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韩国人一生躲不开三件事:死亡、税收和三星,当然,这里的“三星”泛指韩国国内的财阀。
今天韩国许多知名财阀,比如三星、LG、现代,其创始人都是在日本统治朝鲜的35年间开始做生意的。
要理解这批人如何起家,先要回到日本吞并朝鲜的那段历史。
对当时的日本而言,朝鲜半岛是向亚洲大陆扩张的最佳跳板。
为了彻底控制朝鲜,日本先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打败了朝鲜数百年来的宗主国清朝,十年后又在日俄战争中击败南下争夺半岛控制权的沙俄。
把周边能够插手干预的强权逐一剔除之后,朝鲜成了任人宰割的孤岛。
1910年8月,日本正式签署《日韩合并条约》吞并朝鲜,设立朝鲜总督府,直接统治这片土地。
总督府接管仅四个月,就在12月抛出《朝鲜会社令》,规定在朝鲜开办公司必须先取得总督许可。
总督若认为经营者“不顺眼”,可以勒令停业甚至解散,对方只能照办。
凭借这道法令,总督府驳回了绝大多数朝鲜人开办大公司、现代工厂的申请。
当时的朝鲜人至多只能经营米店、布庄这类小本生意。
这条法令一用就是十年,直到1920年才废除,但废除并不意味着朝鲜人就能办起大企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资本过剩,三井、三菱等本土大财阀纷纷跨海进入朝鲜,大举收购矿山、修建水电站和巨型化工厂。
朝鲜人被束缚了整整十年,无论资本还是技术都远不是日本财阀的对手。
到1939年,整个朝鲜半岛工厂的资本中高达94%掌握在日本人手里。
工厂被占满,退回农村种地总该有口饭吃,现实同样残酷。
早在1908年,日本就设立国策公司东洋拓殖株式会社,专门在朝鲜买地放租。
到1917年,东洋拓殖已握有7万多公顷土地,是仅次于总督府的第二大地主。
从20世纪20年代起,总督府又在朝鲜推行听起来很美的“产米增殖计划”。
讽刺的是,增产的大米并非给朝鲜人吃,而是为了缓解日本本土严重的米荒。
当时日本急需廉价粮食压低本土物价,而朝鲜大米增产的速度根本赶不上被运走的速度。
最初只有一成半的大米运往日本,到20世纪30年代初,已经有一半收成被运走。
更血汗的是地租,地主向农民收取五成地租,而且规定必须缴纳白米。
日本本土米价远高于朝鲜,地主和粮商只要把收来的白米转手运往日本,就能赚取惊人暴利。
普通农民则为了应付灌溉费和化肥钱,连仅剩的口粮都不得不贱卖变现。
最终,朝鲜人亲手种出的高品质白米,自己一粒都吃不起,只能靠从中国东北进口的粗糙高粱碎屑和豆饼勉强果腹。
连粗粮都买不起的人,只能硬着头皮向地主借钱,代价是两成以上的利息。
农民辛苦种地,收成不是交租就是还债,种得越多欠得越多,几乎没有翻身的日子。
失去土地的人只能选择流亡,20世纪20到30年代,大批朝鲜农民渡过鸭绿江、图们江进入中国东北谋生,在异国的山沟里开垦荒地,人数以十万计。
留在半岛的人,则在地主、粮商和高利贷的夹缝中一代代为佃。
工业被日本资本包揽,农村被殖民政策榨干,这就是当时朝鲜令人窒息的生存环境。
窒息的环境里,朝鲜本土商人并没有完全绝迹。
1936年3月,在朝鲜马山港边,一个叫李秉喆的年轻人拿出父亲分给他的家产,和两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碾米厂。
这个人,就是日后三星集团的创始人,如今三星集团一家的市值曾长期占到韩国股市的四分之一左右。
李秉喆出身富裕地主家庭,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后来因病休学回乡创业。
马山是当时向日本外销白米的重要港口,开碾米厂按理说是稳赚不赔的生意。
但他不甘心只赚微薄的代工费,一头扎进大米期货市场搞投机,结果创业第一年就赔掉了三分之二的本钱。
换作常人也许就此收手,李秉喆却冷静下来复盘。
他发现碾米厂的利润大半被高昂运费吃掉,于是当机立断兼做货运,买下卡车跑物流,很快把赔掉的钱赚了回来。
尝到甜头后,他做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以货运资产作抵押,向日本官方的朝鲜殖产银行大额借贷,在金海平原一带加杠杆买地。
