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完备的供应链,深圳已经成为全球市场的主要产品输出地。借APEC召开之机,这座城市正探索深化与中国香港、东盟及亚太经济体的创新联动,以期实现一次新的城市跃迁
文|《财经》记者 邹碧颖
编辑|朱
新加坡的街道上,比亚迪的车多了起来,Juana Lee是最早察觉到变化的人之一。
Juana是新加坡华人。20年前,她在澳大利亚,接到家里一通电话,让她马上飞往深圳。家里投资的工厂来了欧洲客户,需要人接待。Juana从未来过深圳。彼时,厂里的工作人员英文不太好,出口又需要与不同国家的客户打交道,她成了对接各方的那个人。
那时的深圳,在Juana眼中,“真的什么都没有”。她原本只打算在深圳待三个月,结果此后20年,她一直在深圳、广州、中国香港、新加坡之间穿梭,做高端战略咨询,还多了另一重身份:中国新加坡商会广东办事处副会长兼秘书长。这些年,商会牵头商务拜访和青年交流,新加坡的公司、年轻人一波波来深圳,都想亲眼看看这座城市的科技创新。
深圳和新加坡的联系也愈发紧密。谈及比亚迪走红新加坡,Juana告诉《财经》,新加坡买车须先竞拍拥车证(COE),价格可达60万元人民币以上。过去,当地汽车市场主要由日系和德系品牌主导,如今,消费者的选择正在转向质价比更高的中国车。
随着越来越多深圳产品进入海外市场,老外们的好奇心,也变得具体而直接起来。
李郁韬是腾讯云副总裁。最近五年,腾讯云出海提速,他经常在海外跑。有时,国外客户会突然发来一个短视频,问他:这是深圳的哪里?他一看,是航拍的深圳湾夜景。客户说,这个画面能对标纽约,甚至比纽约更好。“他们觉得这个简直非常震撼。”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件。李郁韬跟客户说起,深圳已经开始用无人机送快递,对方一脸惊讶:“这怎么可能?”
一探究竟的想法,反映在入境数据中。
2025年,深圳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超过700万人次,同比增长30%以上。来自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旅客,成为重要客源。如今,在深圳南山区与福田区交界处的华侨城,一些餐厅已在为国外食客提供英文纸质菜单。
但对一座国际级创新城市来说,只有外国游客和采购商是远远不够的。相较于深圳的经济影响力,与之匹配的国际化水平仍有提升空间。《国际交往中心城市指数2025》报告显示,北京、香港、上海进入前十,深圳排在第37位,居于杭州之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郑永年指出,深圳的国际化不能只停留在“买全球、卖全球”的货物贸易层面。
对此,郑永年还提出一个“开源中国”的理念。他认为,中国和西方的发展路径不一样,在追求自身进步的同时,可以通过各种合作机制,把拥有的新质生产力扩散到“全球南方”国家。而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深圳正处于一个特殊位置。11月18日至1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行,这是深圳提升创新能级、链接亚太的一次新机遇。
40多年前,深圳从承接“三来一补”加工贸易起步,接着发展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如今,它面临一道新命题:能否从亚太制造业的枢纽,跃迁为亚太创新的接口?
