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63岁,初中同学36人,走了15个。数完那天,我在本子后面写了三句话
上个月初七,我干了这辈子最沉的一件活:把我们初中毕业照上的人,一个一个重新数了一遍。
我叫周广田,河北保定人,退休前在供电所干了三十八年。我们是一九七九年毕业的公社联中,全班三十六个人,毕业照在县城照相馆拍的,黑白,一人一张,三毛钱。那天我找出照片,戴老花镜挨个认:这个走了,前年走的;这个也走了,肺上的病;这个……我数了三遍,走了十五个,还剩二十一个。
我把笔放下,在屋里坐了一下午。老伴问我怎么了,我说:三十六个人,走了十五了。她说:你早知道的事,今天才数出来?
她说得对。我不是今天才知道,我是今天才敢数。
数完之后,我做了一件老班长生前嘱咐过的事。老班长前年走的,走前把一本同学录交给我,里面记了四十年谁家孩子考上大学、谁病了谁走了。他说:剩下的,你替我挨个看一眼。上个月我真的动了,半个月走了九家,远的打了电话。看完这一路,我心里那个“可怕”,慢慢松开了。
先说走的十五个人里,我忘不掉的三个。
李秀琴,我们班的学习委员,后来在市里教了三十二年语文。她前年查出胰腺癌,从确诊到走,五个月。我去看她,她躺在床上还在批学生的作文,见我第一句话问:本子上我名字底下记的啥?我说:教书三十二年,桃李三千。她笑了:够本了。
赵和平,跟我一个宿舍住过三年。二〇二〇年查出肺癌,我陪他去省城化疗,陪了五趟。第五趟回来,火车上他说:不治了。我那五万块,是我孙子后两年的学费。我躺在那五万块上走,闭不上眼;留给孙子,我闭得上。他走前一天托我记一笔:赵和平,学费付清。他在“付清”两个字上,笑了一下。
还有孙桂芝,嫁去南方四十年,走前在群里发了最后一条语音:我梦里全是那个操场,下了雪,白白的,你们扫雪,我打铃。操场不大,四百米不到,可我在那上面活了一辈子。
我发现一个规律:这十五个人,最后惦记的,没有一个是钱。是学生,是学费,是操场,是石榴树。
然后我发现了活着的人里,也有规律,分三种。
第一种像我的同学老侯,七个人里最穷的,一个人过,靠糊纸盒一天挣二十块。可他院子里养着四只画眉,一墙自己学的牡丹。他说:广田,我比走了的多活一天,就白赚一天。白赚的日子,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第二种像马秀芳,药一把一把地吃,可孙子辈连亲带表二十九个,轮流来看她。她说:我身子是坏账,人丁是存款。我这不是活着,我是替走了的十五个,也看看这世道。
第三种最让我心沉。有两个同学,身体不错,儿女有出息,却过得拧巴:一个天天防着儿媳算计他的房,一个跟邻居为半尺地置气了十年。他们比老侯有钱,比秀芳有身体,可比走了的人还苦。为什么?因为他们把日子过成了一笔算不清的账。人到了我们这个岁数,钱和身体都是租来的,只有心里那点宽绰,是自己的。
走访完,我在同学录最后一页写了三句话:一,走了的不是少了,是先走一步替我们把路探好了;二,在世的同学,正月初三接着聚,走不动的轮流上门;三,心里的账能清就清,那半尺地,带不走,可你为它拧巴十年,这边的一天一天全拧着过去,亏。
写到一半,我翻到老班长留的最后一行小字:“走着走着,人数变了,藤没断。可怕的不是走了多少,是剩下的人光在数数,忘了活。”
我今年六十三,同学三十六,走了十五,剩二十一。可怕吗?可怕。可我现在每天早上五点半去护城河走三里地,下午去老年大学学二胡,拉得不好,满楼道都听得见。邻居说:老周,你这二胡一天比一天有调了。
我说:有调就行。人这个年纪,不求成曲,求有个调。
十五个同学,一路走好。二十一个同学,正月初三见,一个都不能少。
您身边的老同学,还剩几个?您数过吗?数完之后,日子怎么过的?评论区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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