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中国、韩国、日本现存《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为基础材料,运用版本学与书籍史的研究方法,考察其在东亚地区的流传与接受。研究发现,余进所撰蒙学史书《十九史略通考》约成书于明正统十一年(1446),明刻本已佚。该书明代东传朝鲜半岛后,经朝鲜王朝文人增补修订后,以《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面世,并成为朝鲜王朝时期较为流行的蒙学读物;万历朝鲜之役前后又东传日本并被覆刻刊行,至清代经日本或朝鲜半岛回流中国。可见,书籍传播不仅体现为实物的跨地域流动,也伴随着文本内容的增益、阐释与重构。其流传历程表明,东亚书籍传播并非单向流动,而是在刊刻、阅读与接受过程中形成持续互动,较为典型地反映了东亚历史知识传播与书籍环流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朝鲜本;《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书籍环流

一、引 言

近年来,“书籍环流”逐渐成为东亚文化交流研究的重要视角。张伯伟认为,“书籍环流”不仅包含书籍实体的传播与流转,也涉及书籍内容的阅读、接受和回应,以及由此产生的观念互动。[1]沈国威表示在环流的视角下应该重视书籍的阅读与流通。[2]王勇提出东亚书籍交流具有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特点。[3]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所说的“书籍环流”指书籍的物质形态在传播中呈多向循环,书籍的意识形态引起读者反思、互动,从而出现不同的文化接受与再阐释现象。《十九史略通考》自中国编纂,经朝鲜王朝增补、刊刻、日本覆刻,最终以《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回流中国,其传播轨迹跨越东亚多个区域,是典型的“书籍环流”案例。

《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是一部朝鲜王朝刊刻的蒙学史书。该书现存情况见图1,就语言而言,现存谚文本和汉文本,本文以汉文本为研究对象。就版本而言,有朝鲜半岛本(下称“朝鲜本”)与和刻本,和刻本的底本是朝鲜本;朝鲜本中有两个系统,分别是8卷本和10卷本,8卷本最接近明本,10卷本增补了明史。明人余进在曾先之《十八史略》的基础上增加了元史,成《十九史略通考》。明朝《十九史略通考》东传朝鲜半岛后郑昌顺(1727—?)增补明史,成《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清朝时该书回流中国,被中国藏书家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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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现存情况

关于《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的研究,中国学者魏建猷对燕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十九史略通考》的出版时间进行推测。[4]乔治忠认为《四库全书总目》关于曾先之的记录存在错误,认为曾先之是吉水人,咸淳元年(1265)进士,并论述了《十八史略》在日本的影响。[5]蔡雁彬[6]、杜慧月[7]、琴丽[8]提及《史略》东传朝鲜王朝的现象,琴丽探讨了《史略》在朝鲜王朝的续补与批评问题,蔡雁彬以《史略》为中心论述了朝鲜王朝史学的启蒙教育和史学观。韩国学者对该书的谚文本和汉文本展开研究,对谚文本的刊刻时间和版本进行了系统考述[9],认为岭营(庆尚监营)出版的《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对研究庆尚道的方言有帮助作用[10]。其他学者提及了汉文本的阅读者[11],并对官刻汉文本进行了统计,阐释了其发行意义[12],认为朝鲜王朝后期,汉文本《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发行卷数变少的原因与西学的传入有关[13]。据笔者考察,该书从明朝东传朝鲜半岛,朝鲜王朝文人对其进行增补并出版,约在万历朝鲜之役时期经朝鲜半岛东传日本;清朝时从日本或朝鲜半岛回流中国。该书实现了物质与意识形态的“环流”。

二、《十九史略通考》

在中国的产生与流传

《十八史略》是私塾教科书,刊刻于大德元年(1297),作者江西吉水曾先之[14]。该书按时间顺序记录了三皇五帝至南宋末年的历史,内容源自以下文献:

司马迁《史记》,班固《西汉书》,范晔《东汉书》,陈寿《三国志》,唐太宗《晋书》,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姚思廉《梁书》《陈书》,魏收《后魏书》,李百药《北齐书》,崔仁师《后周书》,魏征《隋书》,李延寿《南史》《北史》,欧阳修、宋祁《唐书》,欧阳修《五代史》,李焘、刘时举《宋鉴》诸篇。[15]

现存元刻《历代十八史略》十卷本和明刻《古今历代十八史略》二卷本,卷首“纲目”由“历代国号歌”“历代世年歌”“历代甲子纪年”“历代国都”构成。曾先之在编纂该书时,三国时期以魏为提头,认为“自此以后,天下非一统者,本可各自一国编集收尾,又恐初学读者迷其时代之先后,今但以一国源流相接者为提头,而附同时之国于期间,非有高下褒贬之意。”[16]

明朝,地方文人陈殷[17]、王逢[18]、刘剡[19]、梁寅[20]、余进[21]、吴忠[22]、李纪[23]等对该书进行音释、注解、修订、增补并出版,衍生出一系列作品如《立斋先生标题解注音释十八史略》《十九史略通考》《标题事义明解十九史略大全》《标题详注十九史音义明解》《浒东山房批校庐陵曾氏十八史略》等。

洪武壬子秋(1372),陈殷完成《十八史略》的音释工作,自序曰“开卷一览,古今之迹粲然,上自一人,下及黎庶,凡所以立身行己之间,皆足以为鉴戒云……愚因音而释之,厘为七卷,以质其疑。”[24]洪野谷门人王逢为便于学子阅读,将《十八史略》点校,建阳县丞何景春曾捐俸刊行《十八史略》。[25]据《〈十八史略〉及其在日本的影响》可知,日本较为流行的《立斋先生标题解注音释十八史略》,由“刘剡取陈殷音释本以及其师王逢的校订标题,编纂而成。”[26]洪武十九年(1386),梁寅序曰:“寅训诸生以读史,自曾先之《史略》之外,《通鉴》节本皆未惬意,因以《十七史》节本又从而节之,且益之以宋、辽、金,而代各异其帙,以臣之事而赋予各帝之后,盖仍纪传之所续也。”[27]梁寅成书《元史略》四卷,该书成为余进、刘剡等编纂“十九史略”类书籍重要的参考材料。正统四年(1439),朱素在《十九史略后序》谈及,吴忠成书《史略音义》,刘剡节取《元史略》附于其后,成“十九史”,刊行于世。[28]

正统九年(1444),戴本序曰:

竹窝余先生,世居鄱阳之蓝塘。家素业儒,先生自幼警敏好学,既深于经,又长于史。尝谓曾先之《史略》之书,词义虽简约,而正朔多溷淆,诸家训诂虽浩繁,而义理多谬戾。乃依纲目义例,以正其统纪,旁采诸儒粹言,以释其文义,又节取元史,以补于后,而目之曰《十九史略通考》。[29]

正统十一年(1446),王逢门人余进后序曰:

