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湛怀书,今年三十四岁,湖南岳阳人,在县里一个事业单位工作,到今年,整十年。
我不是六个人里的一个。
我是那个,留在办公室,看着他们一个一个走掉的人。
我们单位在县里,是个不大不小的局,三十来号人,其中一半是五十岁往上的。
2023年,我们单位招了六个人。
四个本科,两个硕士。
都是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
那一年是县里统招,我记得笔试、面试都挺严,报我们这个岗的,有二百多人。
那六个人,是从二百多人里考出来的。
2023年7月,他们来了。
九月中旬,他们全走了。
两个月。
从报到到离开,整整两个月。
那两个月,我在办公室,跟他们朝夕相处。
他们的走,到今天我想起来,心里还是挺难受的。
可我也知道,他们走,有自己的道理。
我们单位不大,可事情不少。
一个局,对上面是三个部门,对下面是十几个乡镇。
我们那个科室,四个编制,实际在岗三个人,其中一个是快退休的老大姐。
六个人来了以后,分到各个科室。
我那个科室,来了两个,一个叫关一诺,一个叫乔雪峰。
关一诺,二十三,长沙一所大学毕业,学的行政管理。
乔雪峰,二十四,硕士,学的中国语言文学。
他们来报到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
那天早上八点半,我在办公室,看到两个年轻人站在门口。
关一诺穿一条浅色的连衣裙,一双白色的鞋,剪个短头发,很精神。
乔雪峰穿件衬衫,戴个眼镜,背一个旧书包。
我把他们领到工位,给了他们一人一个文件盒,说:先看看这些,这是我们科室这几年的材料。
关一诺说:好的,谢谢老师。
乔雪峰没说话,坐下来就翻材料。
头一个星期,他们挺高兴的。
关一诺跟我说:老师,我们这工作,比我想的轻松。
我说:轻松?
她说:我原来以为,要天天加班。
我说:我们这儿,一般不加班。
她说:那挺好的。
我当时心里想:你们还没到忙的时候。
第二个星期,事情来了。
那天下午,县里下来一个紧急通知,要求各单位报一份材料,第二天上午十点之前交。
那份材料,要得很死,要的很多,三万字的体量。
我当时就急了。
我把关一诺和乔雪峰叫过来。
我说:这个材料,明天上午十点之前要,我们要连夜弄。
关一诺说:连夜?
我说:连夜。
那天从下午五点,干到第二天凌晨三点。
我让他们先走,他们不走。
关一诺熬到十二点,眼睛就睁不开了,趴在桌上打瞌睡。
乔雪峰还行,一直在写。
第二天早上,材料交上去了。
上午十点半,上面来电话,说材料有问题,打回来了,要重做。
关一诺那天坐在工位上,愣了很久。
她说:老师,这个材料,我们写了一夜,就打回来了?
我说:是啊。打回来重做。
她说:为什么?
我说:上面说,格式不对。
她说:格式不对,为什么不能先说清楚,要我们写完才说?
我那天,没法回答她。
我说:这就是这个工作的样子。
她那天没说话。
第三个星期,又出了一件事。
那天上午,局长让我们科出一个方案,说下午开会要用。
我上午花了两个小时写了,中午拿去给分管领导看。
分管领导说:不行,重写。
我中午没吃饭,重写了一遍。
下午开完会,局长说:这个方案,思路不太对。
我当时坐在那儿,一句话没说。
那天晚上,关一诺留下来,帮我收拾会议室。
她忽然问我:老师,你干这个,多少年了?
我说:十年。
她说:十年,天天这样?
我说:不是天天,是经常。
她说:你不烦吗?
