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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钱,天然就该保守。

更准确地说,它必须保守,因为那不是某个投资人的钱,而是公共财政,是老百姓的钱。

拿这笔钱去做高风险投资,天然就会面对一个绕不开的矛盾:风险投资要承担失败,政府资金却很难承受失败。

合肥常被当作政府投资成功的样板,但合肥更像一个特例,不能简单复制。

VC(风险投资)行业本来就是典型的“二八定律”:少数项目成功,大多数项目失败。

真正的风险投资,靠的是少数明星项目带来几十倍、上百倍的回报,覆盖掉大量失败项目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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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政府基金往往不是这样运作的。很多地方政府引导基金给钱时,会要求项目签对赌协议:三年之后必须给我多少收益,或者达不到条件就回购。

这当然可以理解,毕竟财政资金需要安全边界。可一旦风险被提前锁死,它还叫风险投资吗?

如果投出去的钱必须稳赚不赔,那它更像债权,不像股权;更像贷款,不像VC。

更麻烦的是,风险并不是平均分布的。不是每个城市都能等到自己的“合肥时刻”。成功的20%可能集中在某个城市、某个阶段、某几个产业链节点上。

合肥投中了京东方、蔚来等项目,于是被看见、被传播、被神化。但合肥也投过不少失败项目,只是失败没有成功那么容易成为故事。我们看到了光鲜的样本,却很少看到沉没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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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做投资,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责、权、利不对等。

如果投资成功,收益归公共财政,具体操盘者很难获得相匹配的激励。

假设一个项目赚了一万亿,负责投资的人能不能拿到足够比例的回报?在政府体系里几乎不可能。

可如果他是市场化VC机构的基金经理,创造出这样的收益,获得丰厚回报并不奇怪。

风险由个人承担,收益却难以对应到个人,激励自然会变形。投错了要被追责,投对了也未必有多少奖励。

在这种机制下,政府基金经理为什么要像真正的市场化投资人那样,长期研究产业、承担压力、下注未来?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制度安排决定了行为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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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记忆太短了。十年前,中国的创投市场曾经非常活跃。

大约从2010年到2018年,中国VC总量一度接近美国的90%。2018年,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甚至超过美国。

那几年“双创”为什么火?不是只靠口号,而是因为钱真的流进了创新企业。

变化发生在去杠杆之后。2011年前后,去杠杆开始酝酿;到2018年5月,资管新规落地,强力整顿金融体系。

必须承认,治理乱象是有必要的。影子银行、多层嵌套、资金空转、刚性兑付,确实积累了风险,不清理不行。

但清理风险,不等于把所有通道一刀切死。

中国是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大量资金沉淀在银行里。问题是,银行的钱并不天然适合流向股权投资,尤其不适合流向早期科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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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某些影子银行业务,虽然存在灰色地带,却在客观上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把银行体系里的资金,通过资管、通道、嵌套等方式,导向资本市场,进而流向VC、PE,流向创新企业。

它有问题,需要治理;但它也有功能,不能被完全抹掉。

现在再看银行资管,大概只有很小比例真正流向股权投资,绝大多数资金去了银行间市场、短期拆借、债券市场。

说白了,很多钱仍然在金融系统内部循环,自己跟自己玩。

我们一边抱怨金融无法有效服务实体企业,一边又把能够连接银行资金和创新企业的中间通道削得太干净,这本身就值得反思。

资管新规不能简单否定,它当年的整顿有现实必要。但走到今天,已经过去多年,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它的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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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金融风险,不该把金融活水也一起堵住。真正需要做的,不是回到野蛮生长,也不是继续把所有资金锁在银行体系里,而是重建一套更透明、更规范、更能承担风险的中间金融机制。

让专业机构去识别风险,让长期资本去陪伴创新,让银行体系中的资金通过合规方式进入实体经济,尤其进入科技创新企业。

政府资金该谨慎,市场资金该活跃。政府可以引导方向,但不能替代市场承担全部风险。

中国创新要继续往前走,不能只靠财政下注,更需要一套能让资本愿意冒险、敢于长期投入、也能承担失败的金融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