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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先生说:“战争给作家一种丰富,写作的材料像一座山坍下来,作家搬石头盖自己的房子,搬不完,用不完……一代一代写不完。”不同于对抗日战争的正面、宏观书写,罗伟章的长篇新作《四千里》在南京沦陷之际的烽火硝烟中拉开序幕,将我们的视线集中到中央大学畜牧场的八个职工和千百只进口良种动物身上,他们将穿过战火硝烟,跨越苏皖豫鄂川渝五省一市,去完成一场史无前例的动物“西迁”和“长征”。

当年,美国记者白修德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就曾十分敏锐地关注到抗战中广阔频繁的“移动”,他甚至曾遗憾地写道:“令人诧异的,是中国任何作家或小说家都没有把这个场面充分地记录下来。”当然,现在这样的文字、影像记录已经不少,但以八个人、上千只动物为主人公,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来书写、展现、塑造抗战背景下的民族精神成长,《四千里》的选材和书写别具新意,不同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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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千里》把目光聚焦在路上。小说中王酉亭带领的“动物大军”于1937年12月从南京出发,他们在段园镇里躲过了庆祝的日军,在叶家集避过了最严寒的春节,前方还有黄泛区、大别山、云梦泽,还有数不清的山林泥路、沟壑深涧,他们不仅要躲避沿线战火和日军、伪军、土匪的惊扰,还将遇到一拨一拨的溃兵和汹涌的难民,他们要忍受彻骨的寒冷、难耐的饥饿,“冒着雨柱,蹚着积水”,成为“行走的青草”;他们还要抵抗心理上的软弱和沮丧,要不断找到前行的勇气和信念,从而“踏上征程,又上征程”……这群以畜牧场员工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战争最艰难的时候,开始认识到不应该把知识当成目的,“从而疏于行动”,于是他们将双脚“变成蹄子”,踏上硝烟弥漫的四千里山河大地,去行动,去冒险,去艰难求生,去保存力量和火种,去追逐一个目的地、一个理想。至此,这场长途“西迁”的意义已经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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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酉亭

“动物大军”用翻山越岭、跨沟绕涧、尘土飞扬、餐风宿雨、忍饥挨饿、孤独战栗,却“生发出光,沐浴着光”的一路为我们阐释了:“路不需要意义,路本身就是意义。”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在重庆见到王酉亭时,说他“须发蓬松,好像苏武牧羊塞外归来一样”。再没有比这更好的赞誉。

作者说:“作家的心不是飘忽着的,作家的心深植于人生和大地。”“动物大军”一路所见——

“潮水般的难民从中国大地上篦过,这片大地竟养活了他们。 死了很多人,这是事实,但更多的人活了下来。你无法想象他们一路上吃些什么,吃草根,吃树皮,吃叶,吃土,吃死水里捞出的青苔,甚至,啥也没吃,只呼吸着这片大地上的空气,渴饮着这片大地上的阳光,吹拂着这片大地上的野风,就把命撑持到了后方,撑持到了侵略者被赶出国土。”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写,这样的“动物长征”才让人真正体会到,“国土”这个词,不是名词,而是形容词,“充盈着伤痛和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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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山河大地,“动物大军”还真切地看到了这片土地上善良、可敬且坚韧的人民:侵略者在无差别屠杀,王酉亭们会为动物“那种温暖,那种小,那种安静的战栗”热泪盈眶;知道这些动物是“国家的宝贝”,有“不愿做亡国奴”的意志,所以那么多的溃兵难民给了他们总体上“太太平平”的一路;最重要的是,在天大的灾难和长期残酷的战争中,民众“受到很好的锻炼”,他们开始测量自己是不是“奴隶的骨头”,他们有了责任心,从精神上渐渐站了起来,开始与国家和民族命运“荣辱与共”,他们“由难民变成了国民”,于是,成千上万的人,开始共同“搓合那磨损了的抗战之绳”。

“动物大军”在成长,溃兵难民、千千万万的中国民众也在成长。如果说,曾经是“国民的精神气质持续滑坡,胆气尽失,怯懦顿生,猥琐毕现”,而今他们身上却渐渐在生出新的筋骨血肉,“人成了新的人,脚下要走的路,也是一条新路。”

