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厉秀棠,今年四十八岁,江苏扬州江都区邵伯镇人,在镇上的老街上开了一间裁缝铺,前头卖布料,后头踩缝纫机,这铺子是我母亲传下来的,我守了二十六年。我前夫蒲海生五十一岁,跑船的,跑长江干线,从太仓港到重庆万州,一条五千吨的集装箱船,一年在家的日子,掰着指头数得过来。我们二零零一年结婚,二零二一年离的婚,到今年,整整五年。五年里,我没有再婚,他也没有。镇上人背地里都说,这两口子怕是都死心了。可我自己心里清楚,我们没有死心,我们只是,谁也没敢回头。

先把当年的事交个底。我和海生的婚姻,说起来是水乡人家最寻常的配法,他在水上,我在岸上,他跑一趟船回来,家里就像过年,他一出船,家里就静得能听见运河的水声。头些年不觉得,女儿念念小,我白天开铺子,晚上带孩子,他一趟船回来,往家里搬米搬油,搬江阴的鞋、万州的橙子,我觉得日子有奔头。变是从女儿上初中那年起。念念初三那年,我婆婆中风,瘫在床上两年半,我在铺子和病床之间两头跑,夜里喂药翻身,一个人扛。海生那两年正赶上船公司压单子,全年在家不满一个月。他不是不寄钱,每个月工资一分不少打到卡上,婆婆的药费他从不让我开口。可我半夜抱着婆婆去卫生院,走廊里就我一个人,我给他打电话,他在锚地上,信号断断续续,末了只说一句,秀棠,辛苦你,我下趟船回来给你带好东西。挂了电话,我在走廊里站着,心里那句话,憋了好几年,那天晚上说出来了。我说,蒲海生,我不要好东西,我要你这个人。他在那头沉默了半天,说,我跑船挣钱,不都是为了你们。就这一句话,成了我们俩后来的死结。他要给我钱,我要他的人,两个人都没错,可两个人都觉得自己委屈。

真正的决裂在二零二零年冬天。念念高三,一模考砸了,成绩单我签的字,开家长会也是我去,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周围全是两口子一起来的,就我孤零零一个。那天晚上海生难得在家,我忍不住跟他吵了,我说,女儿要考大学了,她一年见你几面?她同学问她,你爸爸是做什么的,她都答不上来。我话赶话,说了重话,我说,你跟船过去吧,船才是你老婆。他这个人,嘴笨,一辈子不会吵,他说,秀棠,我在江上跑,风里浪里,我图什么?我要是不跑船,这个家喝西北风?我说,钱钱钱,你就知道钱。那晚我们各睡一个屋,第二天谁也没提。腊月里,他签了船公司的长约,三年,跑万州线,一个月比原来多挣四千。他签完才告诉我。我看着那张长约,心里最后一根弦断了。我提了离婚。他没吵,也没求,就问了一句,你想好了?我说想好了。他沉默了一支烟的工夫,说,行。房子归你,铺子归你,我归船。

二零二一年三月十六号,我们在江都区民政局办的离婚。那天天气好得很,运河边柳树刚发芽。排队的时候,前头一对小年轻吵吵嚷嚷,工作人员劝了半天没劝住。轮到我们,窗口里那位大姐抬头看了我们一眼,说,中年人,想清楚,这个岁数的婚,离了就是散了,裂了缝的碗,粘回去也得看手艺。海生没言语,签字的手很稳,一笔一划,跟他签提单一个写法。出来的时候,他在台阶上站住,从包里掏出一沓存折和房本,递给我,说,这个你收好。我接过来,他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又回头,说,念念的学费,我按年打,你别省。然后他就真的走了,背一个蓝色旅行袋,上了去太仓港的大巴。我在民政局的台阶上坐了很久,手里那沓存折,最厚的一本,是给念念存的学费,扉页里夹着一张纸条,他的字,笨笨的:念念考大学,如需择校费,另议,父担。

离婚后的日子,其实过得比我想的平顺。铺子的生意不坏,念念争气,第二年考上了南京的学校。海生说话算话,学费每年八月准时到账,一分不差。镇上给我说媒的人不少,有个开超市的丧偶老板,条件不错,托了三个媒人上门,我一个都没松口。人家问我为什么,我说不上来。我只觉得心里有个地方空着,那个空的形状,说不出,填不上。我后来跟妹妹厉秀荷说过一句醉话,我说,我等船等了二十年,等习惯了,现在船不来了,我反而不听水声睡不着。妹妹笑我,说,姐,你就是嘴硬。我心里知道,她只说对一半。