予小子进,鲁钝肤末,何足与言,惟幸夙服椿庭之训,长得松坞之传。由是锐利是书,僭效注述,日积月累,遂至成编,厘为八卷,名曰《史略通考》。盖自太古至于有元,国统之离合,年世之久近,君臣之贤否,政治之得失,贯之以文辞,申之以议论,使夫读者,以目而尽得矣。[30]

戴本,江西德化(九江)人,永乐十五年以举人任教谕。[31]戴本认为余进聪慧好学且长于史学。鄱阳余进阅读了曾先之《十八史略》后认为内容过于简约,且存在正朔混淆、义理谬误等诸多问题,故以朱子《纲目》为义例,修正了史实错误,如宋共计“三百一十七年”改为“三百二十年”。节取元史,仿原书体例,成八卷本《十九史略通考》,以利后学。余进在阐释个人见解时,多从“义”出发,如面对“唐高祖独斩建德”,余进按:“王世充弑其君而自立,其罪大矣。是宜明正其罪,而诛之可也,世民既赦之,而又潜杀,岂义也哉。”[32]建隆二年(961),“金匮之盟”,宪昭杜太后临崩,让宋太祖传位给他的弟弟晋王。余进按:“杜后但知幼主之生乱,而不知舍正立不正,乱亦不免矣。太祖俛从母后之命,卒至祸及子弟,身亦不保,哀哉!赵普于此不能据经切谏,阿谀从之,盖不学无术,未知大臣之义者也。”[33]余进认为赵普不劝谏杜太后的行为不合乎于“义”,因此提出批判。

余进面对“正朔”问题,继承了朱子《纲目》,如三国时期,以蜀汉为正统,余进按:

昭烈正位蜀汉,绍承大统,名正言顺,无可疑者。自陈寿《志》三国反帝曹操,而以列国待蜀,故《通鉴》因之,以魏纪年,冠屦倒置,良可悲伤。至朱子《纲目》,始以昭烈承献帝之后,绍汉正统,取春秋之义,以示天下后世之正论也。此书旧本亦以魏为提头,而附汉、吴于其间,今因京兆刘氏[34]所定,而悉遵朱子义例正之。[35]

关于元朝修纂《宋史》,“以宋辽金为敌体,各立帝纪”,余进提出异议,认为宋为正统毫无争议,对此作出修正,以便学子阅读:

盖太祖为周点检,本无二心,因众推戴,奄有天下,仁厚一念,终始不渝,其享国三百余年之久,岂无自而然乎?太宗仁宗之世,君子满朝,天下大治。哲宗以后,诸儒作振,斯道复明。东周以还,未有之也……然宋为中华之主,固正统也。[36]

然明刻本《十九史略通考》现已亡佚,可通过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贵古朝(50—118)八卷八册内赐本[37]《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观其旧貌,卷二末保存了明人校勘和刊印记录“鳌峰后人熊原彬校勘,庚寅岁复详校正印行”[38],这表明该书存在覆刻明本的痕迹。余进所著《十九史略通考》的亡佚或与明朝普及性史书迅速发展有关,明朝官方及私人大量刊刻普及类史书,与《十九史略通考》类似的书籍有成化十一年(1475)刘氏日新书堂刊刻的《标题详注十九史音义明解》、嘉靖十二年(1533)至善堂刊刻的《标题事义明解十九史略大全》、万历十二年(1584)刊刻的《浒东山房批校庐陵曾氏十八史略》等,以上书籍基本采用了王逢、刘剡、吴忠、李纪、梁寅等人的观点,内容无太大差异。其他普及性史书如《资治通鉴纲目集览》《通鉴节要续编》《历代通鉴纂要》等被大量出版,从而造成《十九史略通考》鲜为人知。另《十八史略》系列书籍在建阳出版,作者以江西地方文人为中心,且多为王逢的弟子,王逢师承洪野谷,洪野谷师承朱公迁。洪野谷,字义初,乐平人。朱公迁,乐平人,在《论语》学上颇有造诣,为朱子学的继承者。由此可知该系列书籍的产生与流传的区域集中在江西省至福建省靠南的地区。明清目录书如《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目录》《晁氏宝文堂书目》《百川书志》《四明天一阁藏书目录》等均记载了“十九史略”,而是否为余进的《十九史略通考》还值得商榷。

三、《十九史略通考》

东传朝鲜半岛

中国古代的典籍主要通过皇帝赐书、官方购买等方式传入朝鲜半岛。据《朝鲜太宗实录》记载:“戊子(1403),成石璘(1338—1423)、李原(1368—1429)、李庭坚,进《通鉴纲目》及《十八史略》,得之中国也。”[39]李原的《容轩集》对此事的记载:“三年癸未(1403),先生三十六岁,二月,入为承枢副提学。四月,以谢恩使,奉命入明京……十三日,进献明朝所赐《通鉴纲目》及《十九史略》[40]。”[41]由此可知,永乐元年(1403),曾先之《十八史略》以皇帝赐书的方式东传朝鲜半岛。

余进的《十九史略通考》何时传入朝鲜半岛,未找到确切记录,但在朝鲜半岛最为流行。目前所见最早记载是弘治五年(1492)朝鲜王朝经筵日讲提及《十九史略》:“读《史记》则文理易通,可兼讲《少微通鉴》《十九史略》。”[42]朝鲜王朝经筵日讲时官员会为国王讲解经书与史书,据李光涛关于朝鲜王朝成宗时期(1469—1495)经筵研究可知:“如果这部实录不将‘朝鲜’和‘某某王朝’等字样特别标明的话,则在中土一般读者言之,实在没有人以为这部实录还认为是东国的史籍呢?”[43]由此可知,朝鲜王朝经筵所涉及的书籍,基本来自中国。作为朝鲜王朝的经筵用书,朝鲜王朝国王与大臣多次探讨《十九史略》,从中获取历史知识与经验,如宣祖通过《十九史略》了解陶侃与“种之姓”:“陶侃事,前日已于所进《十九史略》纸头,见之矣。其他三事,愿闻之。”[44]柳希春(1513—1577)经筵进讲时没能回答“种之姓”,“上曰:‘《十九史略》注,姓文、字子禽’,臣等惊服惭惶”。[45]世子的进讲内容中《十九史略》优先于《中庸》:“今者,东宫于四书,独未进讲《中庸》,而《十九史略》《少微通鉴》则皆进讲。”[46]嘉靖四年(1525),进讲官为世子讲解《十九史略》,望其以史明鉴:“世子天性早悟,然《大学》《论》《孟》,语皆深微,其于通晓文理,恐其迟也。臣于前日,请昼讲《十九史略》者,欲其观古人之事,如见目前所为,若过今明年,则自然解悟也。”[47]翁主以《十九史略》晓古今历史:“翁主,宣祖昭敬大王之第三女也……稍长亲授小学书,又从宫人受《十九史略》,略通往古兴亡,人物是非,而不欲以文字为工也。”[48]两班士人受科举制度的影响,以《十九史略》为备考书目[49]。权臣尹行恁(1762—1801)曾从渔民家中借阅《十九史略》[50],柳希春询问孩童午男《十九史略》,其“应对详明”。[51]正统十一年(1446)《训民正音》颁布后,朝鲜王朝开始采用谚文翻译佛经、儒家经典等,17世纪以后,谚文在民间普及,出现了大量的谚文小说。《十九史略谚解》最早见于万历十三年(1585)刊行的《考事撮要》。[52]谚文本《十九史略》在18世纪初开始被民间大量刊刻,现存花谷版、京中版等多个版本。[53]嘉靖四年(1525),朝鲜王朝礼曹提议向民间征书:

