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清晨6时10分左右,西安未央区元鼎路与明光路交汇处,来自安康白河县的务工夫妻李新银、钱顺凤骑电动车赶往白桦林书香苑工地途中,被一辆重型货车猛烈撞击,二人送医后抢救无效离世。

肇事司机肇事后驾车逃离现场,数小时后被警方缉拿归案;其所驾车辆仅投保交强险,除在交警部门协调下垫付4万元丧葬费用外,再无任何后续赔偿或沟通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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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两名未成年女儿——30岁的姐姐小云与22岁的妹妹小萱,一夜之间失去双亲,还背负着尚未结清的助学贷款债务。

更令人焦虑的是:事故已发生逾月,夫妻二人的工亡性质始终未能确认,多个责任主体相互回避、层层卸责,工伤认定程序停滞不前。

招人时随叫随到,出事时却无人应声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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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在外的劳动者,最深的不安,是否正源于这种模糊不清的用工归属与保障缺位?

两条赔偿路径,并非一句“找司机”就能简单覆盖

2025年10月21日清晨6时10分许,西安未央区元鼎路与明光路口,安康白河籍务工人员李新银、钱顺凤夫妇骑行电动车前往白桦林书香苑项目施工现场途中,突遭重型货车撞击,当场重伤,经全力救治仍不幸离世。

涉事司机事发后弃车逃逸,后由公安机关依法控制;其驾驶车辆仅购置交强险,未投商业三者险,家属仅通过交管部门协调取得对方先行支付的4万元丧葬费,此后再无任何赔付进展或书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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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1月中旬,交警部门仍未出具正式《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两条鲜活生命、一辆仅含基础保障的肇事车辆、一份迟迟未落笔的责任判定——这三重现实,让本就艰难的索赔起点进一步收窄。

工地这条维权通道,比交通事故处理更早陷入僵局

真正最先被堵死的,并非交通赔偿线,而是工地一侧的工伤认定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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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骤然离世后,姐妹俩主动联系项目方,希望协助启动工亡认定流程,却接连遭遇“不归我管”“你该找上一级”“我们只是发包方”的循环式回应。

项目内部层层转包关系逐步厘清:施工总承包单位为中建七局;外墙保温工程由陕西中天杰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接;中天杰能又将劳务作业分包给陕西策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李新银经陈姓工长介绍入场,在该项目从事外墙保温工作达20天;随后将妻子钱顺凤一同带入,共同完成10天施工作业;两人日常穿戴的均为印有“中天杰能”标识的统一工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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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后,中天杰能公司赵姓负责人承认保温工程确由其承揽、劳务部分则交由策越公司执行,但明确建议家属“重点对接劳务公司处理”。

而策越劳务公司陈老板在电话中抛出关键表述:“工人进出很自由,没人规定必须早上六点多来上班。”

这句话直指工伤认定中最核心的构成要件——“上下班途中”这一法定时空范畴能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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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职工在合理时间、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应依法认定为工伤。

劳务公司以“很自由”三字为支点,试图将清晨6时10分骑行赴岗的行为,从法律意义上的“通勤行为”剥离为“个人自主出行”,进而否定“上班途中”的基本前提。

若无固定作息、无考勤约束、无任务指令,“途中”便难成其“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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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工服由谁发放、施工内容由谁安排、入场手续经谁办理、连续30天在同一地点从事同一工种的事实……当这些要素叠加呈现,“自由”二字便难以独立支撑起责任切割的逻辑闭环。

法律铺设了救济路径,落地却需有人引路

针对此类违法分包情形,法律并未留白。自202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明确规定:具备合法经营资质的承包单位,将业务违法转包或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发生工伤的,有权主张由具备资质的承包单位承担全部用工主体责任,包括工伤认定及相应待遇赔付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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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七条亦强调:在违法转包、分包情形下,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须承担工伤保险责任,该责任不以存在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实际考勤记录为必要前提。

执业律师赵良善对此案分析指出:“建筑行业普遍存在多层转包现象,只要总包单位具备合法资质,即便未直接管理工人,也必须兜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没打卡’‘没签合同’可以作为管理疏漏的佐证,绝不能成为推卸法律责任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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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设计虽已预留出口,但出口通往现实的每一步,都需要专业指引与实操支撑:确认适格责任主体、梳理持续性劳动事实、固定事发当日出行目的与路线证据、在事故认定书尚未出具的前提下同步推进工伤认定申请、必要时通过劳动仲裁或司法程序锁定用工主体责任。

姐妹二人中,一人刚结束大学学业,尚有3.2万元助学贷款待偿;另一人年届三十,无法律从业经历,面对的是总包、分包、劳务三方主体轮番表态,以及反复重复的“去找肇事司机”式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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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赋予她们一条可向上追溯的责任链条,但这条链路上每一个节点——材料清单、提交窗口、时限节点、举证要点、救济顺序——都亟需有人清晰标注、全程陪伴。

工伤认定申请法定期限为事故发生之日起一年内,用人单位未申请的,近亲属可自行提出。表面看时限宽裕,可对两个刚刚经历至亲离世、连事故责任书都尚未拿到手的年轻人而言,时间早已不是缓冲资源,而是倒计时的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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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侵权赔偿与工伤保险待遇这两条法定赔偿路径,在法理层面完全兼容并行,但二者运行机制截然不同:前者依赖事故定责与侵权人履行能力,后者仰赖用工关系确认与行政认定效率。

肇事司机一方,交强险赔付上限有限,其个人经济能力薄弱,4万元丧葬费之后极可能面临执行落空;工地一方,虽有明确法律归责逻辑,却需要有人替家属把那条被推诿、被折叠、被模糊的责任链重新拉直、捋顺、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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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一对失去双亲的女儿,在悲恸未愈之际,独自穿行于总包、分包、劳务与“自由用工论”交织而成的责任迷宫,显然背离立法初衷。这不是法律设置的门槛过高,而是执行环节未能及时托住坠落中的家庭。

工亡认定,不该是一场由家属单打独斗、自行取证破局的诉讼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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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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