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春

引言

甫一构思这个题目,我首先想到了著名散文作家,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韩小蕙大姐在微信中和我说的那段话。

2026年8月初,应《作家网》总编辑赵智老弟邀请,我和韩小蕙大姐有幸同行,和来自北京上海山东等地的20多位作家一起,赶赴山西省吕梁山区岚县欣赏万亩“土豆花海”,采风写作。

在读了我这次采风活动采写的散文作品《那别样的‘山岚’》初稿后,韩小蕙大姐评论说,这篇散文最大的特点是感情真挚深沉厚重,感到作者是用心观察体悟生活,用情表达内心感受,读作品仿佛能感受到作家内心的波澜起伏和激动心情!

韩小蕙大姐进一步引申说,碰到一个主题,作家最早应该首先被感动,情不自禁,不吐不快,于是就洋洋洒洒,一泻千里,下笔如有神,结句也戛然,这样写出的作品,才能打动别人。作家如果自己写作时都无动于衷,只是例行公事,冷眼相看,完成任务,这样写出的应景之作,读者读后必然是味同嚼蜡,不忍卒读!再漂亮的文辞也掩饰不了虚空的内核。好的散文作品一定是从作家心底流淌出来的“心里话”“家常话”“大实话”!

由此,我又想到了一代国学大师,也是散文大家的季羡林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说过的一段发人深思的话:

“常读到一些散文大家的论调,说什么散文的诀窍就在于一个‘散’字。又有人说随笔的关键就是一个‘随’字。我心目中的优秀散文,不是最广义的散文,也不是‘再狭窄一点’的散文,而是‘更狭窄一点’的那一种。即使在这个‘更狭窄一点’的范围内,我还有更狭窄的偏见。我认为,散文的精髓就在于‘真情’二字。”

一位是散文界大佬,一位是文化界翘楚,曾经都是散文界活跃的名家,都曾名作频发,洛阳纸贵。他们读散文评作品,说感想谈体会,都是言简意赅,别有洞天,直抵本质,富蕴深意。两位散文大咖英雄所见略同,他们心有灵犀,都聚焦到一个关键问题,涉及散文最宝贵的品质,最根本的特质,都认为散文必须真实真挚真诚!两位大家的高论,让我深长思之,茅塞顿开!

第一章 历史的启示

中国有悠久的散文历史传承,春秋战国时期,应是中国散文的滥觞和源头。这个时期,散体文字逐步成熟,诸子百家,自由争鸣,孔孟老庄荀子韩非子等,一直到汉初司马迁的《史记》,都有经典散文名篇。这是中国散文史上第一个高峰,初步奠定了中国散文正统范式,也成为后来“文必秦汉”主张的渊源。

先秦诸子散文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春秋末、战国初为第一阶段,代表作有《论语》《墨子》,文章多为语录体,或为简明的议论短章;战国中期为第二阶段,代表作是《孟子》《庄子》,文章逐渐由语录体发展为对话式论辩文与专题论文;战国后期为第三个阶段,《荀子》《韩非子》是其代表作,其文章基本上都是宏篇巨制的专题论文,进一步完善了论说文体制。

先秦诸子散文,都具有鲜明特点。思想上,他们都坚持独立思考,各抒己见,放言无惮。如孔子提倡仁义礼智信,墨子则主张兼爱尚贤,庄子大倡自然无为,韩非子偏爱法术势。语言上,他们都善用比兴,深于取象。如《庄子》“寓言十九”,引物连类,取象之深厚,为诸子之最。

文体发展上,先秦诸子散文首先确立了论说文体制。从语录体有观点无论证,到论点明确,论据充分,逻辑严密,结构完整的专题论说文,显示了我国论说文发展大致风貌。此外,先秦诸子散文中一些故事叙述,颇类小说,为后世叙事文学提供了丰富营养。

此后,散文进入漫长探索徘徊期,最重要标志是西汉初期汉赋的出现。汉赋介于散体与韵体之间,注重铺陈排比,骈偶句式,以词汇大量堆砌和声韵刻意叠加,形成烟花般绚丽的奇美效果,表面看是散体的创新与提高,深得文人宠爱和权贵喜欢,独霸文坛,风靡几百年,一时争相创作,举国洛阳纸贵。但这种文体过度追求对偶整齐,辞藻华丽,用典繁复,精雕细琢,然而内容空虚,阅读困难,是严重形式主义。这个时期,深受欢迎的传统秦汉散文却被边缘化,一度被推出“文”之外,归入“笔”(应用文)范畴。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从两汉魏晋南北朝,及隋至唐初,赋体也在反思,也有一些矫正补过的举措,如从大赋转向小赋,逐步转向抒情本质。但治标不治本,由于形式限制,收效甚微,最终还是逐步走向衰亡。汉赋在八百年时间,纵然独步天下,也不过只是散文探索一个过渡时期。

