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君红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己想要回到祖国,并且提出了“不要坐牢”的要求,这一言论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但是在谈论之前要有一个前提需要说明一下:她律师的执业证书被注销了,并没有被吊销。这两个词虽然很相似,但是它们的法律意义是不一样的。

根据广东省司法厅在2024年11月26日做出的决定,周君红于同年3月18日和原来的律师事务所解除了聘用合同之后,在接下来的六个月内并没有被其他的律师事务所聘任。按照《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主管机关取消了她律师执业资格,并且收缴了她的律师执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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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由于某种违法违纪行为而被吊销了营业执照所导致的处罚结果,在她离开原来的律师事务所之后,并且超过了规定的期限没有被新聘请回来,所以不符合继续执业的要求。把“注销”改成“吊销”,然后进一步形容为“被官方处罚”,就会使问题得到另外一种理解。根据该份决定书来看,主要的原因就是执业关系中断之后找不到新的工作单位。

这并不是说她在这方面的观点就一定正确,在其它方面也没有分歧,并不能用来作为某种行为的依据。但是它告诫我们,在评判一件事情的时候,应该首先查看文件里写了些什么,而不要一开始就相信当事人的或者见证人所描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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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君红具有北大的法学学历,并且在深圳工作了很长时间。正因为这样,所以她的对于法律程序以及用词方面的理解应该要比别人更加清楚一些。现在她出国谈论“回国”的时候,还会把“不坐牢”放在前面,那么公众就会问了:她所担忧的是什么呢?

但是这个命题不能反过来作为证据来使用。一个人说怕坐牢,并不一定就触犯了法律;同样地,公开宣称“不再反华”也并不意味着会得到任何法律上的宽恕。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要看具体的事实情况以及相关的证据以及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并不是根据她之后的态度或者是是否停止了某项公开言论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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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多家媒体所报道,周君红曾经说过自己想回家、想要回到祖国来,但是又不愿意坐牢,并且希望能够有人从中传达自己的想法。她说自己不打算再单独待在美国“反华”了。该表述把几个事情放在一起:回国愿望、关于法律责任方面的顾虑和不再发表此类言论的决心。但是这些内容不能作为可以商量的价格来进行交易。

“不再说了”属于个人的选择,并不等于在法律程序中免除责任。一个人是否能够回国以及回国之后会不会受到调查或者其他程序的影响,都是具体的法律事实和程序来决定的。旁观者不能因为她的过去而认为她一定会被判刑,也不能因为她说自己想回来了就认为所有的麻烦都可以一笔勾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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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环境发生改变的时候要慎重对待。中国的律师执业资格不可以代替美国各个州的律师资格。周君红曾在2024年2月份参加了加州律师考试,但是目前公开渠道上并没有可以验证的成绩或者执业状态的信息。仅仅根据这一点,并不能得出她考试不及格的结论,也不能由此推测出她在美国家中的真实情况。

可以确定的是,在离开原来的律师事务所之后,超过六个月没有再被聘请,所以她的执业证书已经被吊销了;她还曾在美国家里参加了律师资格考试。其他的关于她是否成功转型、是否因此陷入困境的说法如果没有可靠的证据的话就不要随便传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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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周君红的话题中,最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什么,并不是哪一个声音更大一些,而是法律的概念被随便地更换掉之后,再把个别的程序当作政治迫害来处理,或者是把当事人的一些担心直接认定为犯罪证据。这两种推测都很急躁。

她可以把想回家的意思说出来,也可以不再说以前说过的话了。但是“回国”与“免除法律责任”并不是一回事。“回国”和“免除法律责任”是两回事。如果涉及到法律责任的话,按照证据以及程序来处理;如果没有涉及到的话,也不能因为她说自己害怕坐牢而对她进行定性。对于一个受过法律训练的人而言,这个界限并不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