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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清代文学家袁枚将要赴任做县令,行前去向老师辞行。老师问,此番上任,可有准备?袁枚答,学生备了一百顶高帽子。
老师顿时沉下脸:年纪轻轻怎么学起这一套!
袁枚躬身道:老师教训得是。只是如今世上,像老师这样不喜欢戴高帽的人,能有几个呢?
老师听了这话,捋须颔首,颇为受用。袁枚退出来,对同侪笑道:我的一百顶高帽子,已经用掉一顶了。
故事短,味道长。袁枚并没有顶嘴辩解,他只顺着老师的话递了一句话上去,那句话表面是恭维,实则还是恭维——只不过把“奉承”这件事本身,裹进了奉承里。
老师一边批评高帽子,一边心满意足地戴上了一顶,浑然不觉。这个回合里没有输家,只有看客的会心一笑:原来最不喜欢戴高帽的人,脖子上那根弦,也是松的。
这则故事常被当作袁枚的机巧来读,我却更愿意把它当成一面镜子。人人都知道奉承可厌,可奉承从不需要什么高明的手艺,因为它不从耳朵进,它从心里进——你先有一个想被承认的“我”,高帽子才有落点。
老师批评的是话术,高兴的却是话术背后那句“天下唯老师独醒”。可见人不是败给了拍马的人,是败给了自己那点按捺不住的自负。
放到今天,这故事一点没有过时。汇报里的“领导英明”,评论区的“说得太对了”,酒桌上的“您这境界我们学不来”,一百顶高帽子换成了一百种说法,投喂机制分毫未改。
要防的不是别人递帽子,而是自己伸脖子。真想不戴帽,先得受得了逆耳——听得进批评、容得下反对、不需要掌声也能把事做对,帽子递到面前,自然就落了空。
说到底,世间最难辞的辞行,是辞掉自己心里那个爱听好话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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