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都活八十多岁了,今天终于有了户口,我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还是社会主义好呀!”接过银川市公安局郭建军警官递来的那本崭新户口簿时,秦贵民老人的手在颤抖。八十多年的人生里,他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身份证,没有一个能写进系统里的名字,直到这一刻,他才在法律意义上真正成了“我”。

老人身后,站着25位同样命运的同伴。他们都寄住在银川市兴庆区掌政镇宁红福利院,都是救助站收助的流浪乞讨人员,都是没有户籍的“黑户”。他们从外省区一路流浪到银川,大多伴有不同程度的智力、精神或肢体残疾,说不清自己姓甚名谁,也联系不上千里之外的亲属。没有户口,意味着办不了医保、申请不了低保,连生病住院的费用都得救助站一笔一笔垫付,基层救助机构硬扛多年,账本越滚越厚,苦不堪言。

转机出现在今年4月。银川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在日常工作中注意到这块“硬骨头”,随即组织民警深入福利院走访调查。民警们通过全国救助寻亲网、DNA比对、人脸识别等多种方式反复寻亲,依旧无法核实这26人的真实身份。如果按“先查清原籍、再办理落户”的传统思路,这些人恐怕要在“查无此人”的状态下走完余生。

银川公安没有止步于此。治安支队主动对接市民政局、救助站等部门,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对经公安机关三个月内无法查明身份信息的生活无着落人员,可由承担监护职责的单位申请,在派出所设置的集体户上办理落户——为26人集中办理了集体户口。因为无法得知真实姓名与出生日期,民警们为他们拟定了姓名,根据相貌判断年龄,出生日期统一登记为1月1日。经过约三个月的信息比对、入籍公示与逐级审批,26本集体户口簿终于送进了福利院。

这样的破冰并非银川独有。陕西铜川救助管理站早在2020年就为8位长期滞留人员取名落户,以“铜”的谐音“同”为姓,最小的仅有两个月大;民政部联合多部门下发的专项行动方案,也将“集中开展落户安置行动”列为重点任务,明确要求通过DNA比对、人脸识别、全国救助寻亲网等方式持续核实身份,对滞留超期且查无结果的人员依法予以安置。

户籍不只是盖了章的几张纸,它是公民接入医保、低保、救助等社会保障网络的"开关"。没有这个开关,再完善的福利体系,对个体而言都是关着门的城市。银川这次集中落户的开创意义正在于此——它没有机械套用“查清原籍方可落户”的旧思维,而是在程序合规的前提下倒转了顺序:先落户,寻亲继续。一边是法律的刚性要求,一边是最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银川用行政合力在两者之间搭起了一座原本断裂的桥梁。救助站垫付的重压得以缓解,福利体系的阳光得以照进这个长期被遗忘的角落。

户口簿发放之后,更深一层的追问才刚刚开始:当老人终于在法律意义上“重生”,寻亲工作是不是就该到此为止?全国范围内还有多少说不清姓名的流浪者仍在等待?制度的兜底能否从“特事特办”走向常态化的规则供给?这些问题的答案,决定了秦贵民们的故事是一次温暖的个案,还是一场深刻变革的序章。

一座城市的温度,从来不取决于它的高楼有多高、灯火有多亮,而在于它是否愿意为那些连自己名字都说不出来的人多跑几趟腿、多尽一份心。26本户口簿很轻,托起的却是26个被世界重新“承认”的人生。让每一个生命都被制度看见、被法律保护,这才是文明该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