我说:烦。但我这个岁数,出去也没地方去了。
她那天看着我,眼睛里有种很复杂的东西。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现在我明白了,那是“害怕”。
第四个星期,是六个人第一次聚在一起抱怨。
那天周五下午,快下班了,六个人在楼下的小饭馆吃饭。
他们把我叫上了。
我当时还不想去,觉得那样不好。
可他们非拉我去。
那顿饭,吃了两个小时。
关一诺说:我这一个月,写了十一份材料,九份被打回来。
乔雪峰说:我写的材料,被领导改得一个字都不剩。改完以后,领导说,这个写得不错。
他说:我现在不知道,我写的东西,有什么用。
还有一个姑娘,叫柏文静,在另一个科室,她说:我这个月,干的最多的事,是给领导送文件。
她说:我在县里跑了二十几趟,各个部门。
她说:我读了四年大学,考试考了半年的编制,进来以后,天天给人送文件。
那天饭桌上,六个人,越说越沉。
到最后,那个最沉默的男的,姓穆,叫穆岩,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我爸妈让我考编制。
他说:他们不是觉得这个工作好,是觉得这个工作稳。
他说:可他们没告诉我,稳是这个样子。
那天饭吃完,我心里挺难受的。
我干了十年,我从来没想过这些问题。
因为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我进来的时候,也是这么憋屈。
可我那是2014年,那个时候,我好不容易考上,我家里人高兴得不行。
我不敢有这些想法。
这些想法,我憋了十年。
可这六个孩子,他们不憋。
他们不愿意。
第五个星期,事就起来了。
那一个星期,我们科出了个事。
县里要报一个“优化营商环境”的典型材料,局长点了我们科。
我带着关一诺和乔雪峰,弄了一个礼拜。
那一份材料,写了四稿,改了六遍。
最后一次,是周五晚上八点半,局长说:这个不行,推翻重来。
我当时坐在电脑前,觉得头都有点晕。
我说:局长,星期一早上八点就要报,现在重来,来不及。
局长说:来不及也得弄,这是政治任务。
我那天晚上,跟两个年轻人,弄到了凌晨一点半。
第二天早上八点,材料报上去了。
中午,局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说:那个材料,市里表扬了。
他说:不错。
他说完,我站在那儿,等着他说下面的话。
他没有下面的话。
我那天回到工位,关一诺问我:老师,怎么样?
我说:表扬了。
她说:那有没有说什么?
我说:没有。
她坐在那儿,没有说话。
那天下午,她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微信。
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句:
她说:老师,我今天特别想哭。
她说:不是因为熬夜。是因为我们熬的那个夜,被表扬了,可没有人跟我们说一句“辛苦了”。
她说:我在学校的时候,写一篇论文,导师会改,会提意见,会说“这一段写得可以”。
她说:我在这里写了十一份材料,只有一次,有人跟我说“不错”,那是局长,两个字。
她说:我不知道我写的这些字,好不好。
我看着那条微信,坐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
我心里知道,这个孩子,要走了。
第六个星期,他们开始动了。
乔雪峰最早。
他开始在手机上看招聘信息,看企业的招聘,看省城的招聘。
有一天他跟我说:老师,我在网上看,长沙有个公司招文案,一个月开九千。
我说:九千不少。
他说:我这个编制,到手四千五。
他说:老师,我这半年,光考试、租房、吃饭,花了快两万。
他说:我这四千五,我要还这个,还要活着。
我说:你怎么算这个账?
他说:我不算这个账,我就不正常了。
第七个星期,柏文静走了。
她是第一个。
她走的那天,很平静。
她去找了分管领导,说:我想辞职。
领导很惊讶,说:你才来了两个月。
她说:我知道。
领导说:你为什么要走?
她说:我想去做我更擅长的事。
领导说:你才来两个月,你怎么知道你擅长什么?
她说:我这两个月,我干的最多的事是送文件。我在这两个月里,没有一件事是我自己做的。
她那天说完了,领导没说话。
她走的那天下午,我在楼下遇见她。
她拉着一个箱子。
她说:老师,谢谢你这两个月。
我说:你去哪儿?
她说:我回长沙。我找了个工作,做新媒体。
我说:那个工作稳吗?