反常的事,是离婚后头一年冬至开始出现的。那年冬至,我铺子里来了快递,一个纸箱,寄件人栏是空的,只写了发件港:重庆万州。打开,是一条驼色的羊毛围巾,还有一罐万州的陈皮,纸条上五个字,字迹笨笨的:天冷,加衣裳。我拿着围巾在铺子里坐了半晌。万州,是他那条船的终点港。第二年端午,又是一箱,寄件港:武汉阳逻,里头两盒咸鸭蛋,一顶草帽,纸条:夏天晒被子,别淋着。第三年八月,寄件港:江苏太仓,一盒缝纫机针,一罐太仓的肉松,纸条:机针换新的,省得断线扎手。我捏着那盒针,眼泪掉在纸箱上。这世上知道我缝纫机针多久换一回的,只有一个人。我后来托快递点的小吴查过,小吴说,大姐,这单子走的是港口自提点,寄件人留的名字是蒲师傅,电话是个空号段,人家跑船的,海上没信号,都是到港了才发。我一听蒲师傅三个字,什么都明白了。

第四年的事,把我这五年的心,整个翻了个个儿。那年十月,我母亲摔了一跤,股骨颈骨折,在扬州的医院做手术,前后花了一万三千六,我垫了八千,妹妹出了余下的。出院结账那天,收费处告诉我,预交金里有一笔一万的缴费,缴费人是蒲先生,交了就走了。我愣在窗口前。我母亲住的是我家附近的镇卫生院转上去的,他怎么知道的?我顺着护士站问,一个年轻护士说,是有个师傅,皮肤黑黑的,手里拎一个网兜,网兜里是苹果,交完钱就走,登记册上写着,船舶职务,船长。我又问哪天,她说十月九号下午四点多。我回去翻海生船的动态——那条船的轨迹,做贸易的老客户手机上有软件能看——十月九号,他的船过江阴,泊了六个小时。江阴到扬州,大巴两个钟头。他下了船,坐车来,交了一万块钱,坐了不到一个钟头的车,又赶回船上,连我的面都没见。

还有一桩,是我自己撞破的,撞破的时候,我人都在坟地里打晃。婆婆是二零一九年腊月走的,葬在镇北的公墓。离婚以后,每年清明,我都去给婆婆烧纸,烧完了总要在坟前多站一会儿,替海生也上一炷香,我知道他回不来。第三年清明,我提前一天去,因为船公司通知我给铺子送布料的车要来。到了坟前,我一眼就看见不对——婆婆的碑前,干干净净摆着三样东西:一瓶二锅头,一瓶镇江的香醋,一包桃酥。酒瓶的盖子开过,醋是我婆婆生前抹馒头离不了的那一个牌子。我蹲下去看,碑座右下角,压着两张过期的船票根,太仓到江阴的客渡票。我数着日子,那天他的船,泊在南通如皋,客渡过去一个钟头。他上了坟,摆了酒,摆了醋,摆了他娘最爱的桃酥,坐了一班渡,又回船去了。他没有告诉我,就跟我交学费不署名、寄箱子不留人一样,他把每一件事都做了,又把每一个自己的名字,都从这些事里抠掉了。我蹲在婆婆坟前,摸着那两张票根,忽然想明白一件事:这五年,他不是不回家,他是把回家,拆成了票根、箱子、缴费单,一件一件,寄给我。

压垮我最后那点嘴硬的,是去年腊月,念念的婚礼。女婿是南京人,婚宴摆在江都城区的酒店。我给海生发了请柬,发到他那条几乎不用的手机上,发完我就后悔了,我想着,他多半不回来,回来也是别扭。婚礼那天,我忙得脚不沾地。敬酒敬到第七桌,念念突然拉住我,说,妈,你往门口看。门口站着一个人,黑色的呢子大衣,人是黑的,手是黑的,指甲缝里还带着机油的印子,头发白了一多半。他在门口站着,不进来,手里拎着一个红包。我走过去,他把手往回缩,说,我不进去了,衣裳上有油味,别熏着你们。他把红包塞到我手里,转身要走。我抓住他的袖子。红包里是一万零一,钱底下压着一张纸,是他那笔笨字:念念,爸这辈子跑船,家里亏欠,此一万零一元,添妆,万里挑一。念念从后头追出来,喊了一声爸,他站住了,肩膀抖了一下。念念扑过去抱住他,这个五年没喊过爸的姑娘,在他怀里哭得直抽。他一只手悬在半空,不敢落下去,另一只手还死死攥着那个蓝布旅行袋的带子。我站在旁边,看见他大衣内兜的扣子开着,露出里头一个东西——一张过塑的全家福,是我、他、念念,念念四五岁那年在家门口槐树底下照的,照片的边角磨得发白,起了毛。五年,他在船上,就揣着这一张。