到1937年,他名下囤积的土地膨胀到一万亩,成为赫赫有名的大地主,身价水涨船高。
不巧的是,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为应对战备,总督府随即实施战时金融管制,银行毫无预警地停止所有民间贷款,甚至天天登门逼债。
为了保命,李秉喆只能在市场最低点含泪贱卖全部土地、变卖资产还债,几年辛苦瞬间归零。
他仍没有放弃,1938年3月1日,痛定思痛的李秉喆带着仅存的3万韩元资本转移到交通枢纽大邱,开办了一家“三星商会”。
对于“三星”这个名字,他后来解释过,在韩国,“三”代表大、多、强,“星”寓意明亮、永恒,寄托了生意长久兴旺的期望。
这一次他不再碰高风险的土地投机,而是做起扎实的战时民生贸易。
李秉喆敏锐地发现,日本把朝鲜与侵占的中国东北连成一体后,物资流通需求极大。
他开始收购大邱近郊出名的苹果,以及东海岸捕捞的干明太鱼,利用铁路网络源源不断地外销到中国东北和北京。
接着,三星商会又自建厂房推出“星牌”挂面,因为便宜、耐存放、分量足,在大邱一炮而红,甚至一直畅销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
1939年,积累了充足资金的李秉喆买下大邱当地的朝鲜酿造酒厂。
在动荡的战争年代,粮食、面粉和酒水都是稳赚不赔的热销商品,酒厂的稳定利润带来庞大现金流。
短短两年内,他再次跃升为有钱人。
这家三星商会就是今天三星集团的起点,直到现在,三星仍把3月1日三星商会创立的日子定为集团成立纪念日。
个人的商业成功终究挡不住时代的悲剧,二战末期,日本把朝鲜半岛当成最后的补给基地,不仅禁止民间买卖白米、大肆榨取物资,还强行征调数百万朝鲜人充当苦力和炮灰。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人间炼狱才告结束。
战败的日本人失去了耀武扬威的资本,全面撤离朝鲜,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财阀和官僚丢下工厂、农庄逃回本土,留下满目疮痍、正准备迎来新时代的朝鲜半岛。
日本人留下的工厂和土地究竟归谁所有,成了光复后的首要问题。
二战一结束,美苏两国便以北纬38度为界把半岛一分为二,美军在南部成立最高统治机构——驻朝鲜美国陆军司令部军政厅。
1948年大韩民国正式成立前的权力空窗期,美军政府就是南部实质上的最高权力机构。
美军一进驻,随即宣布没收日本政府、企业和私人留在南方的全部财产,收归美军掌管。
这批占南部工业总产值八成以上的殖民遗产,韩国历史上统称为“归属财产”。
随后,美军政府和后来的首任总统李承晚着手对外拍卖这些资产,规定优先卖给与工厂有渊源的经理人或资深员工,并允许分期付款,最长可在15年内付清。
这一安排看似宽厚,实际效果更加“宽厚”:1946年到1957年间,战后混乱和朝鲜战争引发恶性通胀,韩国物价每年以20%到400%的速度飞涨。
打个比方,若你买下一栋1000元的房子,分期每年付67元,当时一个盒饭只要1元,几年后盒饭涨到100元,房贷却仍只需付67元,买房几乎等于白拿。
这种机制等于把殖民时代积累的工业体系以极低的实际价格转移给私人买家,谁能拿到拍卖资格、拿到政府配额,谁就能在战后废墟上一步登天,竞争者从一开始就不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于是在1946年到1960年间,共有2061家日资企业被私人低价收购,今天韩国许多财阀巨头正是靠吃下这批资产打下帝国根基。
比如韩国第二大财阀SK集团的创始人崔钟建,原本只是日资鲜京织物的一名学徒技师,1953年他抓住机会,以极低条件买下这家工厂的部分厂址,日后发展成横跨电信与半导体的SK集团。
相比其他人抢着收购老旧工厂,李秉喆再次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1953年11月5日,第一制糖在釜山的工厂产出韩国历史上第一批国产精制白糖。
这套设备每天能处理25吨原料,投产首日就产出6300公斤白糖。
当时韩国97.5%的白糖依赖进口,李秉喆打出“进口替代”的旗号获得李承晚政府的全力支持。
生产白糖需要昂贵原料,刚打完仗、穷得叮当响的韩国哪来的外汇?
