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话题我早想系统谈一下,但一直没有。

从去年到现在,大事件就没断过,大致梳理如下:

2025 年 2 月,“外卖骑手交社保”风波,有一句话传播甚广:“是外卖员需要社保,还是社保需要外卖员?”

2025 年 8 月,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员工与企业私下约定不交社保无效,被称为“强制社保”,一篇《门口那家包子铺要关门了》刷屏网络。

执法力度在 2026 年加码,根据 11 月 1 日开始施行的《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 年版)》,用人单位欠缴社保最高可罚 3 倍。这个罚则之前就有,这次是首次纳入全国统一的税务处罚裁量基准。

2026 年还有一个相对低调的行动是“夯实社保缴费基数”,许多地方要求在三到五年内实现全额实缴,今年需达到的夯实率从 65% 到 100% 不等。

搞到了 8 月份,税务总局出面“降温”,考虑到当前形势和企业经营状况,不简单搞“一刀切”,不强制要求“一步到位”。

然后是 10 月份,人社部副部长李忠说,要通过“数据找人”等方式,把没有参保的人“找到,动员参保”,重点是灵活就业群体、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这个话题很快上了热搜,突然又下去了。

大事件之外,小新闻更是不胜枚举。而从一开始,民间的疑问就很清晰:交社保到底是谁的需要?

按理说,社保保护的是劳动者权益,大家应该欢迎才是,现在这么多质疑甚至反对的声音,难道是因为大家傻吗?

当然不是。一件“好事”,大家却不买账,一定是哪里搞错了。在我看来,问题出在三重错配,我争取一次说清楚,所以会有点长(有将近五千字,我也不知道要读多久)。

一、缴不起:标准和现实的错配

中国社保的法定缴费比例非常高,高于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李炜光称之为“死亡税率”,指的是 30%—40% 的宏观税负,社保是其中重要的一块。

举个例子,在北京、上海,老板掏出 10000 元,按规定缴完五险一金(公积金按下限5%缴纳),员工到手只有约6400 元。更惨的是低收入人群:因为有缴费基数下限(社平工资的 60%),假如不交社保月薪4000,也得按 7000 多缴,老板要多支出2100(合计6100),而员工到手反而缩水接近1000——工资越低的社保“税率”反而越高。

大家应该能感知到,现在企业利润很薄,尤其是餐饮业,已经卷得不像样子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 5.31%,其中制造业 4.70%,私营企业 4.51%。对利润微薄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足额缴社保完全可能把企业缴倒闭,而正是这类企业扛起了就业的重担。

能够合规缴纳社保的企业有多少呢?根据众合云科旗下 51 社保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 2025》,调研覆盖全国 6689 家企业,在为员工缴社保的企业中,基数完全合规的只有 34.1%,近三分之二不合规。

这就是现实:很多企业不是不愿缴,而是缴不起;不是恶意违规,而是没法合规。问题不在守不守规则,而在规则本身。

我之前写过一篇《搞不下去就不要硬搞》,强制执行是要出乱子的。为什么今年 8 月份税务总局要为“夯实社保缴费基数”“降温”?我的理解是,再这么搞下去,社保基金还没充实,更要命的失业问题先来了。

实际上,标准过高,是灵活就业群体日渐庞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所谓的“用工多元化”正成为常态。根据前述《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 2025》,在调研企业中,有 61.0% 的企业使用了在校实习生,有 44.6% 的企业使用了派遣外包员工,30.9% 的企业使用了兼职员工,12.6% 的企业使用了退休返聘员工。

这里推荐一篇聂日明的文章:《高保障条文、低现实福利,中国就业市场为何撕裂?》

与普通人印象不同的是,中国的正式制度对劳动者保护的水平相当高,部分居全球前列,丝毫不弱于法国等高福利国家,更是远远胜过香港、美国这样的偏自由市场的国家和地区。
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用一套接近欧洲的纸面标准保障一部分正规就业劳动者,同时运行着一个规模相当、但保障标准比美国还要低很多的非正规就业市场。

根据聂文的论述,标准之所以这么高,是因为把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福利”平移到了市场经济时代。这一套当年玩不转,现在也玩不转:高标准只能保障少数人,成本却由多数人承担。

保护劳动者的初衷,把一部分劳动者挡在了正规就业的门外。那些想找正规就业却不得不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劳动力,成为新二元劳动力体系的代价之一。
尽管平台用工备受行政部门指责,但实际上平台用工已经是中国非标准就业中保障水平比较好的领域,至少不会拖欠工资。传统非标准就业的劳动者,经常出了严重的工伤也得不到用人单位的赔付。

所以,聂日明的建议是:标准下移,底线上移。

回到社保领域,《社会保险法》第三条:

社会保险制度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社会保险水平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这 43 个字,字字珠玑,值得一读再读。

所以,我不是唱反调,而是呼吁回到立法初衷:要“广覆盖”,就只能“保基本”;要“多层次”,而不是职工社保一枝独大;要降低缴费比例、压缩体制内过高的待遇,才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如此方是“可持续”之道。

二、不愿缴:投入与分配的错配

体制内、企业职工和城乡居民(主要是农民)三大群体,在养老金和财政补贴上差距极其悬殊,高达十几倍到三十倍。这一点让很多人闻之心寒。这个差距不只是个人缴费多少造成的,更是财政资源分配和历史制度安排造成的。

此处不展开,我已经反复写过。好在这一两年,谈论的人越来越多,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多。

还是简单说说,引用郑功成、冯梦龙那篇《社会保障制度优化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6 年第 5 期)。