深圳货,不只是卖出去
如今的深圳产品出海,已经不同于过去的贴牌代工、拼低价,供应链优势正转变为品牌优势。
西昊是深圳宝安一家人体工学椅公司。在海外,这家公司的产品在200美元-1000美元价位段站稳了脚跟,深入Herman Miller、Steelcase等国际品牌把持的腹地。
2025年,海外收入占西昊营收的四成,创始人罗慧平向《财经》回忆,公司早期靠线上起家,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很快卷入双寡头格局。当时摆在面前的路有三条:往线下走、向海外走、扩品类,先走出来的是出海。“我们每条路都走了,只不过海外增长,目前看比较快。”
2013年亚马逊来中国招商时,西昊就动过出海的念头,但当时物流和资金流问题很棘手。等到2017年出海,资金容易流通了,物流依然卡着。人体工学椅属于超大件,在平台仓储体系里价值贡献不大,用户还需要自行组装,海运、仓储、退换货,每个环节都很繁琐。
起初,西昊走传统贸易出海,需要经过中间商。2017年,罗慧平带着团队到中东、南非、南美、中亚等地参展,但结果并不理想。折腾一年,投入500多万元,只回来了300多万元订单。2018年,这家公司掉转头,找到线上直销突破口,走差异化的市场竞争路线。
罗慧平还决定,退出中低端市场的贴身肉搏。他复盘,2017年前后价格战最凶的时候,同质化竞争要赢只有两条路——要么极致的成本控制,但“当时的供应链能力不够”;要么放低对用户负责的底线,“也做不到”。于是只剩差异化一条路,自然而然走向中高端市场。
“没有万一,只有一万,要么生要么死。”出海十年,罗慧平把许多APEC经济体的市场都摸了一遍。墨西哥人口多、经济体量不小,起初公司的期望非常高,罗慧平去了一次又一次,业务反馈却和期待落差极大。菲律宾市场预期很低,最终产品适配度却很高,反馈非常好。俄罗斯,十年前的消费取向偏向西方品牌,对中国的商品接纳度并不高,现在完全变了。
西昊找准相对空白的中端价格带,提供性价比更高的商品,很快在海外跑了出来。出海十年后,这家公司在海外开起了专卖店,在曼谷、菲律宾拥有十几家门店,印尼扩张速度也很快。他们找当地合作商做渠道,由对方完成送货、安装、售后。在菲律宾,西昊仅用三年做到当地品类第一。和泰国的合作伙伴也愈发熟悉,双方早期三个月见一次面,现在半年见一次就行。
选择用“质价比”品牌叩开海外市场大门的,还有创想三维,这是深圳的一家3D打印机公司。该公司以海外市场为主,北美是最大的市场。创想三维市场负责人巨铮告诉《财经》,最早打开海外市场的两款机型,都在几百美元。那时同类产品普遍在1000美元以上,尺寸和性能差不多。价格友好,因此海外创客在YouTube上自发推广。两款产品让这家公司站稳了脚跟。
在深圳龙华区,创想三维的展厅像一间被3D打印机占满的工作室。往里走,半人高的机甲手办是一位有名的模型师做的,多台设备连续打印数月,再拼装成型。这不算什么。美国一位物理学教授用他们的3D打印机,耗时一年多,复刻了一辆兰博基尼跑车。
巨铮介绍了不同市场特点。美国有很深的DIY文化,创客教育起步早,喜欢自己动手做东西,北美是创想三维最大的单一市场。澳大利亚市场相对成熟,客户更关心打印的稳定性和成品质量;日本玩手办模型的多;东南亚还在3D打印的市场教育阶段,增量大、客单价偏低,制造业客户占比高,多数人是第一次试用,需要培训和打样支持;巴西这几年增长很快。
在全球市场,消费级3D打印是近几年少有的、由中国厂商主导的硬件品类。这个行业,过去比拼打印速度、精度和价格,现在的护城河是产品背后的生态和开发者社区。AI也在大幅降低建模难度。创想三维一款不到2000元人民币的机器,配个多色供料盒,拍张宠物照片传到平台上,AI可以直接生成卡通的打印模型。创客圈子的小众爱好,正在走入普通家庭。
产品出海,体现在深圳的外贸数据上。2025年,深圳出口2.74万亿元,连续33年居全国城市首位,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28万亿元,占出口的46.6%。不过,将商品单向输送至全球,和一座城市在全世界吸纳人才、技术与资本等资源,仍然是两道不同的命题。
2.0版“来了就是深圳人”
“开源”的另一面,是让海外的公司、技术和人才流动进来。
每个月,Juana都会接待不同团体来参观深圳。新加坡大学生、企业过来,她会安排大家去腾讯、华为及比亚迪等大公司参观。新加坡大学生团来,有时由新加坡在华企业CEO亲自接待、讲解,“我们希望他们从18岁左右就开始了解中国”。一些新加坡年轻人开始选择到深圳公司实习,在这里住3个月-6个月。
