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中新网贵州《贵州肖像·历史人物:抗日将领蒋在珍》;《600年贵州·民国黔系军阀之始末》(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吴忠信生平公开资料;光明网《抗战中死于非命的国民党将领》;张发奎口述桂柳会战相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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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2月,台北。
75岁的礼卿躺在病榻上,窗外的潮声一阵一阵。
他这一辈子,从合肥乡间的苦读少年,走到中华民国总统府秘书长的位子,前后算下来整整四十年。
认识他的人都说,礼卿做人有分寸,做官有定力,是中枢里少数几个能被托付心事的老人。
可等到人生走到末路,他脑子里翻来覆去想起的,却是二十多年前贵州军中那场不大不小的交接。
交接的一方,是新8师师长蒋在珍。
另一方,是后来接掌这支部队的马憩。
当年旁人看这场交接,只看见一道升官的命令,一次正常的人事调整。
礼卿在中枢里待了那么久,见过太多类似的场面,起初也没往深里想。
直到四十年宦海走完全程,他回头再看那道命令,才忽然明白过来。
马憩能取代蒋在珍,靠的从来不是战场上的军功,也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私谊。
这背后是一套冷硬的规矩,一套从中央到地方、从派系到兵权的取舍逻辑。
蒋在珍不是败在打仗不行。
他是败在自己的来路,败在自己的根,扎在了别人不许再扎根的地方。
这篇文章,就顺着礼卿晚年回望的这条线索,把桐梓系的来路、新8师的去向,还有那场交接背后的门道,一层一层讲清楚。
故事里有军阀混战的硝烟,有抗日战场上的尸骨,也有乱世里两种截然不同的活法。
读者跟着这条线索往下走,走到尾声自然会明白,礼卿用四十年才想通的那个道理,究竟是什么。
这场交接在当年的战报里只是短短一行,后人翻史料,多半一带而过。
可礼卿在中枢四十年,最懂这种短短一行背后藏着多少权衡。
他见过升上去的人怎么被架空,也见过留下来的人怎么被换掉。
题目里说的“卧底四十年”,说的不是谍报场上的潜伏,而是一个人在官场规矩里熬了四十年,冷眼把局内局外看了个遍。
一、桐梓系里走出来的蒋在珍
要讲明白蒋在珍为什么会被取代,先得讲明白他是从哪里发迹的。
蒋在珍,字丕绪,1897年生人,老家在贵州桐梓县下河坝。
他的祖父晚清年间从四川合州迁到桐梓,在下河坝开一间小客栈糊口。
到他父亲蒋永富这一辈,依旧是耕读营生,后来才在地方上谋了个团首的差事。
蒋在珍是家里次子,小时候先读私塾,后进官立初等小学。
小学毕业以后,他考进贵州讲武学堂,由此一脚跨进行伍。
那个年代的贵州,地处西南一隅,山多地薄,经济基础薄弱。
外头的大势力看不上这块地方,里头的人又盼着向外找出路。
黔军由此养成了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叫依附性,一个叫掠夺性。
所谓依附,就是谁势大就靠谁,滇军、川军、北洋、广东革命政府,都可以是靠山。
所谓掠夺,就是队伍要吃饭要发饷,眼睛自然盯向四川、湖南那些更富庶的地区。
蒋在珍入行那会儿,贵州政坛走马灯一样换人,兴义系刚刚把权力握在手里。
他从见习军官做起,投在罗成三部下,一步步熬资历。
1923年3月,周西成打着“靖黔”的旗号开进黔北,擒杀罗成三,收编了这支部队。
蒋在珍被分到戴和清团里当营长,命运从此换了一条轨道。
戴和清是桐梓人,周西成也是桐梓人,一支军队里同乡拎同乡,这层关系比什么军令都牢靠。
那阵子滇军进逼,周西成退回南川、綦江,归入川东边防军石青阳部。
蒋在珍跟着周西成辗转征战,由营长而团长,再升到旅长,挂在毛光翔名下。
说起桐梓系,得先把这伙人的班底讲清楚。