紧切珍贵与否,及卷帙多小,而士类则加《四书》《五经》……《十九史略》等书,从自愿陪给,庶人则以绵布,量价优给,若本主元有二件,则元本所献,仍藏内府,但给新印一件,兼给赏册。如其所献,或关治教,或切典礼,卷帙重多,中国罕得之书,则禀旨,堂上官则别加赏赐,堂下官以下,加一资,庶人自愿受绵布者,另别给优赏何如?[54]

这表明汉文本和谚文本《十九史略》在朝鲜王朝受众群体较广,汉文本并非专属两班贵族的读物,是朝鲜王朝儿童的普遍读物。

朝鲜王朝国王宣祖令大臣对《十九史略》重新修订并出版,再次促进了该书在朝鲜半岛的流布。同时《十九史略》《少微通鉴》等普及性史书的东传还引发朝鲜王朝士人的增补与批评,促进了朝鲜王朝史学的发展。万历二年(1574),经筵进讲时,宣祖询问柳希春:“‘《十九史略》与《少微通鉴》孰善?’臣对曰:‘各有所长,《通鉴》初数卷用迁《史》《汉书》,文章甚伟,于作文,可用之语甚多,而笔法有未明未备处,《史略》依朱子《纲目》,而略节之,故笔法大义甚明,而文字好简太苟涩,令儿童文气蛰而不进。’”[55]宣祖想要了解三晋之前的历史,柳希春认为:“自伏羲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川震,其间事实,《十九史略》则太略,刘恕《通鉴》则杂以怪诞。唯李东阳《历代通鉴纂要》,最为可观。”[56]由此可知,作为经筵进讲官的柳希春对《十九史略》整体评价是太过简略,不利于学子深入思考。该书东传朝鲜半岛后,文人郑澔(1648—1736)在《十九史略》的基础上,“逐条添附于曾氏原史编记之下”,[57]增加朝鲜王朝历史,成书《史略补要》。

在朝鲜半岛流传甚广的《十九史略通考》,为何会在中国销声匿迹?朝鲜李宜显(1669—1745)记录:“江贽《通鉴》,曾先之《十九史略》,陈栎《古文真宝》,中原则绝稀,而我东几乎家诵户读。”[58]据《枫皋集》记载:

曾先之《十九史略》,不著于《艺文志》中,可知书非中国所传,而先之非负名之士也,且其所载历代文字太脱略,如今人抄录人家世谱者,殊无可观,东人必以此教初学,与小学相先后,不读此,谓无入头处,良亦可笑,然中国所不传之书,独遍于一隅海东,遂为业文者之权舆,书之显晦,亦有其地耶。[59]

乾隆三十年(1765),洪大容(1731—1783)出使北京,与严诚[60]交谈:

“贵处小儿始读何书?”余曰:“始读《千字文》,次读《史略》,次读《小学》而及于经书”力暗曰:“《史略》何书?”余曰“曾先之所作《十九史略》”,力暗曰“此间谓之《鉴略》,亦与小儿读之”。[61]

清朝士人似乎对《十九史略》颇为陌生。

《十九史略通考》在中国与朝鲜王朝的受重视程度为何截然相反呢?据蔡雁彬《朝鲜时代的启蒙教育和史学观——以〈史略〉为中心》[62]和琴丽《宋元明普及性史书的东传朝鲜——以〈少微通鉴节要〉与〈十八史略〉为中心》[63]可知,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十九史略通考》作为普及性史书,篇幅适中、内容通俗,便于两班士人知史明鉴、科举考子知识补充、儿童启蒙教学,符合朝鲜王朝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第二,《十九史略通考》体例“自秦汉至五代,亦依曾氏旧本,而以朱子《纲目》正之。”[64]朝鲜文人郑澔认为“初学之士,有难领会,而惟曾氏《十九史略》,文简而畅,事该而约,且其笔法,深得紫阳微旨,实是史家之要诀”。[65]由此可知该书以朱子《纲目》为准,得紫阳史趣,与朝鲜王朝以朱子学为正宗的思想意识相一致,故该书受到了重视。除上述原因外,笔者认为《十九史略通考》在朝鲜半岛的流行,首先,与朝鲜王朝的汉文学习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朝鲜王朝汉文的学习模式是对古代中国教育的模仿,启蒙采用《千字文》等书籍,后期以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为阅读基础,附加对诸家文学作品的研习,形成较为完整的汉文学习体系,对《十九史略通考》《少微通鉴节要》等中国通俗性历史读物的研读具有朝鲜半岛本土色彩,即:

权景禧启曰:“世子专读经书,故今年已十七岁,未解文理,况古今治乱之迹,世子尤不可不知,须先读史,然则文理亦易通。”上曰:“然”,领议政尝云:“可读《春秋》,予亦以谓《春秋》褒贬善恶之书,治乱得失存焉,是亦史也。故俟世子毕读《诗》,使之读《春秋》耳。”景禧曰:“《胡传》多有微辞,而《左传》则诘曲难读,若读《十九史略》,则易解文理。”侍读官姜谦曰:“古人云: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义,则必蒙首恶之名,《春秋》不可不读也。”上曰:“承旨言是”景禧曰:“学者虽受业于师,必与朋友讲论辨释而后得以通理,今书筵官但进句读,不复讲论辨释,请朝、昼讲进经书,夕讲进《十九史略》,宾客及书筵官,与世子讲问论难,世子有难解处,更相讲论,微辞奥旨,无不精释,使世子解通。”[66]