“我们扮演的是新加坡与中国之间的连接者角色。”在Juana看来,过去十年,深圳实现了跨越式蜕变。“我们曾经说深圳是一个制造中心,现在人们把深圳看作创新枢纽。”她注意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无人驾驶技术落地后不久,相关产品很快进入了新加坡市场。
流动是双向的。Juana说,各类全球大会、经济论坛、AI技术论坛接连不断,政治领袖、名人与跨国公司CEO聚在一起,吸引了大量国际人士和资本。当深圳一大批惊艳的科技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新加坡可作为对外展示的绝佳窗口。
粤港澳大湾区和新加坡的创新联动正变得紧密。新果农业(Singrow)2019年成立于新加坡,专注农业基因组技术与分子育种,并全球首发八款耐高温草莓品种,包括“炎甜”“炎遇”等。2023年3月,新果的种苗公司落地广州的中新广州知识城——中国与新加坡的国家级双边合作项目,向中国、新加坡及东南亚地区供应种苗与生鲜产品,盒马、奥乐齐等均为其客户。
Juana透露,中国新加坡商会也在考虑在深圳开设新的办公室,选址已进入最后阶段,预计两个月内敲定。“这里离香港很近,天气好,空气干净,对外来人也特别包容。”
“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口号曾在深圳的地铁灯箱和城中村围挡上挂了很多年,接住一茬又一茬从武汉、长沙南下的人。而今,它开始迎来国境之外的人。Matteo是意大利人,法国材料科学公司Papkot的联合创始人。这家公司成立于2020年,核心技术是完全无塑的纸包装环保涂层,取代PE淋膜纸。2024年,Papkot将研发总部迁至深圳,由广东代工。
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下称“河套创新合作区”)的深圳园区,Papkot的大窗明亮整洁,按欧洲公司风格装修。从窗外的深圳河望过去,是细长的绿岛,对岸就是香港园区。这片深港合作的特殊区域,中间用围栏分隔开来。附近福田、皇岗两个口岸,联动着香港科学园、深圳光明科学城。
Matteo告诉《财经》,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纸和纸板生产国。距离深圳几个小时的路程内,他们就能找到造纸厂、涂布企业、纸品加工企业、设备制造商,和相关出口品牌。对一家材料公司而言,靠近机器设备比什么都重要。深圳河的对面,香港还提供了连接国际市场的桥梁。
Matteo选择定居深圳。他已经习惯于园区内安静的电动汽车行驶声,也慢慢和中国的合作商磨合出属于Papkot的创新节奏。“我们在深圳和中国的合作伙伴,都有这样的思维方式。他们不仅速度快,而且愿意和我们一起失败、一起改进。”Matteo说。
河套创新合作区与法国之间,最直观的差别是速度。Matteo告诉《财经》,深圳实验室做出来的配方,一周内就能上工厂的机器测试;组织一次工业试验,两周内就能把所有人凑齐,而欧洲则需要四个月。而今,亚太业务经由深圳流入Papkot。
这只是深圳作为“创新接口”联动外部资源、触达海外市场的缩影之一。按照河套创新合作区的功能定位,香港的基础科研资源可以在园区里开展转化孵化,并进一步在粤港澳大湾区实现产业化。深圳的产业链和制造能力,与香港的科研资源、国际化网络从而形成互补。
隔着深圳河,河套创新合作区的深圳园区面积3.02平方公里,香港园区0.87平方公里。河套还给区内特定企业15%的企业所得税政策,在深圳园区工作的香港居民个税超过香港税负的部分免征。一号通道和跨境直通巴士,让上千名香港科研人员35分钟就能从香港抵达园区。200余个高端科研项目、447家科技企业、10个国家重大科研平台、1.5万余名科研人才聚集在河套。
眼下,河套深圳园区初步形成六大科创产业集群,包括国家重大科研平台、世界500强企业研发中心、香港高校科研项目、深港独角兽企业等。香港园区2025年12月正式开园,规划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新科技与先进制造三个科技功能区。
而深圳前海是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这一国家级战略平台,背靠南山区的科技研发和宝安区的先进制造,主要做现代服务业和规则对接。香港的建筑师、税务师、导游不用重考内地资质就能在前海备案执业。到今年6月,前海有111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
在前海,港资企业超1.1万家,香港居民在前海就业超1.4万人。2025年前海实际使用外资293.2亿元、占深圳近六成;2026年上半年250.1亿元,同比增长102.9%。
“深圳+N”如何连接亚太?
