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上海举行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美籍科学家袁钧瑛与王晓东、邵峰、维希瓦·迪克西特共同获得生命科学或医学奖。获奖后,她谈到身份认同时说,自己仍然认为是上海人,血液里流着中国人的血。
舆论随即从科研转向国籍、年龄和早年留学经历。11月6日前后,项立刚把她回国与“养老”“占用年轻人资源”联系起来。
11月8日,胡锡进公开反驳,认为不能以己度人。11月14日,袁钧瑛又获得第十九届谈家桢生命科学成就奖。一个持续做科研、获得国际认可的科学家,为什么仍要面对这样的质疑?这场争论真正值得讨论的,是我们究竟应该用什么标准评价科研人才。
一张美国护照
2026年9月10日,世界顶尖科学家奖公布生命科学或医学奖名单,袁钧瑛与王晓东、邵峰、维希瓦·迪克西特共同获奖。
此后长期任教哈佛医学院,先后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后来加入美国国籍。202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在我看来,真正需要讨论的不是她有没有资格说自己是上海人,而是回国后承担了什么工作、取得了什么成果、使用公共科研资源是否合理。把护照变成评价科研贡献的标准,既解释不了研究,也回答不了资源如何分配。身份可以是履历的一部分,却不能取代对实际工作的考察。
62岁全职回国
项立刚把袁钧瑛回国与“养老”、占用年轻人资源联系起来。胡锡进11月8日反驳时强调,袁钧瑛2020年已经全职回国,当时62岁,并反问:如果年龄意味着应该退出公共事务,那么年长的评论者是否也该给年轻人让位?
这番话虽带讽刺,却提出了关键问题:年龄能否证明科研人员不适合继续工作?资深研究者的价值不只在亲自做实验,也可能体现在确定方向、组织团队和培养年轻人。年龄是背景,不是“养老”的证据。
袁钧瑛并非2020年才与国内科研机构建立联系。2012年,她已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
当时仍在哈佛任职,2020年结束哈佛工作,同年10月全职回国。国内平台建设与正式回国之间有多年衔接,并非临近退休才临时找职位。
她长期研究细胞凋亡和程序性坏死,重要贡献之一是揭示RIPK1在程序性坏死中的关键作用。相关抑制剂已进入临床研究,为炎症性疾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干预提供新方向。但临床研究不等于新药上市,后续仍需经过试验和长期验证。
回国后,团队仍有研究成果。2026年4月1日,袁钧瑛团队与合作团队在《Nature》发表TNFR1信号复合物动态调控机制研究。
11月14日,她获得第十九届谈家桢生命科学成就奖。这些事实不能代替经费审计,却至少说明她回国后仍在开展科研。
因此,“回国养老”不能靠年龄推断。真正应该检查的是她有没有持续研究、带动团队、培养青年人才,成果与投入是否匹配。
如果存在问题,当然可以质疑。如果有持续成果,也应得到客观评价。批评可以尖锐,但证据必须跟上。
年轻人缺资源是真问题
项立刚的批评触及现实:国内科研资源有限,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竞争。项目、实验平台、岗位和经费都需要分配,年轻人担心缺少独立主持项目的机会,也担心资源长期集中在成熟团队手中,这些焦虑并非凭空产生。
国家资助制度也在支持青年人才。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C类为例,2026年申请条件规定,男性须未满35周岁,女性须未满40周岁。
2025年该类别资助项目超过2.4万项,经费约72亿元。这说明青年科研人员有专门支持渠道,国家也在持续扩大投入。但不同资源不能混为一谈。青年科学基金、机构引才经费、重大科研项目和实验室建设资金,并不是同一个资金池。
青年基金有年龄限制,不代表所有科研岗位都必须采用同一标准。资深科学家担任研究中心负责人,与青年人申请青年基金,也不是完全相同的竞争关系。
如果要证明袁钧瑛挤占年轻人的资源,就要回答:她获得多少经费、用于什么项目?中心有多少青年研究人员?团队是否培养出独立开展研究的年轻学者?
成果是否与投入匹配?这些数据应该接受监督。但没有经费、岗位和项目数据,仅凭她62岁回国、持有美国国籍,就认定她回来养老、挤压年轻人的机会,推理缺少关键证据。
袁钧瑛当年通过CUSBEA赴美。这个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从1982年实施到1989年结束,累计选派425名学生赴美接受博士训练,是当时国家人才培养和公派留学体系的一部分。
国家投入资源培养人才,期待他们学成后为国内科研作贡献,公众关心人才回流有其历史原因。不过,历史期待与个人义务,仍须依据当年项目规则、资助方式和具体协议判断,不能把所有留学经历都理解为同一种合同关系。
早年留美可以讨论,回国后的资源也可以监督,但不能用过去的选择抹掉今天的科研工作。青年人需要机会,资深科学家也可能继续创造价值,两者并非天然对立。公平的科研体系既要给年轻人独立成长空间,也要让有能力的资深学者发挥作用。
资源配置要透明,项目评价看成果,团队建设看培养效果。无论负责人是30岁还是70岁,长期占用公共资源却没有产出都应受质疑。反过来,持续取得成果并培养人才,年龄就不该成为排斥理由。
骆家辉的经历说明
骆家辉的经历,可以从另一个方向说明国籍、血缘和职业身份的区别。他1950年出生于美国西雅图,祖籍广东台山。1997年至2005年担任华盛顿州州长,是美国首位华裔州长。2009年至2011年担任美国商务部长。2011年至2014年担任美国驻华大使。
他在州长任内重视国际贸易,担任商务部长后推动美国出口计划,扩大美国企业海外市场、吸引中国投资,本来就是美国的政策目标。
他任内的PM2.5争议也说明这一点。美国驻华使馆2008年就开始监测并公布相关数据,早于骆家辉2011年出任大使。但在他任内,数据持续受到关注。由于使馆数据与当时国内官方空气质量信息存在差异,监测标准和数据代表性引发争论。
2012年,中国环保部门负责人表示,外国驻华使领馆发布的监测信息不具代表性,希望停止发布。骆家辉方面解释,使馆公布数据主要是为了让在华美国人了解空气质量。
2014年卸任后,骆家辉继续从事中美经贸活动。同年9月,他在西雅图微软总部向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相关活动的中国嘉宾介绍当地投资机会,鼓励中国企业赴美投资。
此后,他经营Locke Global Strategies提供贸易咨询,2016年加入AMC董事会。2023年,美国德汇律师事务所聘请他担任高级顾问,协助国际业务发展。
从政府官员到商业顾问、企业董事和律所高级顾问,是美国政商领域常见的“旋转门”。这种职业转换本身不等于违法,但是否利用内部信息、是否存在利益冲突、是否遵守离职限制,都应接受监督。
评价骆家辉,应看他担任公职时履行什么职责,也要看离任后的商业活动是否合规,而不是因为他有中国血统就额外加分。
结尾
袁钧瑛回国是不是“养老”,不能靠年龄和国籍来猜。她获得了多少科研资源、做出什么成果、培养了多少年轻人,才是应该公开检验的问题。早年留学经历可以讨论,公共投入必须监督,但不能把身份审判当成科研评价。
骆家辉的经历也提醒我们,血缘不等于立场,国籍更不能概括一个人的全部贡献。真正有利于中国科研发展的,是建立公平、透明、以实际成果为依据的人才评价体系。
该监督的要监督,该肯定的也应当肯定。制度能否做到这一点,比争论一个人的护照颜色更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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