此时世子已经17岁,早已过了启蒙的年纪,但经筵之书依旧选择了《十九史略通考》,大臣权景禧(1451—1497)认为《春秋》偏经书,非严格意义的史书,且字句佶屈聱牙,不利于世子理解其中的文理。《十九史略通考》作为一部通俗易懂的史书,经筵进讲时可以双方讨论商榷,便于理解其中的义理,因此该书与其他史书相比更适合朝鲜王朝教育体系下的汉文学习模式。其次,中国史书在朝鲜王朝儿童启蒙书中占有重要地位。据黄德吉(1750—1827)《读书次第图》可知,中国历代正史排列于“东国诸史”之前。[67]中国史书被朝鲜王朝重视,这与政治因素不可分割,朝鲜王朝君臣通过阅读中国史书,获得朝政议论的依据。另朝鲜王朝自古以“小中华”自居,朝鲜士人通过阅读中国史书来认识世界,强化其正统思想,故《十九史略通考》在朝鲜半岛的受众范围广。最后,《十九史略》的行文符合古代朝鲜半岛的阅读方式。“对于儿童来说,诵读更是被视为一种非常重要的阅读方法。”[68]朱熹曰:“大凡读书,且要读,不可只管思。口中读,则心中闲,而义理自出。”[69]据《韩国教育史》可知,成均馆会规定固定的时间来讲解四书、五经及史书,同时会有固定的考核如年考、月考、旬考和日考。[70]因此儿童必须背诵所学科目。李德懋(1741—1793)曰:“幼时不能详记六甲、九九、世系、国号诸名数,则到长益鲁莽。至有不能辨脏腑之名,五谷之次及经史之篇目者,是不足为人也。”[71]朝鲜王朝要求孩童必须熟悉世系、国号等历史知识。《十九史略通考》附有“历代国号歌”“历代世年歌”“历代甲子纪年”“历代国都”等,且全文多以四字为句,便于儿童诵读。

四、《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在朝鲜王朝的出版与嬗变

《十九史略通考》传入朝鲜半岛后被大量出版,朝鲜王朝及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中央、地方官署及坊间均印刷了《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依旧作为私塾课本在朝鲜半岛被不断印刷,从现存日本殖民时期所出版的《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来看,各书肆多是对汉阳城以及周边各地坊刻的继承,印刷时,保留了旧版的刊记,且每卷卷首或卷末增加各地书馆的版权页,包括印刷时间、发行时间、编辑兼发行者、印刷所、印刷者、售卖地及售卖价格,如图2。现存印本中卷数完整的是1913年新旧书林所印刷的《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保留了铜岘和武桥的刊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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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出版的《十九史略》新增版权页

据《镂板考》《古鲜册谱》记载,朝鲜王朝地方官署湖南左节度营、济州牧、庆州府、关北观察营、宁边府、原州、全州等藏有《十九史略》的书板,陶山书院藏有宣祖时期甲寅字印本覆刻板。朝鲜王朝国王会将中央及地方官署印刷的《十九史略》赐给大臣,“校书馆印《十九史略》四百件,上多赐朝臣、玉堂人员,无遗受赐,伏感无已”,[72]所赐之书封皮内侧手题内赐记,如“隆庆二年(1568)五月,内赐行副护军宋纯(1493—1582)《十九史略》一件,命除谢恩”。[73]朝鲜国王赐予宋纯的《十九史略》,保存了明人熊原彬的校勘与刊印记录,现藏于韩国首尔国立中央图书馆。

万历九年(1581),金睟(1547—1615)受宣祖之命,将《十九史略》重新装帧出版,以便研读。万历三十二年(1604),成均馆牒呈礼曹,要求全罗道印刷并装帧《十九史略》:

自祖宗朝,置尊经阁于泮中,多藏书籍,为士子藏修之所,甚盛意也。变后,书籍荡然无存,他无措备藏置之路。……全罗道:《四书》《周易》《启蒙》《十九史略》。

庆尚道:四书、三经、《通鉴》《家礼》《心经》等书。并皆新刊,自曹行文,各道各二三件,印装上送,藏于本馆,以为诸生讲阅之资事,入启施行。[74]

顺治元年(1648),各地对书板进行修缮,并印刷《十九史略》,便于经筵讲学:“书筵进讲之用,不可如是缓忽,其刓缺之板,及时修改,斯速印送,且全南所在《小学谚解》《孔子通记》《小学》《十九史略》《三韵通考》《东医宝鉴》《医学入门》等书,各数三件,亦为从容印送。”[75]乾隆五十年(1785),郑昌顺在《十九史略通考》的基础上增加了明史,丁伣祖(1757—?)详细考校,力求出版。[76]乾隆五十五年(1790),黃胤锡(1729—1791)在日记中记录“曾在京中,见韩顺兴丈案上有《十九史略之新□明纪》一卷,写本者不及□其谁为一,近年本官传令收民钱,以为巡营奉教刊《史略明纪》,昨闻昌平李生缵荣言,此一卷,乃宰臣郑昌顺所续,并曾先之本续,及续元纪共八卷,而昌平官上有新印一部”[77],由此可知,由郑昌顺所增补的《十九史略通考》在朝鲜半岛得到刊印并流传。现存道光十二年(1832)岭营(庆尚监营)刊本,刊记为“岁在壬辰,岭营新刊”,收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和中国的国家图书馆。嘉庆二十四年(1819),世子侍讲院春坊印刷了《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现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总体而言,官方所出版的《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以8卷本和10卷本为主,印刷量较少,主要用于讲学。

18世纪后半期,商业出版兴起,坊刻本《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涌向市场,坊刻本汉文《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的出版时间集中在19世纪中期以后,出版地在汉阳城商人聚集区美洞、武桥、冶洞、铜岘等。坊刻本与官刻本相比,省去了纲目、序跋等附加内容,字与字之间紧密相连,以卷为印刷单位,卷末印刊记,无任何装饰性花纹或板框,记录较为简单,仅有时间与出版地,如“己丑十月,美洞新刊”。[78]坊刻本内容的删减或与节约印刷成本有关。据鱼叔权《考事撮要》记载:“《十九史略》,纸三十三贴七张,价棉布一匹半、米一斗五升。”[79]可见,印刷一部《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费用不菲。坊刻本《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在印刷时并非全书印刷,一般印刷第一卷与第二卷,封皮多手题“史略初卷”“史略第一”等,装帧方式以五针眼线装居多。通过对比坊刻本汉文《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发现同一地方不同时间所出版的书籍,界行不固定,字体不统一。

朝鲜王朝士人对《十九史略通考》进行修订与增补,是其内容嬗变的主要原因。隆庆四年(1570),柳希春作为经筵讲官,多次提出对《十九史略》进行修正:“上以《十九史略》《近思录》《通鉴》,下于玉堂,盖以臣希春请改校正故也。”[80]“前日,《小学》《近思录》《通鉴》《十九史略》等书,臣等校正以入,到今更以他书考之,误字有之。”[81]万历二年(1574),柳希春发现《十九史略》有讹误,再次订正:“顷者内降《十九史略》宇文周武帝论,有讹阙处,臣欲考《小学》《史断》以正之,其时未得其书,不可久留,故入内,请还降,使得改正。”[82]万历九年(1581),金睟奉宣祖之命,对《十九史略》进行修订:

殿下御经筵,谓左右曰:“《十九史略》一书,简要精切,甚有益于训蒙、第史断,若论印,以小注纤微难读,依《少微通鉴》,例用大字系于本传之后,庶便观览”,仍命臣监其事兼令雠校,臣窃观旧本,非但间有错字或传袭谬误,不能无可疑处,乃考《纲目》等书,悉禀睿裁,稍加订正,与旧本略相异同,然逐节修改,有违传疑之意,自非大段错误,悉从旧本,天地图涉于荒诞,故旧本虽存而删去之,潘氏论详于评议,故旧本虽无而添入之,是亦圣旨也。[83]