答案是美国援助。
1945年到1961年间,美国向韩国注入高达31亿美元的战后援助物资,其中包括大量原棉、原糖和小麦。
李秉喆凭借与政权的密切关系,顺利拿下大批配额的廉价美元原糖,加工成白糖后在国内垄断销售。
仅仅一年后,第一制糖就供应了全韩国三分之一的消费量。
接着,李秉喆用同样的模式成立第一毛织,横扫韩国纺织业。
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政府推动银行民营化,把日治时期留下的银行股份卖给民间,李秉喆先后购入韩一银行、商业银行和朝兴银行30%到80%不等的股份,实现绝对控股。
左手控制民生实业,右手掌握金融阀门,三星就此成了名副其实的“地下皇帝”。
但靠政治靠山风生水起,也可能在靠山倒塌后付出代价。
1961年5月16日,少将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
朴正熙极为厌恶这批靠裙带关系发国难财的特权商人,6月便颁布《不正蓄财处理法》,雷厉风行地把数十名顶尖企业家铐上手铐关进监狱,名单上的第一号目标正是李秉喆。
政变发生时,李秉喆正好在日本,他深知回国凶险,但不回去,名下财产必然被军政府连根拔起。
深思熟虑一个月后,他在6月底搭机回国,第二天一早就被军警带去见朴正熙。
李秉喆没有求饶,而是提出一个方案:如果把所谓“非法蓄财者”全数处罚,经济会萎缩,税收会锐减,国家运转势必受重创;把企业家全部惩罚、财产全部没收,经济只会陷入瘫痪。
与其逼企业家缴纳现金罚款,不如让他们用这笔钱兴建国家迫切需要的基础产业工厂,再把工厂股份缴给政府,这才是真正为国家着想的路。
这番话打动了朴正熙,因为他同样急于让韩国经济起飞。
朴正熙在6月底陆续释放企业家,作为代价,三星把手头的银行股份全数交还国家。
同年8月,获释的企业家们成立“经济再建促进会”,也就是今天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的前身,并推举李秉喆出任第一任会长。
从这一天起,韩国财阀与威权政府签下了互为人质的合约:政府负责提供特权贷款和政策保护,财阀负责在前面替国家拼经济、抢市场。
这种官商合作很快引爆一场震惊全国的丑闻,20世纪60年代中期,李秉喆筹建全亚洲最大的化肥厂——韩国肥料。
这项国家级工程耗资巨大,他向日本三井物产借入4200万美元商业贷款,由韩国政府提供全额主权担保。
三井物产为了吃下巨额订单,私下给了三星100万美元回扣。
为了把这笔黑钱洗回国内,1966年5月24日,一艘货轮驶入釜山港。
韩国肥料申报进口2259包、重达55吨的建材,海关开箱后却发现,里面全是被政府列为管制进口的糖精原料,还夹杂大量日本最新款的马桶、冰箱和电话机,摆明要走私到黑市牟取暴利。
起初在官方包庇下,釜山海关只轻描淡写罚款约2000万韩元,想把事情压下。
纸终究包不住火,9月15日,《京乡新闻》以头条独家揭露丑闻,直指财阀与高层勾结走私,消息一出群情激愤。
一周后的9月22日,国会召开质询会,议员金斗汉走上发言台。
金斗汉不是普通政客,他是抗日独立运动将领金佐镇的儿子,也是韩剧《野人时代》主角的原型。
质询中,金斗汉面无表情地从讲台下拉出一个纸包的铁桶,指着官员席厉声痛骂,斥责国务总理丁一权、副总理张基荣等人与财阀勾结,让他们“尝尝走私的滋味”。
话音未落,他掀开桶盖,把混着排泄物的污物直接泼向总理和副总理的座位,现场一片大乱。
金斗汉当场被逐出国会,两天后被捕入狱。
为了不让怒火蔓延到青瓦台,李秉喆在同一天宣布承担全部责任,把韩国肥料献给国家,并公开宣布退出经营一线。
