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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北京市京师郑州律师事务所)

摘要:2026年3月1日施行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是自1995年仲裁法施行以来的首次全面系统性修订,标志着中国仲裁制度从“初步建立”迈向“成熟完善”的历史性跨越。本次修订共八章96条,较旧法新增16条,在涉外仲裁制度、仲裁地规则、特别仲裁(临时仲裁)、在线仲裁、仲裁机构治理、多元解纷衔接等关键领域实现了重大制度突破。本文系统梳理新《仲裁法》的核心修改内容,重点分析其在接轨国际通行规则方面的创新举措——包括仲裁地籍属制度的确立、临时仲裁的有限开放、在线仲裁的立法确认等,并探讨新法在多元化解纠纷机制中与调解、诉讼的衔接制度创新及其对提升中国仲裁国际竞争力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仲裁法修订;临时仲裁;仲裁地制度;在线仲裁;多元解纷衔接;国际惯例

一、引言

仲裁是国际通行的商事纠纷解决方式,与调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共同构成多元化解纠纷机制的重要“一元”。现行《仲裁法》自1995年施行,三十年来为服务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依法设立285家仲裁机构,当事人涉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深化和对外开放扩大,原有制度在涉外仲裁规则、程序灵活性、仲裁地认定、临时仲裁缺失等方面的滞后性日益凸显。

2025年9月12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仲裁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54号主席令予以公布,自2026年3月1日起施行。此次修订以“健全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融通”为立法思路,直击实践痛点,回应市场主体对高效、专业、中立争议解决方式的迫切期待。

二、新《仲裁法》核心修改内容

(一)明确仲裁事业发展的总体要求

新法在总则中明确规定,仲裁事业的发展要贯彻落实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及决策部署,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这是首次在仲裁基本法中确立仲裁事业发展的政治引领与战略定位,为仲裁制度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二)完善涉外仲裁制度

涉外仲裁制度的完善是本次修订的重中之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拓宽涉外仲裁案件范围。新法第七十八条规定,涉外经济贸易、运输、海事纠纷以及其他涉外纠纷均可进行涉外仲裁,新增“其他涉外纠纷”的兜底条款,使涉外仲裁范围不再限于传统三类纠纷。

第二,增设仲裁地制度。新法首次在法律层面确认“仲裁地”概念,明确裁决“籍属”的认定依据,使中国仲裁制度更契合《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框架要求,有效降低中国仲裁裁决在境外承认与执行的障碍。

第三,引入特别仲裁(临时仲裁)制度。这是本次修订最具突破性的创新之一。

第四,支持仲裁机构“走出去”“引进来” 。新法支持仲裁机构加强对外交流合作,扩大仲裁对外开放,允许境外仲裁机构在特定区域内开展涉外仲裁活动。

(三)完善仲裁机构与仲裁员制度

新法在机构治理方面作出五项重要安排:一是明确仲裁机构属于公益性非营利法人,终结了业界长期以来的性质争议;二是要求建立健全内部治理结构,加强对仲裁机构组成人员、工作人员及仲裁员的监督;三是规范机构组成人员的任期与换届;四是完善仲裁员任职条件;五是建立仲裁机构信息公开和仲裁员信息披露制度。这些规定旨在通过制度化的透明度建设,切实提升仲裁公信力。

(四)推进仲裁实践创新

新法在实践层面作出多项创新安排:明确仲裁应当遵循诚信原则并增设防范虚假仲裁规定;增加网络在线仲裁制度,确认在线仲裁与线下仲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扩大仲裁协议认定方式;增加仲裁文书送达制度;拓宽首席仲裁员选定方式;将申请撤销裁决的期限由六个月缩短为三个月;加大法院在财产保全、行为保全、证据保全等方面对仲裁的支持力度。

