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条起跑线上,三个国家做过同一道题,给出的答案却分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走向。越南选了最彻底的那条路,把用了上千年的方块字整个换掉,换成了拉丁字母拼出来的国语字。
一个越南年轻人站在寺庙的石碑前面,字母他能拼出来,碑上刻的是什么,他不知道。这不只是“读不懂古书”的问题,它意味着一个人与自己的家族记忆、乡土历史、甚至民族叙事之间,隔了一层翻译的屏障。
而这种翻译的供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断裂的。越南的“后悔”,指向的正是这个断层:为了换取一套更低门槛的书写系统,一个社会把自己与自身前现代历史之间的直接通道关掉了。
表面上看,这是一份“废除路线图”,但它的性质在1981年发生了关键性的转折:当用汉字表被“常用汉字表”取代,“当用”是“当前使用、将来再议”的意思,“常用”则是“社会上标准使用的字群”。“当用”换成了“常用”,等于把“有朝一日废掉汉字”这个目标从政策视野里拿掉了。
汉字在日语里承担的不只是“高级词汇”的功能,它充当了视觉上的词界标记和意义锚点。日本国語审议会的一份会议记录里有一句说得很直白:其他东西都可以扔掉,汉字离不开,因为汉字已经进入了日语体系本身,没有办法把汉字丢弃。
日本的“庆幸”,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的清醒:它在政策上做了限制,但没有用意识形态去对抗语言本身的需求。
把三家放在一起看,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废不废”这个动作本身,而是这个动作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越南的废除,驱动力主要来自外部殖民遗产和内部政治动员的叠加,语言体系的内部需求没有被放在第一位来考虑。
韩国的废除,驱动力是民族身份的建构,但韩语词汇对汉字的依赖被低估了,政策的力度和语言的实际结构之间出现了错位。日本的限制,驱动力从一开始就混合了实用主义的计算,它做的不是“清除”,是“划定范围”,并且随时可以根据语言的实际运行状况调整那个范围的大小。
用在日本身上,其实不太成立,因为日本从来没有真正面对过越南和韩国那种“汉字从公共生活中消失”的局面,它面对的是一个被限制在特定字表里的汉字体系,而这个字表本身是可以修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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