由此可知,金睟对其中的文字、图片均有删改,将带有金睟跋文的《十九史略通考》与保留明人校勘出版记录的朝鲜王朝内赐本《十九史略通考》,采用抽校的方式,发现二者之间文本的体例安排存在差异,凡例的位置出现了变化,且金睟修订本将部分注释内容由“小字双行”变为“大字单行”,极少注释被删除。修订本保留了板框上方小字注释的内容,对个别文字进行了修饰,如“荆州盗起”变为“荆州平起”。“纲目”部分中“天地未分图”“三皇五帝图”“历代甲子纪年歌”“历代国都”“通鉴图总目”等均被删除,对明显的错字进行更正如:“祁”(祈)、“拆”(折)、“耶”(邪)、“主”(王)、“自”(遣)、“三”(二)等。

朝鲜温城郑昌顺对《十九史略通考》做了内容增补:

曾先之《十九史略》,即童儒学史之初程,而先之之史,止于宋,其后余进宗海以元史续之,犹未及于明史,故童儒之学是史者,不知有明事迹,人之生也,聪明记识,多全于幼时,幼而不学,长而何知,世之知明史者,鲜盖由是焉,呜呼!我朝之于皇明恩再造……余于明史粗有一斑之窥,遂取正史、通纪本末、名山藏等书,撮要提纲,略仿先之十九史法,而存删去就之间,不能无古今详略之或异其义,则窃取续为之记。[84]

万历朝鲜之役,明朝派兵援救,朝鲜王朝认为明朝对其有“再造之恩”,郑昌顺认为朝鲜王朝的礼仪制度等均习明风,故孩童对明史的学习必不可少,便旁征博引,在《十九史略通考》的基础上增加了两卷与明史相关的内容,使《十九史略通考》从8卷本变为10卷本。10卷本成书后,受到了朝鲜王朝士人的关注,如丁伣祖对该书进行了校勘、句读等工作。

郑昌顺对《十九史略通考》的增补行为与朝鲜王朝士人“修史思明”的文化现象密不可分。明清鼎革之际,朝鲜王朝士人对于清朝政权的心理抗拒,促使朝鲜王朝出现了修纂明史的现象。通过《奎章阁目录》可知,这一时期出现了大批与明史有关的书籍,如李玄锡(1647—1703)的《明史纲目》、吴庆元(1764—?)的《小华外史》等。此时朝鲜王朝也出现了对中国通俗性史书的仿写与增补现象,如李时善(1625—1715)将《十九史略通考》与《少微通鉴节要》合编成《史补略》。洪奭周(1774—1842)于1857年采用活字印刷了《续史略》,该书编纂体例等均仿《十九史略通考》:“奭周生六年,受曾氏书,再周岁而毕,家大人手钞皇明史,为续《史略》以教之。其书凡一卷,其文约、其事核、其体裁实仿曾氏书,而其去取与夺,必本于春秋、纲目之义。”[85]

整体而言,《十九史略通考》在朝鲜王朝的嬗变由朝鲜王朝官方修史和私人修史共同完成,体现了朝鲜王朝关于《十九史略通考》类通俗性史书的修订、增补或仿写所遵循的“尊华攘夷”的正统观和华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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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东传日本及回流

朝鲜王朝使臣出使日本时,发现日本人对朝鲜王朝的历史相当熟悉,康熙五十八年(1719),申维翰(1681—1752)出使日本对此原因给予解答:

自邦关市以来,厚结馆译,博求诸书,又因信使往来,文学之途渐广,而得之于酬唱问答之间者渐广故也。最可痛者,金鹤峰《海槎》、柳西厓《惩毖录》、姜睡隐《看羊录》等书,多载两国隐情,而今梓行于大阪,是何异于觇贼而告贼者?国纲不严,馆译之私货如此,使人寒心。[86]

申维翰痛惜国家的禁书流入日本,柳得恭(1748—1807)也有类似记载,如乾隆十三年(1748),朝鲜王朝通信使与日本人笔谈,发现朝鲜王朝大量书籍如《高丽史》《考事撮要》《皇华集》《保闲斋集》《退溪集》《栗谷集》《入学图说》《九经衍义》《圣学十图》《圣学辑要》等东传日本,甚至朝鲜秘书如《兵学指南》《惩毖录》也被日本人收藏,柳得恭认为应该进行“监戒”。[87]朝鲜本《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何时东传日本,具体时间不可考。日本柳原家旧藏本《十九史略通考》保存了金睟的跋文与手书上板的惠山守藤题识,目验可知金睟跋文书于万历十年(1582),和刻本中惠山守藤题识写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因此该书或于1582—1616年流传至日本。万历二十五年(1597)九月二十一日,山科言经(1534—1611)的日记记载:“《十九史略》借用了,七册有之。”[88]此时,《十九史略》已成为日本官员的读物,故朝鲜本《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约1582—1597年经朝鲜半岛东传日本。

该书东传日本约有两种途径。第一,朝鲜本《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在万历朝鲜之役时期通过往来人员东传日本。万历二十年(1592)日军登陆釜山,拉开了为期七年之久的战争。战争期间朝鲜的活字、书籍等大量流入日本,如崇祯九年(1636),金世濂(1593—1646)作为朝鲜王朝副使出使日本,发现日本“教儿必以《道德经》为先,将倭必学《武经七书》,而翻以谚文。国中印行册板,多取我国书籍反刊者,太半得于壬辰。西枪市肆,书籍充仞,亦多唐本,册价甚高”。[89]由此可知,朝鲜王朝大批书籍流入日本,日本多取朝鲜本覆刻。因此,在万历朝鲜之役时期,日本人频繁出入朝鲜半岛,《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在此期间东传日本极有可能。第二,朝鲜本《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由朝鲜王朝通信使带往日本。朝鲜王朝使节初期前往日本主要承担送还俘虏、收集情报等政治任务,使行过程中也会有书籍交流活动,如顺治十二年(1655),南龙翼(1628—1692)出使日本,次年正月十五日,使行至对马岛,日本人询问南龙翼《海东纪》在朝鲜半岛的流传情况。[90]正月二十八日,日本人将《十八史略》送给南龙翼:“义成父子送人问安,绍柏呈莳绘文匣一部,《十八史略》一件,受册而却其匣。”[91]这表明通信使的存在促进了两地书籍的双向流动。1582—1597年共有两次朝鲜王朝使臣出使日本的记录,第一次是1590年黄允吉(1536—?)、金诚一(1538—1593)、许筬(1548—1612)出使日本,此次使行收集到“丰臣秀吉发兵大明”的情报。第二次是1596年朴弘长(1558—1598)等作为通信使出使日本,此次出使是为了与丰臣秀吉谈和。两次使行朝鲜通信使在日本逗留时间较长,故《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可能由通信使带入日本。

在日本,该书现藏于宫内厅书陵部、足利学校等,有朝鲜本与和刻本。据《图书寮汉籍书目》记载,朝鲜王朝刊8卷7册本《十九史略通考》曾被日本人林守胜(1624—1661)、毛利高标(1755—1801)收藏。

