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交往其实很像做生意,你想让别人支持你,不能只说自己有多重要,还得看看自己能给对方什么,以及过去的合作有没有让人放心。
印度这些年一直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希望在国际事务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可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近期谈到印度时,给莫迪提出了一个相当直接的建议:
中国应该支持印度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但印度也应该离开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并与中国妥善解决现存分歧。
问题来了,印度为什么需要中国的支持?如果真想跨过这道门槛,它究竟有哪两件事必须认真解决?
萨克斯的意思其实很清楚,印度想获得中国支持,首先要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印度目前参与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也就是Quad,成员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
这个机制最早可以追溯到2004年印度洋海啸之后的区域救灾合作,后来逐渐发展为四国战略协调平台,2021年提升到领导人级别。
从印度政府2025年2月公布的官方资料看,Quad目前涉及海上安全、基础设施、关键技术、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和灾害救援等多个领域。
印度官方强调的是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而萨克斯则认为,这一机制从战略设计上带有明显的牵制中国色彩,这就是双方看待同一件事时的不同角度。
印度认为,参加Quad可以增加自己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分量,也能获得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支持,尤其是在中美竞争持续的背景下,印度希望借助这种合作扩大自己的外交空间。
但从中国的角度看,一个国家如果长期参与具有明显对华战略指向的机制,同时又希望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支持自己,双方建立互信自然会遇到困难。
2026年11月,萨克斯在接受采访时再次明确表示,印度应该退出Quad,与中国保持积极关系,并推动边境问题和平解决,他还提出,中国应该支持印度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
我认为,这里面最值得印度认真考虑的,不是退出某个组织就能换来什么,而是自己的战略选择能不能保持一致。
外交上可以同时和多个国家交朋友,这没有问题,印度也不必因为改善中印关系,就放弃与美国、日本、俄罗斯的正常合作。
但合作对象不同,利益诉求也不同,不能一边希望别人相信自己的诚意,一边又让对方不断产生安全疑虑。
当然,中印关系也不是单方面的问题,边境分歧有长期历史背景,不可能靠一句友好表态就解决。
2024年10月21日,中印就东段边境实际控制线附近德普桑和德姆乔克地区的巡逻安排达成协议,随后推动相关摩擦点脱离接触,这说明双方仍然有通过谈判管控分歧的现实空间。
所以,印度真正需要做的是让对华政策更加稳定,让双方在安全问题上逐渐恢复信任,这才是争取中国支持的基础。
如果说第一件事关系到外交互信,那么第二件事就关系到经济合作的实际基础。
印度这些年一直希望吸引全球资本,尤其希望借助制造业转移的机会,成为新的全球生产基地,人口多、市场大、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些条件确实有吸引力。
印度过去在税务政策上就出现过让外资担忧的情况,2012年,印度通过财政法案引入追溯性税收安排,引发了沃达丰、凯恩能源等企业与印度政府之间的长期争议。
到了2021年,印度又通过《税收法律修正案》,取消了相关追溯征税条款,并为符合条件的争议案件提供解决和退款安排。
印度政府在2021至2022年度经济调查报告中,也将这项改革解释为改善税收确定性、营造更加友好投资环境的措施。
这件事说明,印度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营商环境的问题,而是要把制度改善真正落实到长期经营中。
我觉得,企业最怕的不是税收高一点,也不是市场竞争激烈,而是投资的时候一套规则,等工厂建好了又换一套规则。
尤其是中国企业,如果要到印度投资汽车、电子产品、电池和新能源产业,考虑的绝不只是当地有多少消费者。
还要看零部件能不能顺利进口,设备能不能正常使用,技术合作有没有保障,未来的利润能不能稳定汇回。
萨克斯在近期谈及印度工业化时,也提出了加强中印经济合作的建议,他认为,印度可以通过与中国企业建立合资企业,引进投资和制造经验,增强本土生产能力,并提升研发水平。
这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选择。
印度想发展制造业,就需要资本、技术、设备和成熟的供应链,中国恰恰拥有规模庞大的制造业体系。
双方如果能够在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设备和电子制造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对印度补足产业短板有实际帮助。
但合作的前提是双方都能获得合理收益。不能一边希望中国企业带着技术和资金过去,一边又让企业承担难以预估的政策风险。
这里还需要把一件事情说清楚。
印度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确实是绕不开的重要国家,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一个国家就能决定印度能不能入选。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08条,涉及宪章修改的方案,需要获得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成员国通过,并且由三分之二的联合国会员国按照各自宪法程序批准,其中必须包括现有五个常任理事国。
也就是说,任何增加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改革,都需要经过相当复杂的国际程序,中国作为现有常任理事国之一,拥有重要影响力,但其他常任理事国和广大会员国同样不可缺少。
印度还希望进入亚太经合组织APEC。
APEC当时公布的成员准入标准,也明确提出申请经济体需要具备广泛的区域经济联系,实行面向外部的市场化政策,并接受组织的基本合作原则。
新成员加入还必须获得所有现有成员的一致同意,这说明,国际组织的席位不是看谁的声音大,而是要看成员之间能不能形成共识。
我个人认为,印度现在最需要改变的是一种思维:不要把国际地位理解成别人欠自己的一张入场券。
人口规模大,经济增长快,当然可以成为争取国际话语权的理由,但如果想获得更多权利,也要拿出相应的合作能力。
对中国来说,印度是否愿意改善双边关系,是否能够在重大问题上建立稳定预期,都值得认真观察。
说到底,萨克斯提醒莫迪的两件事,一件是战略关系,一件是经济合作的制度基础。
第一,印度需要重新审视Quad带来的战略影响,认真处理中印边境问题,避免一边寻求中国支持,一边不断加深双方的战略疑虑。
第二,印度需要改善营商环境,让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外国投资者能够获得稳定、透明、可预期的经营条件。
这两件事看起来一个属于外交,一个属于经济,但实际上相互关联。
一个国家如果在外交上缺少稳定预期,合作伙伴就很难形成长期信任;如果在经济上不能保障投资者的合理权益,企业也不会轻易把核心产业放在那里。
印度并不是没有发展条件,它有庞大的国内市场,也有年轻劳动力和软件服务产业。
如果能够把这些优势真正转化为制造业能力,再通过稳定的外交关系扩大国际合作,未来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当然也需要从自身利益出发判断对印合作,不能因为印度提出了大国诉求,就忽略双方之间仍然存在的分歧。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真正有价值的国际合作,从来不是谁单方面给谁面子,而是双方都能拿出诚意,也都能从合作中获得实际利益。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印度真的希望中国支持自己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你认为它应该先调整对华战略,还是先拿出改善营商环境的实际行动?这两件事,哪一件更难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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