创新网络不止于深港之间。对一座真正的国际化创新城市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全球的科研成果能不能在这里落地为原型、进入中试线,再走上生产线,最终进入亚太市场?
Matteo向《财经》列出了一些隐形门槛:开放的中试线,测试结果能够获得欧洲、日本、韩国、美国标准认可的实验室,清晰可见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能够在巴黎或大阪的实验室与大湾区生产线之间沟通衔接的双语人才——这背后还涉及不同经济体的规则对接。
眼下,深圳的产品制造与全球化能力已经很强,但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尚未完全打开。深圳与香港之间、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及亚太地区之间的创新协同,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在区域维度上,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将深圳的创新协同概括为“深圳+N”,包括深圳—广州—佛山、深圳—东莞—惠州、深圳—中山—珠海—江门、深圳—河源—江西,以及深圳—香港—澳门等联动合作。“深圳空间治理不只是深圳都市圈(深莞惠),而是要面向粤港澳大湾区,需要探索跨城、跨区、跨境的空间治理制度创新。”郭万达说。
香港更是这张区域网络中的关键节点。郭万达建议,把深圳先进制造和香港的再工业化相对接,深圳的科创能力和香港的创科发展衔接,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再往外,是深圳与东盟的联动合作。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的签署,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等成为双方深化合作的新领域。11月16日,中国与东盟更是宣布,升级议定书将于12月1日正式生效实施,此次升级将合作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推动双方合作从市场开放向制度共建深化。此外,深圳—新加坡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已上线试运行,为跨境数据可信验证提供新的实践;粤港澳大湾区—东盟法律服务协作中心的共建,致力于减少企业跨境经营中的法律障碍。
区域创新的互联互通还在持续深化。11月18日至19日,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行。这为深圳提供了一个与亚太主要市场、投资者、跨国企业和规则议题加强交流的窗口。中国人民大学深圳研究院研究员张文铖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对深圳而言,APEC的意义更多在于能否借此机遇,从出口中心向高能级国际经贸节点跃升。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院长刘国宏认为,深圳应成为推动APEC深度合作的推动者,以科技的中立性、渗透性与普惠性,弥合发展鸿沟与制度差异。他建议,采用场景先行、规则适配的模式,以具体业务需求为导向,重点从跨境电商、跨境金融等企业参与度高、交易频次密的场景切入,再逐步向自动驾驶、跨境医疗、教育培训等新兴领域拓展。
而郑永年分析,APEC峰会今年在深圳举办有战略考量,核心是推动高水平开放,把开放政策进一步提高到新的阶段,这对深圳是重要赋能。在基础科研方面,港澳的大学以及大湾区、珠三角越来越多的研究型大学,经过几十年的技术积累,开始转向原创。尤其是香港的大学,在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第四次产业革命相关领域拥有世界领先的基础科研资源。
在郑永年看来,建设世界一流的粤港澳大湾区,不仅能带动中国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将推动下一阶段的全球化。自1980年以来,亚太地区一直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未来30年左右,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第四次产业革命的一些技术和产能,现在高度集中在中美两国。深圳可以在助力其他经济体发展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从全球产业链的参与者,转向区域创新网络的连接者,APEC打开了一扇窗。但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让创新资源在深圳汇聚、转化,并从这里走向亚太。
路很远,深圳已经启程。
责编 |李煜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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