柳原家旧藏本《十九史略》第5册卷末手书上板惠山守藤题识可知,日本人追慕朝鲜本的布局,便以朝鲜本《十九史略》为底本,覆刻了《十九史略》:“吾山二三子,追慕朝鲜国之意匠,顷僦工布列一刊字于一板,印写于《十九史略》者一百余部矣。大概聚数本校雠,参差讹谬真赝详略,而或从其宜矣,庶几博施溥散,要令宇内之人知诸史端末而已。”[92]

乾隆十二年(1747),日本人对8卷8册本《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全文句读完毕[93]。朝鲜文人洪英植(1855—1884)在日本人小泽南窗[94]那里看到了朝鲜王朝内赐本《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该书流落日本,依旧保存完好,洪英植内心感慨万分,便在该书末页手书跋文:

龙在辛巳,航太平,游扶桑,从小泽南窗问班治之礼。先生暇休,余每晤谈,泉响石气,凉通枕簟。时则出所藏法帖、墨迹纵观之,就其中有《十九史略》,卷首题有明年号、安宣赐宝,盖以秘府珍本,□颁朝绅者也。余重拜展读,不觉有感于中。呜呼,凡物之存亡聚散,非常情所可测。何也?想像当时蒙颁者,必当锦袭珍藏,为子孙满籝金,何流落至此?此必有幸不幸于其间。然一经流落,历无限困厄,滚到三百余年尚无恙,前者之不幸流落,为今日保全之一因也。虽当时不为流落,安能保其至今必存乎?况又逢如南窗先生之笃信古好[95],葆弆缥缃乎?流落非不幸也,幸也!昔者只知其古也,而尚爱惜如是,从今时知其为我国之旧,则其护存必益至。此书之永保无疆,其可涯量乎!南窗先生要余书之辞,余为其有感于其幸不幸者存,且喜其得遇如南窗先生,故乐为之书如此。朝鲜洪英植琴石识。[96]

同治十年(1871),金泽学校以木活字再次刊印了《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该版本与惠山守藤所出版的《十九史略》相比,版式发生了变化,版框由“双截版”变为四周单边,上下花鱼尾变为上单黑鱼尾,内容几乎无差异。将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8卷14册本与其比堪,发现惠山守藤所出版的《十九史略》与其接近,因此和刻本《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的底本应当是朝鲜本。

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的《十九史略通考》经过朝鲜王朝出版行业的努力,又以《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的形态回流中国,被清朝藏书家收藏。清人朱绪曾在《开有益斋读书志》谈道:“《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八卷……此书乃高丽刊本,纸版宽阔,藏书家多未见过。”[97]目前国内约存13种,藏于台湾、北京、上海、延吉等地。延边大学图书馆藏有3种朝鲜本《十九史略》。上海图书馆藏2种朝鲜本,藏书号389559-66,仅钤“上海图书馆藏书”;藏书号572544-50所钤藏书章,依照从右往左、从下往上的顺序,依次为“陈箓”“任先”“上海图书馆藏”“福州陈氏止室珍藏”“薛民剑孙黻铨同赠”。因陈箓社会经历复杂,无法得知该书的来源,且陈箓所收明信片多题“任先”,由此可知“任先”也为“陈箓”,另孙黻铨为陈箓继室,故根据藏书章可知,这部书籍回流中国后的读者依次为陈箓、孙黻铨、薛明剑,之后被上海图书馆收藏。北京大学图书馆藏4种,1种为日本金泽学校所出版的和刻本《十九史略》,钤“神奈川县黄宾监狱署”“监狱本署拂下之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印”“北京大学藏”。其他三种为朝鲜本,属于同版,印次不同,其中一部(藏书号:X910.941/8023)7册8卷本书衣页夹签印“陈万美号剔选洁白京庄”,钤“大学堂藏书楼之章”“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印”。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3种朝鲜本,其中8卷10册本卷一首页钤“国立南京图书馆藏”及方形朱章“泽存书库”,南京“泽存书库”的主人陈群,向北平、苏州、上海等旧书店征索书籍,同时还收购了天一阁、海日楼、越缦堂等流散出的古籍。[98]陈群藏书来源复杂,故无从考究朝鲜本《十九史略》从何地、经何人之手被藏于泽存书库。8卷14册本,第一册卷首板框最下方右侧钤“北京图书馆藏”与“胡天猎隐藏书”,“胡天猎隐”这方长方形朱章属于青石山主人韩镜塘[99],据潘建国考察,“韩镜塘从1921年开始,经常去济南、苏州、北平等地访书,他所收藏的古小说善本,除了来自中国书店,还来自田中庆太郎文求堂。”[100]查阅《文求堂书目》后发现该书店确实售卖朝鲜本,如《周易谚解》《经国大典通编》等[101],但未找到《十九史略》的任何记录。台湾图书馆所藏8卷10册本,钤朱长方“‘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朱长方“谷口氏藏书印”及墨文长方“子孙永保,云烟家藏书记”。“云烟家藏书记”此为日本人安西云烟(1807—1852)的藏书印,著有《近世名家书画谈》。由此可知,朝鲜本《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经日本或朝鲜半岛回流中国,实现了物质与意识的环流,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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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的物质与意识环流

六、余 论

综上所述,《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实际包含“二十史”,“十八史”内容源于元人曾先之《十八史略》,明人余进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元史”,朝鲜王朝文人郑昌顺增加了“明史”,经历了中国、朝鲜王朝两国文人的努力,《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得以成书。编纂者根据书籍的阅读、流传等需求,对该书的内容进行补充与修订,使其从最初的8卷本变为10卷本,基础内容也从上古至宋史,逐步扩充至元史、明史,卷前附加的图与纲目依据编纂者的意志被删除或修改。东传朝鲜半岛后,该书的阅读群体不断扩大,遍及全国,成为官府和民间出版机构的发行对象。现存版本多为朝鲜本,该书又从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并在日本被翻刻。清朝时期该书经日本或朝鲜半岛又回流中国,现藏于台北、北京、上海、延吉等地。该书在中国、朝鲜王朝、日本三国文人的作用下,实现了物质形态与意识形态的“环流”。

《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是中国和朝鲜半岛士人思想碰撞的产物,是古代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实现知识环流的载体,同时也是朝鲜王朝官方修史和私人修史共同努力下的通俗性史书,朝鲜王朝对该书的修订与增补,体现了朝鲜王朝修中国史书时所遵循的“尊华攘夷”的正统观和华夷观。朝鲜王朝自古以“小中华”自居,促使朝鲜士人通过阅读中国的史书来认识世界,因此《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传入朝鲜半岛400多年,依旧受到世人的追捧,直至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朝鲜王朝被迫通过日本看世界,对该书的需求才逐渐减少,但依旧被朝鲜半岛私人藏书家收藏,如李仁荣(1911—?)的《清芬室书目》载四部残本《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102]及中宗宣祖年间乙亥字刊本零页[103]。