《四千里》书写民族历史上的重要往事,书写危难时刻凝聚而起的民族力量与伟岸灵魂,落笔却细致入微、纤毫毕现,让我们得以进入一段可感可触、呼吸可闻的抗战生活图景,也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优秀作家心底蕴藏的真诚和深情。

比如,小说向我们呈现的“动物大军”走过的一路:那一个个漫漫长夜,常常“不会有月亮,也不会有星星”;比如因为花园口决堤带来的“漫长的雨季”,“时间也变成了雨水,苍苍茫茫”,他们只好躲进山洞,但“光斑也没有了,眼睛彻底瞎了。瞎掉的眼睛里只剩了黑。捅一刀就会流出黑色血液的黑。长着黑色骨头的黑……”;比如名字瑰丽的云梦泽,“蚊虫铺天盖地,响如排炮”,让动物大军吃尽苦头;比如铺天盖地、漫山遍野的难民,如何把草踩成了灰,心里“没有死,只有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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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大军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

在这许许多多的动人场景之中,最难忘的也许要数叶家集,以及宜昌大撤退的码头。作家用极其细致、深情的笔为我们掀开了抗战时期炮火硝烟背后生活的一角,充满声音、呼吸、烟火气,还有嘈杂、紧张、信念和力量。

叶家集。离开南京后的冬天,春节前夕,“动物大军”停驻在了叶家集,这个由农民、镇长和乡绅构成的、尚没有被战火波及的宁静村镇。在这里,老乡们为动物盖了临时大棚,送来食物和饲料;当地乡绅只用“好的好的”就无条件为他们提供了住处和用度。在这里,母牛“老向”生下了女儿“小向”;“动物大军”度过了冬天的一场厚雪以及新一年的春节;王酉亭等人暂时得到一些休整,做了几个有关亲人的梦,寄了几封“抵万金”的家书,去码头上做苦力挣了微薄的收入,筹集了接下来需要的食物和药品;当然,他们也为附近民众治好了很多牲口,教会了民众一些饲养知识;临走时,全镇出动,来为他们这“光的使者”送行。应该正是在这里,王酉亭们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了中国普通民众抗战的决心、勇气和力量,感到了“一簇一簇的亮光怎样聚成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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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送中央大学西迁的民生公司轮船,总经理为卢作孚

宜昌撤退码头。民族企业家卢作孚用行动阐释了什么是“最爱国的,也是最有作为的人”。这个几乎彻夜工作,要在四十天里将“半个中国”西迁的人,他的魄力、胸怀、深明大义、不计得失、家国情怀、运筹帷幄都成为民族抗战簇簇亮光中耀眼的部分。还有长江沿岸那么多纤夫,他们“弓腰趴背,在悬崖乱石间找路”,凭最原始的人力,将机器、设备、学生、难民运抵重庆,将军火、粮食、医疗器械送达前线。“就是这群人,在1938年冬运高峰,三个月内就运送战略物资十五万余吨,相当于两千列火车的运量……”是的,宜昌码头的汽笛声、纤夫号子,包括奔走的喧嚷的人声都让我们听到了一个民族灵魂的声音:“那灵魂是滞涩的,挣扎的,然而是多么美,多么崇高,多么伟岸。”

西迁之路上,王酉亭们无数次感慨,“活得如此艰辛,却还是希望活下去,高天上的阳光,大地上的风,奔腾着的江河,多么美,多么放不下。”正是这片伤痕累累的土地,养育了善良坚韧、不屈抗争的普通百姓;正是无数平凡的他们,托举起了民族抗战的希望,汇聚起了保家卫国的滚滚力量。罗伟章书写的这一曲沉甸甸的《四千里》抗战长歌,小切口书写宏大历史,尺幅千里,情感饱满,读来让人心里发烫,让我们也忍不住想和王酉亭们一样,“对这片大地长跪不起。”

(作者系本书责任编辑)

原标题:《落笔四千里,一场史无前例的动物“西迁”和“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