1920年前后,周西成当黔军第1旅第10团第2营营长,把手下同乡毛光翔、江国璠、王家烈等人一个个提为连长。
1923年周西成组织“靖黔军”,又纠集犹国材、侯之担、蒋在珍、车鸣翼一批骨干,在四川涪陵召集军官会议。
会上公开排定了继承序位,毛光翔号群麟,王家烈号绍武,江国璠号佩玙,犹国材号用侬。
这就是后来西南史学界常说的桐梓系集团。
集团里高级文武官员,非桐梓人不用,当时民间有句“无官不桐梓”的说法。
蒋在珍正是这张同乡关系网上结结实实打上去的一个死结。
1926年6月,周西成出任贵州军务督办兼省长,掌握全省军政大权。
他对内把贵州陆军讲武学校改成崇武学校,大批培养本地军事人才。
对外联合两广,跟蒋介石的中央政权若即若离。
蒋介石对这股割据势力一直怀恨在心,屡次挑动贵州内部和滇黔两省的战争,想把周西成扳倒。
1928年秋,中央授意第43军军长李燊回黔倒周,周李之战爆发。
1929年4月,周西成在鸡公背督战时被包围抄袭,中弹负伤,落水身亡。
周西成一死,桐梓系的接力棒交到毛光翔手里。
毛光翔是周西成的表弟,又是王家烈的妹夫,被定为第一继承人,接任第25军军长。
1932年初,毛光翔晋升蒋在珍为第25军第3师师长。
到这一步,蒋在珍已经是桐梓系里排得上号的实力派。
可桐梓系的好日子,从王家烈上台那天起就开始走下坡路。
王家烈跟毛光翔原本就有矛盾,羽翼丰满之后,在蒋介石的怂恿下公开决裂。
1932年2月,王家烈在洪江率领四团人马直趋贵阳,胁迫毛光翔交印让权。
国民政府随即任命王家烈为第25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人称“贵州王”。
王家烈大权在握之后,沉溺酒色,不理政事,妻子万淑芬又插手军队与人事。
万淑芬援引自己的兄弟子侄出任要职,在政权里形成一个以铜仁人为核心的集团,时称“铜仁派”。
铜仁派从桐梓系骨干手里夺去不少权力,两派争权夺利,斗得十分激烈。
当时有人写对联讥讽,上联“王纲坠地”,下联“万恶滔天”,王指王家烈,万指万淑芬。
民间又流传“金克木”的说法,金代铜,指铜仁派;木代桐,指桐梓系。
桐梓系的老人们听了,心里又怕又恨。
1932年8月,江国璠策动政变未遂,更大的王犹之战紧跟着爆发。
毛光翔、犹国材、蒋在珍聚集遵义密谋,打算借周西成祠堂落成典礼邀王家烈前来,借机下手。
王家烈托辞没去,几人便通电讨王,历数他背叛长官、破坏团体、搞垮桐梓系的罪名。
蒋在珍头一个在遵义宣布独立,派兵封锁乌江和鸭池河。
王家烈反唇相讥,骂他破坏行政系统、截留赋税、封锁乌江、以下犯上,派两个旅前去戡乱。
蒋在珍战败,退守遵义老城。
犹国材从安顺起兵进攻贵阳,王犹战争全面开打,双方混战了两年多。
1934年1月王家烈收复铜仁,犹国材等无力再战,双方划地罢战。
仗打完了,原属毛光翔的几个师长依旧各霸一方。
犹国材割据盘江八属,侯之担割据赤水、仁怀、习水、绥阳一带,蒋在珍割据正安、沿河各县。
他们对王家烈口头上拥护,王家烈却调不动他们的部队。
蒋在珍手里这支第3师,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割据格局里养出来的。
兵是黔北的子弟,官是桐梓的同乡,饷是防区的赋税。
部队跟师长之间,绑着乡情、亲情、袍泽情,一层套一层。
这样的队伍,打起地方内战来肯卖命,可在中央政权眼里,它始终是一支“别人的队伍”。
这个隐患,当时埋在贵州的山坳里,谁也没料到,十几年后会以一场人事交接的方式爆出来。
回头看这一段,蒋在珍的每一步都踩在桐梓系的关系网上。
他能升到师长,靠的是同乡引荐、袍泽扶持、内战里攒下的资历。
这张网托着他往上走,将来也会成为别人摘掉他的理由。
周西成治黔期间修公路、办学校,桐梓籍子弟分布军政各口,民间“无官不桐梓”并非虚言。
蒋在珍早年在川黔边境辗转作战,熟悉山地行军,也熟悉队伍里同乡引荐、互相扶持的那一套规矩。
讲武堂出来的军官,在地方上算体面出身,可跟中央军校体系比,又差着一层名分。
这层名分上的差距,平时不显,等到中枢着手收权,就成了人事安排里最先被掂量的筹码。