(原文刊于《国际汉学》2026年第5期)

注释

[1] 张伯伟:《书籍环流与东亚诗学——以〈清脾录〉为例》,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第164—184页。

[2]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中心出版博物馆编:《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十六世纪以后的东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97页。

[3]卢向阳:《天一阁与“海上书籍之路”:东亚典籍的“环流”》,《澎湃新闻》2022年12月2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575882,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5月7日。

[4]魏建猷:《高丽刊本〈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跋尾》,载《燕京大学图书馆报》1932年总第27期,第2页。

[5]乔治忠:《〈十八史略〉及其在日本的影响》,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81—91页。

[6]蔡雁彬:《朝鲜时代的史学启蒙教育和史学观——以〈史略〉为中心》,载《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7卷第1期,第60—63页。

[7]杜慧月:《〈东国史略〉的版本及其流传》,载《文献》2018年第1期,第87—98页。

[8]琴丽:《宋元明普及性史书的东传朝鲜——以〈少微通鉴节要〉与〈十八史略〉为中心》,载《古代文明》2019年第13卷第2期,第116—124页。

[9]白斗铉:《〈十九史略谚解〉诸版本的系统研究》,载《国语学》2000年总第36辑,第3—30页。

[10]金周源:《〈十九史略谚解〉(岭营版)的出版年代》,载《国语学》1998年总第32辑,第247—263页。

[11]金重权:《朝鲜朝仁宗的读书经历考察——以世子时期为中心》,载《书志学研究》2010年总第46辑,第267—298页;崔在穆:《朝鲜时代梦想成为圣人的女性哲学家张桂香》,载《阳明学》2014年第37号,第143—175页。

[12]李胤锡:《坊刻本〈十九史略〉出版的形式与意义——以第一卷为中心》,载《东方学志》2014年总第168辑,第123—146页。

[13]李胤锡:《坊刻本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洌上古典研究》2010年总第31辑,第117—142页。

[14](元)曾先之,字孟参,吉水人。其具体生平信息可参考乔治忠:《〈十八史略〉及其在日本的影响》,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81—91页。

[15](元)曾先之编,(明)陈殷音释,(明)王逢点校,石川鸿斋补订:《史略续》,见《点注十八史略校本》,1887年刻本,第5页。

[16](元)曾先之:《历代十八史略》卷5,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元至正二年序刻本,第1页。

[17](明)陈殷,江西临川人,自号“湖海遗民”,著《湖海集》,音释《十八史略》。

[18](明)王逢,江西乐平人,字原夫,号松坞,师从洪野谷,宣德初年为富阳县学训导,校订《十八史略》,并增设标题。

[19](明)刘剡,福建建阳人,为王逢弟子,修订编辑《少微通鉴》《资治通鉴节要续编》《标题事义明解十九史略大全》等。

[20](明)梁寅,江西新喻人,字孟德,人称“石门先生”,撰《元史略》等书籍。

[21] (明)余进,字宗海,鄱阳人,王逢弟子,故自称“松坞门人”。

[22](明)吴忠,江西临川人,音义《十八史略》。

[23](明)李纪,江西金川人,字大正,校正《标题事义明解十九史略大全》。

[24](元)曾先之编,(明)陈殷音释,(明)王逢点校,山名敦句读校补:《史略叙》,见《立斋先生标题解注音释十八史略》,龙影堂刻本,第1页。

[25](元)曾先之编,(明)陈殷音释,(明)王逢点校,何景春捐俸刊:《立斋先生标题解注音释十八史略》卷之一,正统辛酉孟夏书林余氏新刊,第1页。

[26]乔治忠:《〈十八史略〉及其在日本的影响》,第81—91页。

[27](明)梁寅:《元史略·元史略序》,明洪武间刻本,第1—2页。

[28](元)曾先之编,(明)陈殷音释,(明)王逢标题,(明)李纪增校:《十九史略后序》,见《标题事义明解十九史略大全》,至善堂刊本,第3页。

[29](元)曾先之编,(明)余进通考:《十九史略通考后序》,见《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卷1,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内赐本,第1—2页。

[30]同上。

[31](明)何乔远:《闵书》卷66《文莅志》,崇祯刻本,第27页。

[32]同上,第5页。

[33](明)何乔远:《闵书》卷6,第45页。

[34]京兆刘氏即刘剡,建阳刻书家。

[35](元)曾先之编,(明)余进通考:《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卷3,第55页。

[36](元)曾先之编,(明)余进通考:《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卷7,第50页。

[37]内赐本是指朝鲜王朝把官刻本书籍赐予百官,书封皮有“内赐记”,卷首第一页钤“宣赐之记”“奎章之宝”等。

[38](元)曾先之编,(明)余进通考:《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卷2末,第65页。

[39]《朝鲜太宗实录》三年(1403)九月十三日,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4年,第352页。

[40]朝鲜王朝李原年谱中将“十八史略”写作“十九史略”,或与年谱的整理时间有关。权相圭在《容轩先生文集后叙》记录“往岁乙丑,入汉城,幸得考审秘阁所藏列圣实录,抄出先生官资除拜及疏启献议等文,于是焉先生之立朝践历,忠言伟绩,大略可证向矣,后孙钟博氏要相圭对同编整,辞不获,谨据实录及家乘所载,参互为年谱。”因此,李原年谱的内容,主要来源于《朝鲜王朝实录》和家谱,权相圭对年谱内容进行了校对,故写作“十九史略”或有意为之。根据文集刊印时间“丙申仲夏重刊于道州君子亭”,推知年谱的整理时间约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左右,此时“十九史略”在朝鲜半岛影响远超“十八史略”,故李原年谱记载为“十九史略”。

[41]李原:《容轩集·年谱》,见《韩国文集丛刊》第34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9年,第138—159页。

[42] 《朝鲜成宗实录》二十三年(1492)一月二十三日,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8年,第286页。

[43]李光涛:《中韩民族与文化》,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8年,第214页。

[44]《朝鲜宣祖实录》七年(1574)二月五日,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61年,第125页。

[45] 柳希春:《眉岩日记草(一)》戊辰九月初五(1568),见《朝鲜史料丛刊(八)》,朝鲜总督府,1936年,第339页。

[46]《朝鲜中宗实录》二十二年(1527)八月二十五日,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第410页。

[47]《朝鲜中宗实录》二十年(1525)八月八日,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第257页。

[48]申翊圣:《乐全堂集》卷13《亡室贞淑翁主行状》,见《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93册,汉城:财团法人民族文化推进会,1992年,第358页。

[49]《承政院日记》仁祖十二年(1634)十二月三十一日,“闾巷间五六字缺读《史略》,为科举之习”,https://sjw.history.go.kr/,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5月7日。

[50] “因渔户借见《十九史略》,盖渔子所读也。”见尹行恁:《硕斋别稿》卷18《薪湖随笔》,见《韩国历代文集丛刊》第3505册,坡州:景仁文化社,2019年,第282页。