苏轼才高性傲,是一代文豪,轻易不称赞别人,但却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对韩愈作了“文起八代之衰”的千古妙赞,说的就是这八百年文坛曲折。

“八代”指的就是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这几个朝代正是骈文由形成到鼎盛时代。“衰”是针对八代中骈文而言的。一个“衰”字,表达了唐宋古文家对骈文的贬斥和不满。从骈文的发展看,这一描述虽不乏主观色彩,但还是很准确的。两晋以后,骈文风气大盛,不分内容场合,几乎无文不骈,无语不偶,走向了形式主义歧途,走向了文人自我狂欢,也陷入了自娱自乐,自我封闭的内循环怪圈。

唐代中期,韩愈和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明确称赞盛行于先秦汉初的散体文“古文”,反对两汉以来浮华颓靡的文风,主张“唯陈言之务去”,追求自由旷达。

这里特别值得一说的是韩愈。他明确提出了“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文学观,也亲力亲为,笔耕不辍,为后人留下了《师说》《马说》等散文名篇。

韩愈和柳宗元发起的这场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最根本的主张,就是要用散句单行的形式写作散文,使这种散文逐渐代替了此前的骈文,并持续千百年。在这场运动中,韩愈首举义旗,开创先河,居功至伟。他以卓越的理论主张,丰沛的创作实践,为古典散文的艺术生命,注入了强力的汩汩新鲜血液,深深影响了此后散文走向,为散文发展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

散文创作理论上,韩愈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他还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及扬雄等诸家作品的风格特长,为己所用。

韩愈主张学古要在继承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韩愈甚至鲜明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这些观点主张,实际上在散文的主题思想价值取向,以及语言艺术形式特点等方面,都比较系统回答了当时人们疑惑的重要问题。

千年文豪苏轼也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代散文宗师,功不可没。他不仅在散文理论方面卓有建树,散文创作上也有着骄人的成绩,有着“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美誉,文风汪洋恣肆,代表作有前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超然台记》等千古名篇。

以苏轼为代表的一批文学家明确提出,散文是“精金美玉”。苏轼首倡写作“行止说”,就很有代表性。他在《答谢民师书》中,形容自己的写作心态时说:“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从先秦至大汉唐宋,中国散文之所以独树大旗,战胜骈文,就在于它更符合人的思维规律,阅读习惯。独抒心灵,长短自由,这样更适宜反映生活,也有利于表达感情,更方便读者的阅读需要。

晚明时期湖广公安县(今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时称“公安三袁”亮丽登台,扛起“性灵说”大旗,独树一帜,旌旗猎猎,风靡文坛,名噪一时。

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的口号;袁还大声疾呼,孤行者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者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在他看来,亦步亦趋的作品是不能传世的。他还倡言说,“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这说的是诗,也说的是散文。

“公安三袁”的文学理论,对摧毁陈腐落后的旧观念,冲决华而不实的旧文风,发挥了重锤猛击的作用。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他们创作的散文作品,直率自然,流露个性,影响巨深。由此开始,三袁的散文小品,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在中国散文发展历史上,光彩照人,风景无限。

终清二百余年,有经学与文学之争,时文与古文之争,骈文与散文之争,影响力最大的还是桐城派的理论与实践。桐城派的散文理论,最初滥觞于戴名世,随后才有方苞标举“义法之说”。他在《又书货殖传后》中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言有序也。义以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书”。他力戒空谈,强调济于世用,力倡要言有序,提倡文章要讲究章法结构。这也触及到了散文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

同时代稍后的刘大櫆又高举“神气说”,强调作为散文必须具备情感和气势,开始接触到文学散文的一些带有根本性问题。此后,姚鼐主张的“义理考据辞章”说,才发展并完成了桐城派散文理论。

自清代至以前各代散文,由于深受儒家文化和封建思想等传统因素的影响,甚至还受一些糟粕的束缚,很多作品只是为封建王朝服务,甚至沦为封建朝廷的附庸和摆设。很多作品虽有高超的艺术性,但缺少时代性,缺乏思想性,缺失人民性,都有很大时代局限性。

纵观中国几千年散文历史,可以看到既有着活跃的散文创作,绵延的散文传承,深邃的理论探索,也有着或漫长或短暂的弯路与曲折。在这片浩如烟海,繁花似锦的百花园里,既有着灿若群星的散文作家,也有绚丽多彩的散文作品,呈现出万紫千红,百花齐放,姹紫嫣红的动人景象。

但毋庸讳言,也有的作家和作品,因为远离民众,远离社会,远离生活,只是展示在宫廷里的花瓶摆设,只是放在达官贵人案头的经典文案,只能在文人圈子里相互欣赏,甚或是“孤芳自赏”。这些作家和作品也只能是昙花一现,甚或倏忽一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