三、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制度创新

(一)仲裁地制度的确立:从“仲裁机构所在地”到“仲裁地”标准

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仲裁地”是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管辖法院及裁决国籍的核心标准。《纽约公约》框架下,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主要依据仲裁地所属国法律。然而,1995年《仲裁法》并未确立仲裁地概念,实践中往往以仲裁机构所在地作为确定裁决籍属的替代标准,这在国际商事仲裁中造成了法律适用上的不确定性。

新《仲裁法》正式引入“仲裁地”概念,明确裁决“籍属”的认定以仲裁地为依据而非仲裁机构所在地。这一改革实现了与国际主流仲裁规则的直接对接,使中国仲裁裁决在境外承认与执行中享有更稳定的法律预期。正如学者指出,这一制度安排“有效降低中国海事仲裁裁决在境外承认与执行的障碍,进一步与国际接轨”。

(二)临时仲裁的有限开放:从单一机构仲裁到双轨并行

临时仲裁(ad hoc arbitration)在国际上历史悠久,指当事人不指定任何机构管理仲裁程序,自行指定仲裁员并约定所适用的程序规则。相较于机构仲裁,临时仲裁更具灵活性、保密性,更能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在国际海事领域尤为常见。

此前,我国《仲裁法》一直要求仲裁协议应包含“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实际上排除了临时仲裁的国内适用空间。新《仲裁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涉外海事纠纷或者在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区域内设立登记的企业之间发生的涉外纠纷,当事人可以书面约定由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人员组成仲裁庭,按照约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这一规定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第一,适用范围有限开放,限于涉外海事纠纷及自贸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特定区域内企业间的涉外纠纷;第二,要求向仲裁协会备案,保留了必要的监督机制;第三,借鉴境外临时仲裁经验的同时,嵌入了中国本土的制度设计。

值得关注的是,临时仲裁在我国已有制度探索和司法实践的先例。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第9条为临时仲裁在自贸区的落地提供了制度基础;上海、海南等地通过地方立法先行先试;上海海事法院在2024年的一起案件中确认了临时仲裁协议的效力,被最高人民法院列为典型案例。新法将这一制度上升为法律层面的正式安排,填补了中国仲裁法中长期存在的制度空白。

(三)在线仲裁的立法确认:回应数字时代需求

新《仲裁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仲裁活动可以通过信息网络在线进行,但当事人明确表示不同意的除外。仲裁活动通过信息网络在线进行的,与线下仲裁活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该规定确立了默认原则(推定在线进行,当事人明确反对除外)和等效原则(线上线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两大核心原则。

这一制度创新解决了长期以来在线仲裁效力不确定的问题。此前,在线仲裁仅依靠仲裁机构规则开展,缺乏国家法律层面的保障,境外当事人对在线裁决的国际可执行性普遍存疑。新法确立的等效原则符合《纽约公约》相关要求,为我国在线仲裁裁决在全球172个缔约国获得承认与执行扫清了法律障碍。

在实践层面,在线仲裁显著降低了跨境仲裁的成本。数据显示,在线仲裁使当事人程序成本平均降低约87%,时间成本从十余天压缩至数小时。这一变革对于中小企业和跨境小额争议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也使中国仲裁制度在数字时代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了先发优势。

四、与调解、诉讼的衔接:多元解纷机制的制度创新

(一)仲裁与调解的衔接制度

新《仲裁法》在仲裁与调解的有机衔接方面作出重要制度安排。调解作为我国多元化解纠纷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灵活、经济、修复关系等独特优势。新法明确支持仲裁过程中引入调解机制,使仲裁庭可以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先行尝试调解解决争议。这一“仲裁-调解-仲裁”的复合模式,既发挥了调解在化解矛盾方面的柔性优势,又保留了仲裁裁决的强制执行力,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争议解决路径。

从制度设计来看,仲裁与调解的衔接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仲裁程序启动前,当事人可选择先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再转入仲裁;第二,仲裁程序进行中,仲裁庭可主动建议或经当事人申请暂停仲裁程序,进行调解尝试;第三,调解达成协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庭根据调解协议内容制作仲裁裁决书或调解书,使其获得可强制执行的效力。这种“调仲对接”机制既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意愿,又保障了纠纷解决的终局性。