[51]“罢仕,往见李士文于神武门之西北,兼见午男,试问《十九史略》,应对详明,神采精朗,真奇童也。”见柳希春:《眉岩日记草(一)》戊辰三月二十八日(1568),第166页,

[52] 张伯伟编:《朝鲜时代书目丛刊(三)》,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453页。

[53] 白斗铉:《〈十九史略谚解〉诸版本的系统研究》,载《国语学》2000年第36辑,第3—30页。

[54]《朝鲜中宗实录》三十七年(1542)十月二日,第465页。

[55]柳希春:《眉岩日记草(五)》丙子(1576)七月二十二日,第256页。

[56]《朝鲜宣祖实录》七年(1574)十二月十五日,第149页。

[57]郑澔:《丈岩集》卷23《〈史略补要〉序》,见《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57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7年,第516页。

[58]李宜显:《陶谷集》卷28《陶峡丛说》,汉城:保景文化社,1990年,第619页。

[59]金祖淳:《枫皋集》卷16《杂录》,见《韩国历代文集丛刊》第2529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9年,第456页。

[60]严诚(1732—1767),字力暗,号铁桥,浙江仁和人。

[61]洪大容:《湛轩书》卷2《干净简笔谈》,见《韩国历代文集丛刊》第2603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9年,第120—138页。

[62]蔡雁彬:《朝鲜时代的启蒙教育和史学观——以〈史略〉为中心》,第60—63页。

[63]琴丽:《宋元明普及性史书的东传朝鲜——以〈少微通鉴节要〉与〈十八史略〉为中心》,第116—124页。

[64](元)曾先之编,(明)余进通考:《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卷1《十九史略通考凡例》,第1页。

[65]郑澔:《丈岩先生集》卷23《史略补要序》,见《韩国历代文集丛刊》第158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9年,第376—380页。

[66]《朝鲜成宗实录》二十三年(1492)一月二十九日,第288页。

[67]黄德吉:《下庐集》卷8《杂著·读书次第图并说》,汉城:民族文化推进会,1999年,第412页。

[68]王余光、汪琴:《中国阅读通史(理论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313页。

[69]朱熹著,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0《学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9页。

[70] 韩基彥、李学澈、朴恩睦:《韩国教育史》,汉城:中央教育研修院,1986年,第88页。

[71]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31《童规》,汉城:首尔大学校古典刊行会,1966年,第425页。

[72] 柳希春:《眉岩日记草(一)》戊辰(1568)六月十二日,第259页。

[73](元)曾先之编,(明)余进通考:《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卷1,前衬页。

[74]《朝鲜宣祖实录》三十七年(1604)十二月二日,第386页。

[75]《承政院日记》仁祖二十六年(1648)十月十四日,https://sjw.history.go.kr/id/SJW-A26100140-00600,最后访问日期:2026年6月7日。

[76]“岁乙巳(1785)忝按岭节携是书以往,岭人丁君伣祖文士也,见是书而悦之,音释句读、细加校检,却余广布,遂付剞劂。”见曾先之编,余进通考:《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卷10末郑昌顺跋文,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10卷8册本,第28页。

[77] 黃胤锡:《颐斋乱稿》卷45,七日丁巳,手写本,第63页。

[78](元)曾先之编,(明)余进通考:《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卷末刊记,奎章阁藏坊刻本(一簑古952.01-J569g),第52页。

[79]鱼叔权:《考事撮要》《书用市准》光海君五年所刊2卷2册本,第39页。

[80] 柳希春:《眉岩日记草(二)》庚午(1570)六月二十四日,第307页。

[81] 柳希春:《眉岩日记草(二)》庚午(1570)六月二十一日,第303页。

[82]柳希春:《眉岩日记草(四)》甲戌(1574)四月二十三日,第336页。

[83](元)曾先之编,(明)余进通考:《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卷8末金睟跋文,中国北京图书馆藏8卷14册本,第1页。

[84](元)曾先之编,(明)余进通考:《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卷10末郑昌顺跋文,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10卷8册本,第28页。

[85]洪奭周:《渊泉集》卷18《续史略序》,见《韩国历代文集丛刊》第293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9年,第397页。

[86]申维翰:《海游录》卷上,见《海行总载》第1辑,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85年,第76页。

[87]柳得恭:《古芸堂笔记》卷5《我书传于倭》,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手写本,第7—8页。

[88]山科言经:《言经卿记》,庆长二年(1597)九月二十一日,https://wwwap.hi.u-tokyo.ac.jp/ships/w16/search?keyword=%E5%8D%81%E4%B9%9D%E5%8F%B2%E7%95%A5&page=1&itemsperpage=200&sortby=jc_date&sortdesc=false&sortitem=%E5%92%8C%E6%9A%A6%E5%B9%B4%E6%9C%88%E6%97%A5%EF%BC%9A%E6%98%87%E9%A0%86,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5月7日。

[89]金世濂:《东溟集》卷10《闻见杂录》,见《韩国文集丛刊》第95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0年,第337页。

[90]“‘贵国有《海东纪》云,未知尚存否?’答以此册之刊行,在于百数十年前板刊行,不传已久,吾等只闻名而不见云。”南龙翼:《南壶谷扶桑录》丙申(1656)正月二十八日丁未,见《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59页。

[91]同上,第365页。

[92](元)曾先之编,(明)余进通考:《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卷8末惠山守藤跋文,原藏岩濑文库5册5函本,第2页。

[93]“延享四年丁卯冬十有一月朔日朱点功终”,(元)曾先之编,(明)余进通考:《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全文朱笔句读,8册卷末朱笔手题内容,第24页。

[94]小泽南窗乃明治时期的画家。

[95]“古好”两字旁边各标一点,应该是乙正符号,表示二字应颠倒,读作“好古”。中国古人于此处往往标一小字“乙”,现在的校对符号中,表示前后颠倒的符号,仍很像“乙”字。

[96]曾先之编,余进通考:《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8册卷末洪英植题识,第24页。

[97](清)朱绪曾:《开有益斋读书志》卷2《十九史略通考》,清光绪六年(1880)金陵翁氏茹阁刻本,第19页。

[98]陈思丰:《漫话“存泽书库”》,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3期,第46—47页。

[99]韩镜塘(1890—?),别名胡天猎,祖籍燕南,1948年携书离开东北赴台北,担任台北工业专科教授。此人具体信息参见潘建国:《青石山庄主人“胡天猎”及其小说藏书聚散考》,载《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2期,第51—53页。

[100] 同上。

[101]田中庆太郎编,高田时熊、刘玉才主编:《文求堂书目》第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127—131页。

[102]张伯伟编:《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362、4383、4555—4556、4736页。

[103]同上,第4735—4736页。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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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晓羽:1997年生,陕西榆林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高丽大学访问研究员(2025.10-2026.10)。主要研究领域为域外汉籍研究、书籍史、中朝文化交流史。

【责任编辑:周柏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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