1967年10月11日,韩国肥料51%的股权正式移交国有。
但这只是缓兵之计,隐退不到一年半,风波一过,李秉喆便重新复出掌权。
复出后的李秉喆决定带领三星进军更大的产业,1969年1月13日,他成立三星电子工业,最初团队只有36人。
到20世纪80年代,他把目光投向半导体,1983年12月1日,三星宣布成功研制出第一颗芯片——64K DRAM。
这是当时个人电脑最核心、技术门槛最高的旗舰芯片,此前全球只有美国和日本能够制造。
三星用不到一年时间跨过看似不可逾越的技术鸿沟,也让韩国成为全球第三个能造出这颗芯片的国家。
除了三星,其他家族也在同一时期成长为大集团。
以现代集团为例,创始人郑周永原本是首尔一家米店的送货员,后来盘下店面。
1939年前后,总督府实施米谷配给,米店被迫关门,郑周永转行开修车厂,没想到刚还清贷款五天后的凌晨,一场大火就把工厂烧成平地。
他没有放弃,四处借钱重建,随后的二战又逼得工厂停业。
1946年,郑周永抓住光复后的机会创立现代自动车工业社,第二年又成立现代土建社。
朝鲜战争爆发时,许多人忙着逃难,郑周永却迎来改变命运的时刻,战争期间,现代几乎包揽了美军发包的全部工程,靠替美军铺路、修兵营赚进第一桶金。
同一时期,从纺织跨足石化和电信的SK、靠塑料化学和家电起家的LG、在外贸造船和重工业领域声名鹊起的大宇,也在同步扩张。
到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已经彻底脱胎换骨。
财阀的影响力凝结成一句名言:韩国人一生无法避免的三件事,是死亡、税收和三星。
从出生到死亡,韩国人确实难以摆脱财阀的影子:出生在三星医院,住的是现代建设盖的公寓,西装是第一毛织的面料,汽车不是现代就是起亚;超市里买的是CJ的泡菜,喝的是海特真露的烧酒,手里拿三星手机,连的是SK的电信网络,逛的是新世界或乐天百货,在乐天影院看电影;甚至离世之后,告别式的灵堂仍设在财阀经营的殡仪馆里。
仅前五大财阀的总营收,就相当于韩国一年GDP的五到六成,三星一家的年营收就接近全国经济总量的两成,这意味着韩国经济命脉完全系于少数几个家族企业的兴衰。
韩国能从战后一贫如洗的国家,在几十年间奇迹般跻身主要经济体,财阀确实功不可没。
半导体、面板、造船、汽车、动力电池这些重工业,动辄需要烧掉数百亿乃至上千亿资金,往往要忍受连续多年甚至十几年的巨额亏损才看得到曙光。
家族财阀靠国内市场稳定进账,有底气持续投入;加上集团内部上下游垂直整合,从钢铁、化工原料、零部件到远洋运输一应俱全,效率上无人能比。
但当一家企业大到足以影响国家,风险同样可怕。
财阀一旦出事,牵连的是几十万劳工的饭碗、成千上万家外包厂商的存亡,以及整个银行体系的信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重创韩国,1999年,排名第二、负债近800亿美元的大宇集团轰然倒塌,引发的连锁债务海啸险些把国家拖入破产。
政府明知许多财阀负债累累、违法乱纪,很多时候却不得不硬着头皮动用纳税人的钱替它们收拾残局。
另一个问题是经营越界。
久而久之,为了让孩子挤进三星、现代、SK这类头部财阀,韩国孩子从幼儿园起就被送进补习班,高中生每天只睡四个小时;步入社会后,隐形的阶级差距更让人喘不过气。
最让人难以忍受的不是收入差距本身,而是部分财阀家族的目中无人。
韩国有个词叫“甲乙关系”,专门讽刺这种现象:出钱的甲方自认是大爷,做事的乙方活该被践踏。
著名的“坚果返航事件”把这种嚣张展现得淋漓尽致。
2014年12月5日,纽约肯尼迪机场,一架载有约250名乘客的大韩航空客机已经关闭舱门,由牵引车推离登机门,准备滑向跑道飞往仁川。