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不足主要表现在三个维度。
一是群体之间的差距。以养老金制度为例,2025 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每月人均支出 3900 元,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每月人均支出 276 元,前者是后者的 14 倍之多。
二是地区之间的差距。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例,2025 年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达到每人每月 1650 元,多数中西部省份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未及上海标准的 1/2。
三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尽管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统筹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待遇的城乡差距依然存在。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障水平远低于城市老年人,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障水平也低于城市居民。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缴费不仅没缩小收入差距,反而扩大了收入差距。

郑功成是中国最权威的社保专家之一,我之前也引用过多次。11 月 12 日,李强总理主持的国务院第二十二次专题学习,主题是“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安全网”,而讲解人就是郑功成。

所以,我不是随口胡说,基本上都是引用官方数据和权威观点。

那么,农民工、灵活就业群体为什么不愿意缴社保?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自己的父母沾不上光啊。对很多农村家庭来说,父母养老才是最现实的责任,一个制度解决不了他最迫切的需要,他自然没什么缴费积极性。

请注意,中国职工养老的统筹部分实行“现收现付”制度:一个人缴的职工养老保险,一部分形成自己的养老权益,一部分直接用来给当下的退休人员发养老金。缴费比例之所以这么高,原因之一就是要填补国企改制时老职工“视同缴费”留下的历史欠账,这本该由国资和财政承担,最后却甩给了社会。

这就是很多农民子弟心里不平衡的地方:自己在城里每月缴一两千元养老保险(连同单位部分),养着城里的退休老人,自己的父母却在农村拿两三百元;等自己老了,赶上深度老龄化,能拿多少还是未知数。

既然如此,不如让老板把这笔钱折现,拿去赡养父母、给自己攒养老钱,这是很多人的真实想法。按现行法律这种约定无效,这恰恰说明投入和分配错配了。

所以,要解决意愿问题,先要解决公平问题。这里同样引用郑功成、冯梦龙那篇文章的内容。

养老金是老年经济保障的制度基石,也是当前待遇差距最为悬殊的社会保障项目。面向共同富裕的养老金制度优化应当遵循“提低抑高”的基本取向,将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待遇差距作为我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重点,形成一个“基于公平的基本养老金+满足有需要者的补充养老金”的双层架构。
第一,大幅提高农民的基础养老金水平,通过社会保障补偿对农民群体的历史亏欠。
第二,缩小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职工的养老金差距。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金替代率高达 80% 以上……应当将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金替代率下调至与企业职工相同的 50% 左右。

这如果能做到,何愁大家不参与社保?到时候你不用找,大家自己就会主动来参保。

三、不合适:需求和供给的错配

10 月 10 日人社部新闻发言人除了说要把没参保的人“找到,动员参保”,还要让他们参加职工养老保险,“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这些人有相当一部分也参加了保险,但参加的是居民养老保险,‘十五五’期间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尽可能让这些人参加职工养老保险”。

但职工养老保险真的是他们最需要的吗?

根据张丹丹的调查:若强制个人缴纳社保,23.5% 的骑手明确表示“不愿参保”,38.9% 的骑手仅愿意缴纳月收入的 5% 以下,能接受现行缴费比例的骑手不到一成。

为什么?至少有两个原因:1、急需现金:越缺钱的人越需要现金救急,旁观者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交社保一定比把钱留在手里好;2、只是过渡:从业者中长期干这行的比例并不高。一个人不知道将来在哪工作、什么时候转行,职工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又不方便,对他来说就没那么必要。

而这个群体最需要的是:

当被问及最希望政府解决的问题时,近七成骑手首选“住房补贴”和“医保”。同时骑手也希望扩大医保报销范围,尤其是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便利性。其次,超过 1/2 的骑手希望获得养老保险。由于零工职业周期短,许多人担忧“老了跑不动单子怎么办”。此外,1/3 的骑手呼吁解决务工地的“孩子上学”问题,部分骑手因户籍限制不得不将子女留在老家,成为“留守儿童”。……1/4 的骑手期待政府提供“技能培训”,帮助其转型至更稳定的职业;另有一成多骑手希望“放松落户限制”,以解决子女教育和医疗保障的长期难题。

所以需要拆分他们的保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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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丹丹的建议是:

社保模式应更加灵活,以适应零工经济的特点。例如,可探索“非捆绑式”参保方案,允许零工按需选择医疗、工伤等单项保险,而非强制缴纳五险一金。此外,可适当降低缴费基数,优先覆盖最迫切的保障需求,同时加速社保与户籍脱钩,简化跨地区转移接续流程。
再者,应借助财政补贴降低社保成本。例如,对低收入骑手提供阶梯式社保补贴——月收入低于 5000 元者,政府或平台承担 50% 个人缴费,收入高于 8,000 元者,补贴比例降至 20%。部分地区的试点已显示,阶梯式补贴可显著提升参保意愿,部分企业反馈参保率提升约 30%。

这样的建议才是站在灵活就业群体的需求一边,而不是站在充实社保资金的一边。说到这里,顺便多说一句:我为什么站张丹丹?因为她的调查扎实、建议可行,而这是她的批评者所缺乏的。

归根到底,我认为他们有能力判断什么对自己更重要,而社会保障制度要优先满足“他们最需要的”,而不是“我们认为他们最需要的”,更不是“我们最需要的”。

结语: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综上:社保制度不能只想着让更多人缴费,还得想想:他们缴不缴得起,凭什么愿意缴,这套制度适不适合他们。社保制度应该以人的保障需求为中心,而不是以社保基金的筹资需求为中心。

我完全赞成社保覆盖更多人。我不赞成的是:制度本身还有严重缺陷,却把扩大缴费人群当成首要任务。慌啥子嘛?

温家宝总理当年说,信心比黄金和货币还重要。放在这里,我的理解是:让大家相信这个制度,比想方设法催大家缴钱更重要。

怎样才能让大家相信?当务之急是解决上面的三重错配,把事情做对了,信心自然就有了:“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