不敢再动。

女儿就在几步外哭泣。为了不让孩子的声音引来更多人,她只能咬住嘴唇,把哭声硬生生压回胸口。

从那以后,每一天都变得漫长而可怕。

士兵来时,她们不能拒绝;士兵离开后,她们也不敢大声哭。谁若反抗,轻则挨打,重则被刺刀威胁。

有时一天会进来三四个人。

他们年龄不同,说着她听不懂的话,却用同样冷漠的方式把她当成没有尊严、没有感觉的物件。

偶尔有士兵拿一块糖逗阿秀,想让孩子安静下来。

韦玉兰看到那块糖,心里没有一丝感激,只觉得寒冷。给孩子糖的人,转身便会继续伤害孩子的母亲。

同屋的女人有人发起高烧,几天后便再也没有醒来。

还有人趁夜翻墙,被岗哨发现后拖回院中。第二天,房里的人再也没有见过她。

韦玉兰不止一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可每当她低头看见女儿蜷缩在怀里,她又不得不撑下去。阿秀还太小,若母亲死了,连一口水都讨不到。

她开始逼自己吃东西。

士兵扔进来的冷饭已经发酸,她也一口口咽下去。只有活着,她才有机会把孩子带回家。

日子久了,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腹部时常疼痛,双腿也浮肿起来。她无法计算过去了多少天,只能从屋外变冷又渐暖的风里判断时节。

后来,她发现自己的月事迟迟没有来。

起初她以为是饥饿和惊吓所致,可身体出现的变化越来越明显。她终于明白,自己很可能怀孕了。

这个念头像一块石头砸进心里。

她恨不得立刻把腹中的生命连同自己一起毁掉,可看着身旁熟睡的阿秀,她又本能地想活下去。

她不能让两个孩子都死在这座院子里。

从那以后,韦玉兰开始悄悄观察岗哨。

院门白天看得很严,夜里却偶尔有人喝酒。后半夜换岗时,会出现一段短暂的混乱。

她不敢马上行动。

一旦被抓回来,不仅自己活不成,女儿也可能遭殃。她等了许多天,把逃跑的念头藏在心里,没有告诉任何人。

一天深夜,院外忽然传来杂乱的脚步声。

几名士兵被临时调走,剩下的人在另一侧喝酒。韦玉兰发现门闩没有完全扣牢,便轻轻推开了一条缝。

她用布带重新把女儿缚在背上,赤着脚钻出房间。

经过墙角时,阿秀动了一下。韦玉兰吓得浑身僵硬,赶紧腾出一只手,捂住孩子的嘴。

她趴在沟边等了许久,确认没人追来,才沿着杂草丛生的小径往外爬。

据点外有大路,也有一条通向山里的窄路。

她怕大路设有岗哨,便钻进小路。荆棘割破了手背和脚踝,她顾不得疼,只是不停向前走。

天快亮时,她躲进一片芭茅草中。

母女俩一整天不敢发出声音。直到远处的动静渐渐消失,她才背起孩子继续赶路。

第二天傍晚,她依旧没有找到回村的方向。

山脚下有间亮着灯的土屋,一位独居的老人见她满身泥血,什么也没有多问,只让她们藏进柴房。

老人抱来一捆干草,又端来一碗稀粥。

阿秀饿得直抓碗沿。韦玉兰一边喂孩子,一边控制不住地发抖,连一句完整的感谢都说不出来。

老人告诉她,顺着溪水往上游走,再翻过两道山梁,便能到新坪一带。

临走前,老人又塞给她两块煮熟的芋头,低声安慰她:“往前走,别回头。”

韦玉兰背着孩子又走了一整天。

脚底磨破后,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刃上。她几次跌倒,又扶着树干爬起来,始终没有松开背带。

天黑前,她终于看见熟悉的山坡和屋顶。

罗明德正蹲在门边吃饭,看见院外站着一个衣衫破烂的女人,好半天才认出那是失踪近三个月的妻子。

他放下碗,愣愣地说:“你还知道往家里走,我以为你回不来了。”

