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山西朔县城内,年轻的李来英躲在厨房角落,用锅底灰涂满脸和手臂。城外炮声不断,街上人声杂乱,母亲紧紧捂住她的嘴,不敢发出一点声响。那一年,李来英还只是个孩子,却在这座塞北小城里,看见了家人和乡亲永远倒下的场景。
朔县地处雁北,是连接晋北与塞外的重要通道。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沿平绥线向山西推进,阳高、大同、怀仁等地相继失守,朔县很快暴露在兵锋之下。守城部队人数有限,武器也明显落后,城内百姓却没有多少退路。
9月下旬,日军从平鲁、山阴方向逼近。守军和地方人员试图依托城墙、街巷进行抵抗,县城四门一度关闭,百姓也被组织筹集粮食、运送物资。县长郭同仁曾表示要与城共存亡,守军则依靠城墙和巷道拖延进攻。
9月28日,日军集中炮火轰击朔县北门。城墙在连续炮击下出现缺口,装甲车辆和步兵随即冲入城内。守军抵抗很快被打散,部分人员撤离,留下的百姓却失去了躲避和求生的屏障。
日军入城后,对街巷实行封锁,挨家挨户搜查,将大量平民驱赶到指定地点。许多青壮年被单独捆绑,妇女、老人和孩子则被赶到街面或城壕附近。不同史料对于遇难人数的记载并不完全一致,地方调查和幸存者口述普遍认为,死难者达到数千人,朔县城内许多家庭因此断了香火。
李来英后来回忆,日军进城时,家中叔叔和哥哥都被抓走。她与母亲躲在厨房,听见外面的脚步声和哭喊声,一直不敢移动。等街上安静下来,亲人已经再也没有回来。老人讲到这里时,声音多次停顿,泪水顺着脸颊落下。
有意思的是,朔县惨案并不只发生在街巷。南城壕一带同样聚集了大批被捕百姓。赵英当时年仅11岁,在逃回家途中看见许多乡亲被押往城壕。回到家后,他发现父亲已经被日军带走,母亲只能把他藏在床下。
赵英不顾阻拦,悄悄赶到南城壕附近。他看到密密麻麻的人群跪在地上,哭声从四面传来。口述材料称,当时被押到南城壕的百姓有数千人,日军随后实施集体杀害。关于具体人数和细节,后来的记录存在差异,但大批平民遭到杀戮这一事实,在多名幸存者的叙述中反复出现。
南城壕的惨状持续了数日。尸体被集中堆放,日军还用稻草和燃料焚烧遗体,试图掩盖罪行。城门重新打开后,逃到外地的百姓陆续返回,面对残破的房屋和无法辨认的遗体,只能凭衣物、首饰或身体特征寻找亲人。
朔县并非没有抵抗。七旬老人姜佐才曾参加过辛亥革命,抗战爆发后因年事已高未能入伍。日军攻入县城时,他捡起遗落的枪支,在院落附近向敌人射击,击毙数名日军,随后在围攻中牺牲。这个细节说明,城防崩溃并不等于所有人都放弃了抵抗。
多年以后,塞北革命烈士纪念馆馆长王彪走访朔县幸存者,试图把这段历史从沉默中整理出来。他带着照相机、录音设备和笔记本,骑车奔走于乡村街巷。每记录一份口述,便请讲述者核对内容并留下手印;遇到保存下来的旧照片,则复印后归还原件。
经过11个月走访,王彪接触了一百五十多个知情家庭,整理出声音、照片和文字资料,编成《疼痛的记忆》。这些资料未必能够回答所有疑问,却让朔县屠城不再只是一个模糊的地名,而成为有家庭、有姓名、有具体遭遇的历史事实。
李来英和赵英的证言,留下的是两个幸存孩子的记忆;姜佐才的选择,留下的是一名老人面对侵略者时的行动。炮火会摧毁城墙,屠杀却无法抹去每个家庭留下的证词。朔县九二八惨案的档案、遗址与口述,构成了日军侵华暴行无法绕开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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