桐梓系内部承袭排次序位,看的是乡里辈分和旧部情分,跟现代军队按制度调度的路子本就两回事。
蒋在珍割据正安、沿河那几年,防区内的赋税、人事、治安,都由他这一师人马说了算。
地方上只知有蒋师长,不知省里另有号令,这种局面在割据年代是本钱,在统一年代就是忌讳。
桐梓系的继承序位排到毛光翔、王家烈一辈,蒋在珍始终是外圈骨干,不是承继大位的核心。
外圈骨干有兵权,没有名分上的接班资格,这在体系松动时最先被调整。
二、中央入黔,礼卿踏进贵州这盘棋
蒋在珍在黔北割据的时候,北边的大局正在急剧变化。
1934年10月以后,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境地。
蒋介石电令王家烈率部堵截,心里却另有一本账。
王家烈不是不知道这层风险,他早先跟李宗仁、陈济棠订立过三省互助联盟,暗中反蒋的密约早已被蒋介石拿到手。
他一面执行命令堵截红军,盼着队伍早点离境,一面暗中联络桂粤,求旁人援助。
蒋介石早从余汉谋那里获知密约,早把王家烈看成眼中钉。
这次借着追击红军的机会,他派薛岳率领八个师尾随入黔,伺机除掉王家烈,拿下贵州,控制西南各省。
11月上旬,王家烈在贵阳召开军事会议,商议堵截部署。
侯之担部四个团防守乌江以北,犹国材部两个团防守乌江以南,王家烈自己指挥所部十五个团担起东路防御。
12月中旬,红军取道湘西进入贵州,薛岳部八个师跟在后面。
1935年1月初,红军分路渡过乌江,进逼遵义,侯之担部很快被打垮,遵义失守。
1月中旬,薛岳部进驻贵阳,接管城防,中央军反客为主,连王家烈进出城垣都要经过盘查。
蒋介石又派何成浚到贵阳,逼王家烈在省主席和军长两职之间选一个。
王家烈迫于无奈,表示愿意让出省主席,专任军长。
蒋介石当即下令免除他的贵州省主席职务,派自己的亲信礼卿接任。
这位礼卿,本名吴忠信,礼卿是他的字,一字守坚,号怒庵,安徽合肥人。
讲礼卿的来路,得把时间往回拨到1901年。
那年他十七岁,有感于国家衰弱,投笔从戎,考入南京江南武备学堂。
1905年夏毕业,成绩优异,被破格任命为陆军第九镇三十五标第三营管带,深受统制徐绍桢器重。
1906年,他由杨卓霖介绍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杨卓霖策划刺杀两江总督端方未果被杀,礼卿闻讯悲痛万分,依旧冒险投身革命宣传。
端方要严惩他,亏得徐绍桢担保,才免遭厄运,调任镇江三十五标司令部正执法官。
1911年11月7日,林述庆率新军起义光复镇江,任命礼卿为都督府军务部长。
礼卿没有就职,转而前往驻秣陵关的徐绍桢部,策动徐绍桢举义。
江浙联军组成以后,徐绍桢任总司令,礼卿任司令部执法官兼兵站总监,负责组织粮饷供应。
1912年1月,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定都南京,委任礼卿为首都警察总监。
袁世凯窃取总统之位后,礼卿辞职赴沪,鼓吹讨袁。
1913年7月,黄兴在南京就任讨袁军总司令,礼卿复任南京警察总监。
讨袁失败,他随黄兴亡命日本,在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是首批一百二十名党员之一。
1915年12月“肇和”军舰起义,礼卿指挥攻打警察第一区工程总局等处,失败后逃走。
同年孙中山命礼卿、陈其美潜回国内,主持上海军事,兼管江浙皖三省。
1917年以后,他随孙中山转战粤、桂、闽各地。
1921年5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筹划从广西北伐,礼卿指挥先锋部队攻克桂林,平定广西。
10月孙中山在桂林设大本营筹备北伐,任命礼卿为桂林卫戍司令。
1922年陈炯明阻挠北伐,暗杀参谋长邓铿,礼卿跟蒋介石主张先讨陈再北伐,未被孙中山采纳。
同年4月,他因病辞职,赴苏州休养。
1926年9月北伐军攻克南昌,礼卿受蒋介石邀请赴江西任总司令部顾问。
次年3月,他任江苏省政府委员、淞沪警察厅长。