头等舱内,一名女乘务员按流程端着一包尚未拆封的夏威夷果,走到一位VIP女客面前,礼貌询问她是否要用点心。
这位女乘客不是别人,正是大韩航空母公司韩进集团会长的长女、时任大韩航空副社长赵显娥。
看到整包坚果,赵显娥当场翻脸,指着乘务员破口大骂,指责对方违反服务守则:为什么不拆开包装、倒进精致盘子里端上来,而是整包递给客人让她自己拆。
座舱长连忙赶来翻阅守则想解释,赵显娥根本不理。
乘务员解释飞机已经在滑行、无法停下,赵显娥却厉声说自己怎么决定就怎么执行,要求掉头。
面对自家大小姐的咆哮,机长最终妥协,这架载着200多名乘客的客机真的中途掉头返回登机门,座舱长被赶下飞机。
大韩航空第一时间封锁消息,三天后眼看瞒不住,连夜发出一份堪称公关灾难的声明,声称高层本就有责任检查服务与安全,座舱长是因为无视主管训斥、违反守则、谎话连篇才被请下飞机。
这份“千错万错都是基层的错”的声明瞬间点燃全国怒火,公司非但不认错,还派多名主管天天登门施压,逼迫两名当事人签虚假陈述书,对外串供说是座舱长自愿下机、并未受到威胁。
座舱长没有屈服,顶着被整个财阀封杀的风险登上电视台接受采访,公开揭露真相。
随后民众掀起大规模抗议,数十万人到青瓦台网站请愿,要求撤销大韩航空使用“大韩”国号和太极标志的资格。
12月底,检方正式拘捕赵显娥。
2015年2月,一审法院认定她违反航空安全法、强行变更航路,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赵显娥被改判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两年,在看守所只待了100多天,就换上名牌衣服、神情自若地走了出来。
2017年底,韩国大法院维持缓刑判决。
那位勇敢吹哨的座舱长,事件后出现焦虑、呼吸困难等症状,请了18个月病假;复职后又遭刻意刁难,被要求重新接受资格考核,未通过后只能去经济舱,还经常被安排扫厕所、捡垃圾,最终在2020年辞职。
类似事件层出不穷,韩国民间甚至总结出“三五定律”:财阀犯下重罪时,法官往往固定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因为法律规定刑期在三年以下才能适用缓刑,既要让财阀一天牢都不用坐,又要让判决书看起来威严,只能精准地判出“三年徒刑、五年缓刑”,并在判决书中附上一句“念在被告对国家经济发展贡献巨大”,免除实际监禁。
于是所有人都安全落地,除了受害者。
如今韩国民众对财阀的心态,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无力,民间流传着一句话:“有钱无罪,无钱有罪。”
但若问韩国人是否敢让财阀倒下,答案又是否定的——现实层面,财阀仍是韩国经济最重要的筹码。
正是这种“大到不能倒”的纵容,催生了现代社会的封建世袭。
第一代创始人至少具备拓荒者的坚毅和眼光,如今接班的三代、四代自幼含着金汤匙出生,不必向市场证明能力就能接掌生杀大权,随之而来的是傲慢、吸毒丑闻和随意践踏基层的闹剧。
《黑暗荣耀》、《寄生虫》等影视作品之所以反复揭露特权凌驾法律、阶层彻底固化的现实,正是因为它们说出了普通人的心声。
现实的吊诡之处在于:韩国总统五年一任、轮番更替,隐身幕后的家族企业却世代相传,真正的权力结构,很少随选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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