他还是要走。我把他在酒店门口拦下来,我说,海生,你吃了饭再走。他说,船在江阴,明早六点开,我得回去。我说,那你进来吃一碗就走。他站在门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这时候,从他身后跟上一个人,五十来岁,端着酒杯,是他船上的老伙计,烧饭的老蒋,跑船的都认识,我以前在码头见过。老蒋喝了两杯,嗓门大,一把拦在海生前头,冲着我说了一段话,这段话,一个字一个字,我今天都背得出。他说,师娘,你让船长进来吃这碗饭。我跟老蒲一条船九年,船上那点事我看得清清楚楚。他床头的铁盒子里,是你开铺子的照片,铺子门口那块布幌子;他每到一港,先买的是给你捎的东西,围巾是他在万州逛了三家商场挑的;他身上那个胃,是五年船上的剩饭吃坏的,慢性胃炎,我们劝他上医院,他说岸上的医院他不敢进,一进去就想起丈母娘的病房,想起他欠的账。老蒋说到这儿,把酒杯往台阶上一顿,说,师娘,我今天的重话就一句——老蒲不是不想回头,他是觉得,当年是他说错了话,是他先签的长约,是他把你一个人撂在岸上,他没脸回头。他在船上跟我们说过一回酒话,他说,秀棠铺子的灯,一年亮到头,我这条船,配不上回头。他这个人,认账认到底,宁可一年一年寄箱子,不肯走回头路,他是怕他一回头,你要是再拒他一回,他连岸上那点念想都没了。

我听完这段话,站在酒店门口,腊月的风刮在脸上,脸上是烫的。我这些年心里那个空着的地方,忽然就有了形状——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在等,是他比我等得更苦,他等的方式,是从万州到太仓,一千多公里的江面,一趟一趟地漂。我那天做了个决定。我回身进酒店,借了厨房一个保温桶,装了一桶藕汤,又把我那件新做的驼色呢子外套穿上——那匹料子,是三年前他寄箱子来的那批布头里我留下的,我一直没舍得用。我让女婿开车,一路开到江阴。到港口是夜里十一点半,寒风里的码头上,灯一盏一盏,他的船泊在七号泊位,船身上的字,蒲海生船务,五个字刷得雪白。我站在码头上等。凌晨一点四十,他上船回来拿行李,一转身,看见我。他愣在跳板上,上下打量我,半天,说了一句,秀棠,你穿的这件衣裳,颜色好。我说,你寄的布头,我做的。我打开保温桶,递给他,说,海生,藕汤,趁热。他捧着桶,手在抖,汤的热气熏着他的脸,这个在江上吼风骂浪都不眨眼的男人,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掉在桶盖上。他说,秀棠,我那句话,说错了二十年,我跑船挣钱是给你们,可你们要的从来不是钱,是我这个人。我知道晚了,晚了五年。我说,蒲海生,现在知道了,就不算晚。我说,船是你吃饭的家伙,我不拦你跑,可岸上有一个铺子,铺子里有一盏灯,灯底下有一副碗筷,五年没换过人,你回来,碗还是你的碗。他把汤桶放下,在码头上,当着装卸工的面,给我深深鞠了一躬,说,好,我回。

今年三月,我们复婚了,还是江都区民政局,还是那个窗口。窗口里那位大姐换了,是个年轻姑娘,一看材料,笑了,说,叔,婶,你们这个离婚证,保存得真新。海生说,姑娘,这证我们收好了,它提醒我们,这个家的碗,摔过一回,粘上了,就再不许摔第二回。姑娘给我们拍照的时候,我们俩的手,是他先伸过来的,攥得很紧。现在海生还在跑船,船公司给他调了太仓到江阴的短驳线,一个月上岸四回,他跑船跑出了名,船东都抢着要他,说老蒲的船,稳。我铺子还是那个铺子,幌子去年新做了,海生亲手刷的漆。念念生了孩子,我们添了个外孙,海生每次靠港,都往家里寄箱子,箱子上大大方方写着他的名字,寄件人:蒲海生,收件人:厉秀棠,中间没有空格,没有港名,就一句,家里的东西,家里的路。

镇上如今还有人拿我们的事下酒,说这两口子,绕了五年,绕回去了。前几天铺子里一个来改衣裳的大姐,跟我叹气,说她家那位,也是常年在外头,也是嘴笨,也是一开口就是钱,她问我,厉姐,你那时候怎么忍住的?我说,妹子,我没忍住,我犯过和你一样的错——我把他的工资卡当成了他这个人,把他的缺席当成了他的心。后来是个跑船的伙计点醒了我,他说,船长不是不想回头,是没脸回头。我听了这句话才明白,两口子的账,从来不是谁欠谁钱,是谁欠谁一句话。他那句跑船挣钱不都是为了你们,欠了我一句我不是只有钱;我那句你跟船过去吧,欠了他一句你回来吃饭。你今天要是心里还有他,别学我等五年,你就说那句话,人回来吃饭。我那个大姐听完,抹了抹眼睛,拿起手机就往外走,说要给她家那位打个电话。我望着她的背影,又望了望铺子门口那盏灯,天擦黑了,灯亮着,运河的水从镇外流过去,隐隐地,我好像又听见了水声——不对,这回不是水声,是海生回来靠港的汽笛,一声,又一声,他在往家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