1928年到1931年,他在南京政府历任建设委员会委员、导淮委员会委员及常务委员、监察院委员。
1932年春,国民党中央因安徽民意要求“皖人治皖”,任命礼卿为安徽省主席。
他上任后推行首席县长制,实行保甲制度,在芜湖等地设米捐局筹措经费,任职一年便离职。
1934年,礼卿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辕总参议。
这一回派他去当贵州省主席,蒋介石有两层盘算。
一层是减少新桂系的抵触,礼卿跟李宗仁、白崇禧有交情,由他出面,西南方面不至于立刻翻脸。
另一层是加强对黔控制,把贵州的行政班子换成中央信得过的人。
礼卿就这样踏进了贵州这盘棋。
他到贵阳的时候,王家烈的第25军还在,可军政财权已经大半落在中央军手里。
蒋介石命薛岳部以武力完全控制贵阳,先改编了侯之担师。
接着蒋介石以督师为名飞到贵阳,决定彻底解决王家烈。
当时陈诚主张杀掉王家烈,蒋介石考虑到第25军尚有二万之众,杀了恐使部属不服,决定逼其下台。
头一步以军饷卡住,使第25军无饷可发。
第二步煽动官兵闹饷反对王家烈,并用重金收买了何知重、柏辉章两师长。
何知重是王家烈的姨母兄弟,照样被收买过去。
内外逼迫之下,王家烈心灰意冷,嘱咐秘书连发四次辞职电给蒋介石。
蒋介石召他到贵阳,假作拘留,末了给他一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空衔,让他离开贵州。
1935年5月3日,王家烈带着爱妾梁氏飞往汉口,所部被中央改编。
至此,桐梓系在贵州十几年的统治宣告结束,黔系军阀的历史走到了尽头。
可军队的改编,比政权的交接要慢得多,也狠得多。
原第25军第2师,1935年5月在威宁接受改编,成为第102师,柏辉章任首任师长。
原第25军第1师,改编为第103师,何知重任首任师长。
犹国材部被改编为第121师。
侯之担兼任师长的教导师,被拨归薛岳,由中央亲信沈久成任师长。
原第25军第3师,也就是蒋在珍的老底子,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8师,蒋在珍任师长。
这些番号换过一遍之后,明面上仍是黔籍将领带兵,暗地里换防、补兵、调官,一步步往中央军的轨道上靠。
礼卿在省主席位子上只坐了一年多。
1936年8月,他改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离开了贵州。
他走的时候,新8师刚调到江西修水、湖北通城一带驻防整训。
这支从黔北山沟里拉出来的队伍,还不知道自己的师长将来会面对什么。
礼卿在中枢冷眼旁观,见过太多部队换旗、将领换人的场面。
他心里清楚,改编只是第一步,真正的兵权换手,要等仗打起来、队伍拉出去,才动得了刀。
第102师后来参加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团长陈蕴瑜、团长柏宪章先后阵亡,队伍末了归入粤军薛岳部,黔军历史真正终结。
第103师参加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后入远征军序列;1938年何知重调任军长,师长由何应钦侄子何绍周接任,老黔军系统逐步脱离。
第121师参加淞沪、武汉、随枣诸役,团长霍世才在湖南武岗遭日机扫射阵亡,追赠陆军少将。
每一支被改编的黔军,走的都是同一条路:番号换上,兵源补入外省,主官换成中枢信得过的人。
礼卿在贵阳看着这一连串调动,他做的是行政收尾,军队里的手术则由军部和参谋系统一刀一刀完成。
中央收地方兵权,不靠一道命令立刻翻脸,先给编制,再给饷项,等队伍离开乡土、久战在外,主官更替就顺理成章。
礼卿到贵州后,省府班子逐步换成中央委派的人员,地方上的人事安排再也由不得桐梓系自己说了算。
他在任上理顺财政、安抚地方,表面上是省主席的日常政务,实际上是把贵州这盘棋从地方手里交到中枢手里。
西南各省当时各有山头,中央每收一省,都要在行政、财政、军队三条线上一齐动手。
三、军功垒到最高处,师长的位子却换了人