她说:不稳。但是我想试试。
我说:你后悔吗?考这个编制,考了半年。
她说:我不后悔。
她说:老师,我这半年,学到了一件事——我不适合。
她说:我要是二十五岁不知道,三十五岁才知道,那才后悔。
她走了以后,剩下的五个人,开始动摇。
第八个星期,是压垮他们的那件事。
那天,我们单位开了一个会。
会上,领导讲了一件事:说单位要“加强作风建设”,要“年轻同志多挑担子”。
散会以后,我一个老同事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小湛,你看着吧,这六个孩子,撑不过今年。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现在不比从前了。
他说:从前我们进单位,是“分配”,是“有个铁饭碗”就烧高香了。
他说:现在的孩子,是自己考进来的。他们知道自己放弃了什么。
他这句话,我当时听了,印象很深。
2023年9月15号,六个人全部递交了辞职申请。
那天我在办公室,看着他们一个一个进来,把那张纸放在我桌上。
我记得关一诺放在我桌上的时候,说了一句:
她说:老师,对不起。
我说:你别跟我说对不起。你对不起的是你自己。
她说:我这两个月,我最难受的,不是累。是我发现,我在这里,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
她说:我写材料,我送文件,我开会,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应付上面。
她说:我不知道,我做的这些事,跟我们县里的老百姓有什么关系。
我那天,坐在那儿,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们走的那天,我们科室办了个小小的送别。
就是楼下那个小饭馆,几个人,吃了顿饭。
穆岩那天喝了一点酒。
他说:老师,我给你们说句实话。
他说:我们六个,不是吃不了苦。
他说:我们这六个人,考这个编制,都是考了一年、两年的。
他说:我们要是吃不了苦,我们考不上。
他说:我们不是怕加班,我们是怕加了班,不知道为什么加。
他说:我在学校的时候,老师跟我说,一个人要有价值。
他说:我进了这个单位,我发现,我的价值,是我写的那份材料,市里表扬了。可是那个材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
他说完了,桌上一片安静。
乔雪峰那天说了一句:岩哥,你别说了,我都想哭。
那天晚上十点多,散场。
我在饭馆门口,看着他们一个一个走。
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我这十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我不敢走。
我有房贷,我有个孩子,我今年三十四,我出去不知道能干什么。
我把这件事,跟我媳妇讲了。
我媳妇叫越淑贞,在县里的中学教语文。
她听完,说:这六个孩子,走对了。
我说:为什么?
她说:他们年轻,他们有时间。
她说:他们知道,自己在浪费时间。
她说:你知道最怕的是什么?是不知道自己浪费时间。
我说:那我呢?我这十年,是不是也浪费时间?
她说:你自己心里知道。
她这句话,把我问住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阳台上坐了很久。
我想:我这十年,我写了几百份材料。
这些材料,有多少是有用的?
有多少是写完了,交上去,就没人再看的?
我没算过。
我不敢算。
后来,我把这六个孩子的事,跟局里的一个老同事聊过。
那位老同事,姓沙,五十多岁,是局里资历最老的。
他说:小湛,这六个孩子走了,我不怪他们。
他说:我怪我们自己。
他说:我们这套东西,几十年没变过。
他说:年轻人进来,我们让他们写材料,改材料,送材料,然后告诉他们,这叫“锻炼”。
他说:这叫什么锻炼。这叫“磨”。
他说:磨到最后,人就没了火气,也就“稳”了。
他说:我们这代人,就是被磨稳的。
他说:可现在的孩子,他们不干。
他说:他们不是不懂事,他们是懂事太早。
他那天说完,我心里挺震动的。
我们单位现在还有二十几个人。
这六个人的位置,空着。
今年又招了三个,也来了。
那三个,现在也是天天写材料。
我不知道他们能干多久。
我这篇文章写下来,不是要评判谁。
我是想说三件事。
第一件事,说给那些想考编的年轻人:
编制是个好东西,但是它不是“好日子”。
它是“稳定”,稳定不等于“有意义”。
你考之前,最好先去打听清楚:这个岗,每天干什么。
第二件事,说给那些用人单位的领导:
年轻人不是怕累,他们怕的是“白累”。
你让他们加班,你得告诉他们这件事为了什么。
你让他们改五稿,你得告诉他们哪里不对。
你要是只会说“重写”,那他们迟早会走。
第三件事,说给我自己:
我这十年,一直觉得自己“稳”。
可我现在有点明白了。
“稳”不是不换工作。
“稳”是你心里知道自己为什么干这一行。
我这十年,一直没想清楚。
今年六月份,关一诺给我发了条微信。
她说:老师,我在长沙干了一年半了,现在做新媒体,一个月一万二。
她说:挺累的,天天加班。
她说:但是我知道我在干什么。
我回了一句:那就好。
她过了半天,回了一句:
她说:老师,你也挺好的。你这些年,肯定帮过人。
我看着那句话,坐在办公室里,眼眶有点热。
我这十年,到底帮过多少人,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六个人,我送走了。
他们走的时候,每个人都跟我握了手。
那六个年轻人,现在都过得不错。
有两个在长沙,一个在深圳,一个回了老家考了教师,一个去读研了,还有一个,我不知道。
我祝福他们。
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们这套东西,能变得让他们愿意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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