(二)司法支持与监督的精准化

新法秉持“支持仲裁、适度监督”的原则,实现了司法保障的精准化与国际化。

在支持层面,新法加大法院在财产保全、行为保全、证据保全和证据收集等方面对仲裁的支持力度。在海事仲裁领域,这一变革尤为显著——允许当事人在仲裁前或仲裁过程中向法院申请扣船、货物保全等措施,有效避免“赢仲裁却难执行”的困境。

在监督层面,新法细化仲裁裁决撤销和执行的规定,明确重新仲裁的适用情形,严格限制法院对仲裁实体内容的过度干预。同时,将当事人申请撤销裁决的期限由六个月缩短为三个月,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维护了仲裁一裁终局制度的稳定性。

此外,新法构建了人民法院司法监督、中国仲裁协会行业监督、仲裁机构内部监督三位一体的监督体系,并新增社会监督维度——要求仲裁机构及时向社会公开章程、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收费标准、年度业务报告和财务报告等信息。这一多层次监督机制的设计,既尊重了仲裁的独立性和保密性,又通过制度化的透明度建设保障了当事人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五、结语

新修订的《仲裁法》是我国仲裁制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它以“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融通”为制度坐标,以“具有中国特色”为实践底色,在仲裁地制度、临时仲裁、在线仲裁、机构治理、多元解纷衔接等关键领域实现了系统性突破。

从制度创新来看,新法填补了临时仲裁的制度空白,使中国仲裁从单一的机构仲裁模式迈向机构仲裁与临时仲裁并行的双轨制;确立了仲裁地籍属标准,使中国仲裁裁决在全球《纽约公约》框架下获得更稳定的承认与执行预期;以立法形式确认在线仲裁的合法地位,使中国仲裁制度在数字时代获得了制度先机。

从多元解纷视角来看,新法通过“调仲对接”机制、司法支持与监督的精准化安排,构建了仲裁与调解、诉讼有机衔接的争议解决生态,使当事人能够根据纠纷性质、标的额、时效要求等因素,灵活选择最适配的救济路径。

中国仲裁正从“仲裁大国”向“仲裁强国”稳步迈进。新《仲裁法》的施行,不仅是对三十年实践经验的凝练总结,更是中国深度参与国际仲裁治理、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的关键举措。未来,随着仲裁机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和涉外仲裁人才的持续培养,中国仲裁有望在全球商事争议解决版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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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经济法学士、法学硕士,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硕士研究生;高级(二级)律师、经济师、讲师,具有企业法律顾问资格、私募基金高级管理从业资格;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值班律师;中国物业管理协会政策法规委员会委员;河南省级政府法律顾问人才库律师;河南省政府采购评标专家、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评标专家;河南省法学会律师学研究会理事、经济法研究会理事;河南省律师协会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基地立法咨询专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公司证券法律委员会委员;河南工业大学、河南农业大学等大学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北海、鹰潭、汕尾、榆林、洛阳、周口、信阳、开封、濮阳、南阳、驻马店、三门峡、焦作、许昌仲裁委员会等十余家仲裁机构仲裁员;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河南工业大学、开封市人民政府、宝丰县人民政府等法律顾问。郑州市律师协会实习考核委员会副主任,公司证券委员会委员;郑州市律师协会服务“十大战略”律师专家库。

执业领域:

1、擅长企业、商协会、政府法律顾问;

2、建筑房地产物业法律事务、政府和社会资本PPP、重大基础设施、土地、政府采购、招标投标法律事务;

3、公司并购、资产重组、股权设计、股权激励等公司法律服务;

4、矿业水利能源全过程法律商务服务;

5、商协会全过程法律商务价值服务

6、重大疑难经济商事纠纷、经济犯罪案件代理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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