这句并不温柔的话,却让韦玉兰瞬间哭倒在门槛上。

她以为只要踏进家门,噩梦便算结束了。

后来她才明白,军营里的三个月虽然可怕,回乡后的几十年同样漫长。

【三】归乡以后:真正漫长的煎熬

韦玉兰回家时,脚底已经溃烂。

罗明德请村里懂草药的人替她包扎,又给她熬了米汤。最初几天,他对妻子失而复得确实感到庆幸。

可当他知道妻子在据点里经历过什么,态度便慢慢变了。

村里几位年长的妇人劝他,韦玉兰是被人用刺刀抓走的,受害不是她的过错,更不该成为嫌弃她的理由。

道理罗明德并非听不懂。

可他一想到妻子受过的侮辱,再听见村里的窃窃私语,心里的痛苦和屈辱便纠缠在一起,最后变成了沉默与冷漠。

他常常天不亮便扛着柴刀出门,一个人在后山待到天黑。

韦玉兰想同他说话,他不是转身离开,便只丢下一句:“别再提那些事。”

回家不到一个月,阿秀开始发烧腹泻。

孩子在据点里挨饿受冻,身体早已被拖垮。家中请不起医生,草药吃了几副也没有好转。

一个寒冷的清晨,阿秀死在母亲怀里。

韦玉兰抱着孩子坐了很久。她没有大哭,只是一遍遍摸着女儿冰凉的脸,不肯让家人把孩子抱走。

女儿下葬后,她身体的变化越来越明显。

村里的接生婆替她摸过肚子,确认她已经怀孕。按照时间推算,这个孩子不可能是罗明德的。

消息很快传遍了村子。

有人隔着院墙议论,有人借送东西之名来看热闹,还有人直接说她怀的是日本兵留下的“孽种”。

韦玉兰不敢出门。

她觉得自己只要走到人前,所有目光都会落到腹部。夜里闭上眼睛,又会看见据点里的刺刀和木门。

一天中午,她趁家里没人喝下了农药。

邻居闻到气味,赶紧把她抬出去灌水催吐。她在床上昏迷了很久,总算捡回一条命。

婆婆坐在床边守了她一夜。

老人对她说,孩子本身没有罪。家里已经失去两个孩子,若再伤了身体,将来想生也未必能生。

罗家确实盼着一个孩子延续香火。

韦玉兰不知道婆婆留下这个孩子,究竟是出于怜悯,还是为了家族血脉。可她已经没有力气再寻死一次。

1945年农历八月初六,孩子出生了。

那时日本已经宣布投降,远处的枪声渐渐停息。罗明德沉默许久,最终还是让孩子随自己姓罗。

婆婆给他取名守华,希望他平安长大,也希望这个出生于战乱尾声的孩子能守住自己的家园。

可是,名字没能挡住流言。

“日本种”“东洋仔”“鬼子留下的孩子”,各种难听的称呼,几乎陪着罗守华一起长大。

韦玉兰每次听见都心如刀割。

她想解释,自己并非自愿;想告诉别人,孩子没有选择父亲的权利。可在那个闭塞的村庄里,很少有人愿意耐心听她说完。

罗明德没有把罗守华赶出家门,却也很难真正接纳他。

他一看到孩子的脸,便会想起妻子被掳走的经历。那段记忆既让他痛恨日本兵,也让他无法摆脱所谓颜面的折磨。

后来,他开始在气头上辱骂妻子。

韦玉兰从不还嘴,只低着头继续做饭、喂猪、下田。她知道丈夫同样被战争伤害,却也清楚这些伤害最终都落到了自己和孩子身上。

罗守华九岁那年,韦玉兰又生下一个儿子。几年后,家中再添了一个女儿。

孩子多了,粮食更不够吃。

弟弟妹妹能分到白米饭时,罗守华的碗里往往是红薯和杂粮。父亲赶集带回糖果,也很少有他的份。

罗明德让另外两个孩子继续读书,却在罗守华读到小学四年级时,将他叫回家放牛。

“家里养不起闲人,你年纪大,该干活了。”

罗守华没有争辩。他把课本压在木箱最底层,第二天便跟着大人上山砍柴。

他的眼睛从小就有毛病,看东西总是重影。

家里没钱带他去县城,病情拖得越来越重。后来双眼明显斜视,村里的孩子便又给他添了新的绰号。

他们玩打仗游戏时,总让罗守华扮日本兵。

其余孩子拿木棍和石子追着他打,嘴里喊着抓鬼子。罗守华若是不肯参加,他们便说,他本来就是日本人的儿子。

小时候,他并不知道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他问母亲,为什么别人都叫自己“东洋仔”。韦玉兰正在灶前烧火,听完突然别过脸,只说让他别理那些人。