1937年抗战爆发,新8师调往河南,在第1集团军长官刘峙指挥下,于郑州、安阳等地构筑工事。
队伍在郑州与中牟之间布防,阻拦日军南犯郑州。
1938年初,新8师划归第92军军长李仙洲指挥,守卫黄河两岸桥头堡及铁桥上下一线河防。
日军飞机多架次连日轮番空袭新乡车站和黄河铁桥。
军事委员会为防止日军攻占新乡后通过铁桥南犯郑州,命令新8师坚守铁桥河防,随时准备破坏铁桥。
当时新8师的兵力摆得清清楚楚。
22团傅衡中部位于黄河铁桥北岸与詹店之间,构筑桥头堡阵地,拒敌南犯,掩护炸桥。
23团李昌荣部位于铁桥南端一线,沿河设防,守护铁桥。
师指挥所设在铁桥南端窑洞内,指挥配置的高射炮连加强对空警戒。
独立工兵第一连做好破坏铁桥的准备,在桥上捆绑炸药包。
2月19日,新乡失守,日军进至新乡以南的忠义镇,情况紧急。
蒋在珍奉上级指示,命令独立工兵第1连王连长按红白色各三发信号弹炸桥。
日半夜后,蒋在珍率参谋长朱振民、师部参谋熊先煜等守候在指挥所前的小高地上。
等由北向南撤退的铁路员工末班火车通过铁桥,即发出规定信号。
工兵连随即引爆安放在大桥各处的炸药,开始炸桥。
其时声如巨雷,持续不断,黄河大铁桥从中间39孔起到82孔止,均遭严重破坏。
有桥床爆倒的,有桥墩爆塌的,有桥床桥墩双双落水的,基本无法使用,修复至少需要三年五载。
炸桥任务完成后,蒋在珍奉命率部守卫西起汜水、东至花园口的黄河防线。
日军已抵黄河北岸,占领开封,铁桥已毁,两军隔河对峙。
第一战区长官部先提出掘开黄河大堤,利用黄河水淹没开封、中牟之间的铁路公路,阻挡日军进攻郑州。
军委会及蒋介石批准了这一提议。
原先执行决堤任务的第39军、第53军,直到6月5日都没有大的进展。
情急之下,第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调蒋在珍的新8师接任决堤任务。
新8师原本奉命执行日军一旦攻破郑州立即放火焚城的任务,接到决堤命令后开到黄河岸边。
蒋在珍经过详细勘察,重新选择在花园口完成决堤。
此事经商震报请军委会蒋介石、何应钦首肯后,蒋在珍应允三天内完成。
6月6日,新8师队伍立马开上黄河大堤。
蒋在珍在花园口南面索水河靠近大堤处划了两条线,宽约50米的地段,次日清晨开始挖掘。
他督促官兵使用圆锹、十字镐、锄头、钢钎、铁锤等工具,轮班苦干。
参加掘堤的有新8师工兵连、22团、23团、24团,各分两班轮流作业。
决口挖开二三丈时,水流缓缓而出,已是6月9日下午3时。
为加快泄洪,蒋在珍调来两门平射炮,炮兵对准大堤一连发射六七十发炮弹,炸开约7米宽的口子。
当时正值黄河上游雨季,河水奔泻而下,历时四天四夜。
黄水淹没中牟、尉氏、扶沟、西华、淮阳等地,又经颍河、西淝河、淮河注入蚌埠上游,冲断蚌埠附近淮河铁路大桥。
整个黄泛区由西北至东南长达四百余公里,流经豫、皖、苏三省四十四个县,三十多万平方公里。
据不完全统计,河南民宅被冲毁一百四十万余家,淹没耕地八百余万亩,安徽、江苏耕地被淹没一千一百余万亩,倾家荡产者四百八十万余人,八十九万老百姓葬身鱼腹,上千万人流离失所。
此后连年灾害的黄泛区,就这样留在了中国北方的大地上。
军事上,决堤形成了广阔地障,给日军西进造成困难和损失,其进攻被迫停止。
日军约四个师团陷于黄泛区,损失两个师团以上,纷纷落水,淹死上万人。
日军大本营原定以淮河水运为后勤补给线、主力由北方进攻汉口的作战计划破产,不得不改变作战路线。
郑州防线解了围,日军延迟到1944年4月才攻占郑州。
花园口决堤的功过,历来在史学界评论甚多。
曹聚仁、舒宗侨编著的《中国抗战画史》认为,中牟附近黄河决口改变了整个攻防情势,黄水南流入淮,不仅对华北战局发生重大影响,将来华中战局亦将受其影响。
学者马振犊认为,黄河决口使日军统帅部原定作战计划被打乱,只好变更战略进攻路线,改以华中方面军绕道合肥、安庆,沿长江主攻武汉,这一局面适应了国民政府长期抗战的战略需要,使抗战后方基地西南地区得以保存。
日本学者户部良一认为,真正影响汉口战役的,是后面要讲的蒋介石决开黄河堤口的行动。
