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据一审庭审旁听记录、辩护意见及公开裁判文书整理。案件尚未宣判,内容仅为法理与证据层面探讨,不预断裁判结果,不构成对办案人员的有罪认定。最终事实与定性,以法院生效裁判为准。
朱世英案里,最刺眼的一个矛盾,不在7.9亿,也不在羁押与否。
而在于——
同一批交易,民事法官看完说“真实买卖”;刑事公诉人看完说“融资性贸易”。
名字怎么叫,几乎决定了这个案子的生死。
一、名字为什么这么重要
在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里,“业务性质”是地基。
如果认定是 真实供应链贸易 :回款逾期属于商业风险、第三方违约、市场波动,不是刑法意义上的“滥用职权造成损失”;
如果硬认定是 融资性贸易 :才可能接上“明知违规、绕过禁令、主动冒险”的行为评价,进而推导渎职。
所以控辩真正交锋的第一战场,不是损失数额,而是——
这批业务,到底是什么?
二、最高法生效裁判已经给过答案
据辩方在庭上出示的材料:
最高人民法院在类似纠纷中明确过裁判要旨——
即使双方之间存在“不走货”的事实,亦不能当然证明合同性质为融资;不能仅凭个别环节瑕疵,否定已经形成的买卖法律关系。
更直接的是本案关联纠纷的既判力:
北投系相关诉讼:兵团三级法院多份生效判决;
万天满星相关诉讼:6起生效民事裁判;
金通达相关诉讼:生效判决;
十几份生效民事判决,无一认定“融资性贸易” 。
判决逻辑高度一致:
购销合同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方不交货、不付款,构成根本违约,判令偿还货款。
也就是说,在民事法域里,这批交易已经被“验过身”:
有合同、有货权、有物流、有发票、有四流对应,是供应链。
三、刑事翻案,不能靠“我觉得”
控方要把它翻成融资性贸易,不是不行,但得拿出更硬的证据:
哪一单没有货?
谁的实控人同一?
价差里有没有固定资金占用费?
资金是不是闭环回流?
国资委“十不准”讲得很清楚:得有货、有票、有物流、对手独立、定价市场化、资金不能闭环。
辩方提交的是:货权移交记录、仓单、出入库单、驻场监管、增值税发票、合同流资金流货物流发票流“四流合一”。
控方目前主要靠:
“盘子大、先款后货、后来逾期”。
——这不是穿透审查,这是 用结果倒推性质 。
商业纠纷里,买方亏了钱,回头说“其实我们做的是假买卖”,这对交易安全是毁灭性逻辑。
四、更尴尬的一层:监管也没认定“违规融资性贸易”
按旁听材料:
自治区审计厅审计报告:只提经营风险、提改进意见;
自治区国资委情况说明:同样未定性为“融资性贸易”。
两家最有资格判断“是不是违规贸易”的监管部门,都没扣这顶帽子。
办案机关如果跳过行政认定,自己直接定性,至少要回答一个问题:
刑事认定能不能凌驾于民事既判和行政认定,而不给任何新证据?
刑诉法讲证据裁判,不讲“刑事当然优先”。
民刑交叉案件里,民事生效裁判对事实的认定,刑事程序应当尊重,除非有确凿反证。
没有反证,只有“我们认为是”,定性就悬空。
五、名字叫错之后,下一步就是“徇私枉法”的质疑
这里必须收着写,但也必须写清楚。
辩方提出:如果明知有最高法裁判、兵团法院十余份生效判决、审计国资均未否定贸易真实性,仍坚持按融资性贸易追诉——
这已经不只是“认识分歧”,而可能涉及《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的徇私枉法风险:
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没有犯罪事实、依法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人,采取隐瞒事实、违背法律的手段,使其受追诉的,构成徇私枉法罪。
但这句话有两道闸:
第一,徇私枉法的前提是“明知无罪而追诉”+ 徇私徇情动机。
光是定性有争议,不等于枉法。司法人员有自由裁量空间,认识偏差、能力局限、判断不同,不当然构成渎职。
第二,“徇私”不能推定,要有客观事实支撑。
是不是存在人情、利益、指标、压力、单位私利,需要查,不能文章里直接宣判。
所以准确表述是:
辩方基于在案裁判冲突,提出“若执意以融资性贸易入罪,追诉正当性存疑,可能触碰徇私枉法红线”——这是法律警示,不是已下结论。
这句分寸,公众号必须守住。
六、为什么这个案子值得被公开讨论
不是因为朱世英一个人。
是因为它戳到一个系统性病灶:
国企出险后,先改业务性质,再倒推人有罪。
步骤通常是:
钱没收回 → 先认定“融资性贸易”;
有集体决策 → 忽略,只盯“最后签字人”;
有担保有回款 → 不折现,直接算净损;
民事判买卖 → 刑事说“我们不认”;
结果:经营风险刑责化,干部背锅式追责。
这条路走顺了,后果是:
国企没人敢签字,没人敢做供应链,没人敢接前任项目,全员躺平。
比一笔坏账更贵的,是整套国资经营系统的僵死。
七、证据裁判,是最后一道刹车
刑法谦抑,不是口号。
它要求三件事:
其一,民事实质认定优先尊重。
十几份生效判决认买卖,刑事要翻,必须拿出“新事实、新证据、新逻辑”,不能只靠语气更重。
其二,损失必须终局化。
担保物要评估、查封物要折价、重整要测算、已回款要扣除。
没司法会计鉴定、没资产评估,7.9亿只是账面逾期数。
其三,主观故意不能倒推。
没徇私、没独断、没利益输送、持续挽损,就不该套“滥用职权”的故意。
至多讨论过失履职瑕疵,而过失都不必然入罪。
结语
朱世英案最该被记住的,不是“一个董事长签了字”。
而是:
最高法认过的供应链贸易,不能因为出了风险,就临时改写成融资性贸易;
民事庭认过的真实买卖,不能因为要追刑责,就临时拆成空转走单。
业务性质一旦可以随便改,明天被改名的,就是每一家正常做实体的国企。
至于“徇私枉法”这四个字——
不是拿来扣帽子的。
它是留给办案系统的一面镜子:
当你明明看见生效裁判、看见货权单据、看见审计国资都没否定,却仍坚持用更重罪名追诉时,
请先回答自己:
我是在办案,还是在造案?
本文仅作法理与证据研讨。案件未宣判,不预断有罪无罪,不认定任何办案人员构成徇私枉法。文中“控方涉嫌徇私枉法”表述,限于辩方基于裁判冲突提出的法律质疑,最终以监察、司法机关依法调查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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