他看见母亲在擦眼泪。

大约十岁时,他跟伯父上山放牛,终于听见了身世的来龙去脉。

伯父没有说得太细,只告诉他,战争时母亲被日军抓走,回来后才生下了他。

许多事情一下子有了解释。

父亲为什么不喜欢他,村里人为什么躲着议论,母亲为什么每次听见“日本”两个字都会沉默,他似乎都明白了。

可这种明白没有给他带来轻松。

他开始怨恨那个从未见过的生父,也怨恨所有伤害过母亲的人。有时被欺负得狠了,他甚至会怨母亲为什么要把自己生下来。

这些话,他从未当面问过韦玉兰。

每次看到母亲佝偻着背在田里劳作,他又清楚,那个最没有资格被责怪的人,恰恰是她。

年轻时,罗守华也曾想过成家。

媒人先后介绍了五个姑娘。有的见面后愿意继续来往,有的甚至已经谈到聘礼,可身世一传到女方耳中,一切便戛然而止。

“家里人不同意。”

“不是嫌你穷,是怕以后让人笑话。”

类似的话,他听过许多次。

到后来,再有人提亲,他总是先把自己的身世说清楚。他不想看见别人从客气变成惊惧,也不愿再接受一次突然的拒绝。

就这样,他一直没有结婚。

父亲去世后,弟弟妹妹各自成家,他则留在老屋陪伴母亲。两个人种几块薄田,靠红薯、稻谷和零散收入维持生活。

他们很少谈当年的事。

韦玉兰不愿回忆,罗守华也怕揭开母亲的伤口。可不谈并不意味着伤痛消失,它只是藏在两个人共同的沉默中。

有一年,罗守华病得很重。

他没有钱去医院,又觉得自己活着只会拖累母亲,便偷偷喝下农药。幸亏邻居来借农具,发现后把他送去抢救。

醒来时,韦玉兰坐在床边,眼睛已经哭肿。

她没有责骂儿子,只握着他的手说:“你要是走了,就剩我一个人了。”

从那以后,罗守华再也没有寻过短见。

他可以怨恨自己的命,却无法把年迈的母亲独自留在世上。

2007年前后,研究战争受害问题的顾文良教授和几名志愿者来到村里,第一次见到了这对母子。

韦玉兰起初不肯开口。

她怕过去的事情传得更远,也怕村里人重新议论。直到对方一次次登门,她才慢慢讲出被掳走和逃亡的经过。

罗守华常坐在门外听。

有些细节,他也是第一次知道。他这才明白,母亲不是简单地被“抓走过”,而是在刺刀下熬过了近三个月。

他对母亲的怨,在那一刻变得无处安放。

顾教授发现,罗守华一直反复追问同一个问题:“我到底算哪里人?”

他身体里或许流着一名日本士兵的血,可他不知道那人的姓名,也不知道对方是否还活着。

他在中国出生,在桂北山村长大,说的是乡音,种的是中国的土地。可七十年来,偏偏有人只肯用一半血缘定义他。

一次谈话中,罗守华突然问:“如果去一趟日本,有没有可能找到那个人?”

屋里的人沉默了。

没有姓名,没有部队番号,没有照片,甚至无法确定是哪一名士兵。寻找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无异于在海里寻找一粒沙。

可大家也听得出来,他未必真想认父亲。

他只是想看清那片让自己背负一生骂名的土地,也想亲口问一句:为什么上一代犯下的罪,要由他和母亲承担?

2010年冬天,一次赴日参加战争受害者纪念活动的机会出现了。

长期关注这段历史的旅日华人周弘,打算邀请韦玉兰母子前往东京,让幸存者当众讲述自己的经历并递交请愿书。

母子俩没有积蓄,来回费用也远超他们的承受能力。

顾文良和妻子拿出一万八千元,又有志愿者补齐其余开支,终于替两人办妥证件和行程。

出发前,村民问罗守华去日本干什么。

他半认真半自嘲地回答:“去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从没见过的父亲。”

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也是他一生唯一一次走出国门。

抵达东京后,罗守华看着街道上的行人和高楼,心情十分复杂。

他发现这里的人与自己想象中不同。可只要母亲的脚步稍微停顿,他便会立刻想起,这个国家的军队曾对她做过什么。

纪念活动当天,韦玉兰坐到台前。

她的普通话并不好,只能夹杂着乡音慢慢讲述。翻译每说完一段,会场里便安静几分。

说到女儿在据点里挨饿,韦玉兰的手开始发抖。

说到刺刀、逃亡和回乡后的怀孕,她几次停下来,像是又被拉回那个无法逃脱的冬天。

罗守华坐在台下,始终低着头。

当母亲说出自己当年曾喝农药寻死时,他突然站了起来,情绪彻底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