英国学者方德万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中认为,6月9日炸开河堤造成水灾殃及河南、安徽、江苏,使日军计划搁浅,把夺取武汉的时间推迟了五个月。
这些分析帮后人回到事实本身,认定蒋在珍决堤的功过。
新编第8师完成决堤任务后,奉命开赴陕西韩城,守卫禹门一带黄河河防,阻击日军渡河向西进犯。
新8师以22团一个加强营占领禹门及东龙门山阵地,这是禹门的桥头堡,也是第二战区晋西乡宁、吉县的右翼阵地。
1938年12月23日,盘踞河津的日军以七八联队附滕田大队为基干,加上伪军共四五千人,大炮二十多门,由空军配合进攻东龙门山及禹门口前沿阵地。
日军以飞机轰炸扫射、大炮轰击掩护步兵前进,均被新8师击退。
26日至29日,日军又出动飞机对阵地狂轰滥炸,大雪纷飞,日军步兵身着白衣在雪地上伪装前进,企图夺取禹门渡口和东龙门山阵地。
新8师官兵奋勇抵抗,多次打退日军进攻,日方伤亡惨重,新8师前沿阵地官兵伤亡亦达百分之七十以上。
守卫云中寺的一个加强排,全部壮烈牺牲,前沿多处阵地一度失手。
30日,副师长朱振民命令23团翻山越岭,由师家滩渡河增援,从龙门山侧面向日军发起攻击,收复龙门山所有阵地。
龙门山阵地背山面河,日军居高临下炮击,黔籍官兵守在雪地里,棉衣湿透,干粮也接济不上。
援军翻山渡河赶到时,前沿阵地已经丢了大半,反攻是一寸一寸从日军手里夺回来的。
龙门山战役毙伤日军二百多人,迫使其龟缩河津、秸山两地。
新8师阵亡连长以下黔籍官兵二百七十一名,战后合葬于陕西山西交界处的龙门山麓。
1987年,河津县政协在墓前修建纪念碑;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后,河津县重新认定新8师防守黄河龙门山的战略作用,为二百九十名烈士重建纪念碑。
1939年2月,新8师奉命开赴晋东南,参与对中条山日军发动的4月攻势。
在浮山、侯马、沁水、紫沙腰等战役中,22团团长彭镇璞,营长王树骥、副营长谢忠,连长龙鳞、李尚铭等相继阵亡牺牲。
仗打到这个份上,蒋在珍和他的新8师,在抗日战场上已经把能拿的军功都拿了一遍。
炸桥、决堤、守河、血战,哪一样都摆在明面上。
1939年12月,命令下来了。
蒋在珍升任第93军副军长。
表面看,这是升了一级,从师长升到副军长。
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副军长是个虚衔,手里不再直接掌握部队。
接掌新8师师长位子的,是马憩。
马憩是93军军长刘戡身边的亲信,原先在军部补训处长任上,由刘戡一手安排接任新8师师长。
史载这一任师长的交接,是老黔军将领里头一个被夺去实际军权的例子。
这支从桐梓系走出来的黔军,就此落入刘戡手中。
命令公布那天,蒋在珍心里是什么滋味,史料里没有留下原话。
一个带兵十几年、从营长一路打到师长的人,忽然之间,队伍换了主人。
他打过的仗,死过的兵,守过的河,全都留在了新8师的战史里,人却被挪到了一边。
新8师在晋东南作战期间,山西山地沟壑纵横,黔籍官兵不服水土,非战斗减员不少。
团营长接连阵亡之后,基层干部多由中央派来的学生兵补充,部队里的桐梓口音一天比一天淡。
这些细微变化,师长心里未必没有察觉,可仗在前方打,他没有余地回头整理自己的老班底。
1939年秋前后,军部的调令传闻陆续传到师部,军官们私下议论,都说要换主官。
等到12月正式命令下达,队伍里不少老黔籍官兵心里发凉,他们明白师长这一走,新8师就不再是桐梓人的队伍。
礼卿后来在中枢见过不少这样的调动,他太熟悉这套手法了。
先给一个更高的头衔,再把实权一点点抽走,当事人还说不出一句抗议的话。
可问题也跟着来了。
论资历,论战功,论跟队伍的情分,马憩哪一样都比不过蒋在珍。
凭什么是他接掌新8师?
这个问题,礼卿在贵州主政时没想透,在蒙藏委员会任上没想透,直到晚年回望四十年,才算把其中的门道看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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