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间离世人口累计约3200万,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死亡高峰已经到来?当老年人口持续攀升、出生人口不断走低,现有的养老体系又能否承受这场前所未有的考验?
要回答这些问题,得先看清中国老龄化的速度。最新统计显示,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97亿;2022年这一人群约为2.8亿,接近总人口的20%。按照预测,到2040年这一比例将升至28%,老年人口超过4亿,比美国全国人口还要多。
如果换成65岁这条线来衡量,情况同样不容乐观。2024年的统计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口接近2.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5.8%,已经越过14%这一深度老龄化的标志线。研究普遍认为,当这一比例超过14%,死亡人口数量就会明显上升。
老年人口规模扩大,首先源于寿命的延长,而这背后最大的贡献是生活水平的改善。新中国成立时,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还不到40岁,近年来这一数字已经提高到78.2岁。几代人的努力让更多人活得更久,这本身是社会进步的成果,却也带来了全新的课题。
与寿命延长同时发生的,是出生率几十年来的持续下降。独生子女政策长期压低了出生率,2016年该政策废止后,抚养孩子的成本不断上升,生育率依然低迷。人口结构的天平,就这样一端加重、一端减轻,逐渐失去了平衡。
具体数字更直观。2023年,中国死亡人口1110万,出生人口902万,人口连续第二年下降。
到2024年,全国死亡人口为1093万,依旧超过当年新生儿数量,被认为仍在高位徘徊。连同2022年在内,近三年离世人口累计约3200万,这正是标题数字的由来。
那么,死亡高峰是否已经来临?研究数据显示,65至74岁人群的平均死亡率约为2%,75至84岁人群升至5%,而85岁以上的高龄群体则高达13%。
随着庞大人口逐步迈入高龄阶段,复旦大学基于模型给出的预测一经发布便引发广泛关注,人口死亡率将逐年攀升,高位运行很可能成为常态。
放到全球比较,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只比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日本落后一二十年,老年人口每年净增超过1000万。与日本、韩国不同的是,中国的老龄化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低得多的阶段,这就是常说的“未富先老”,应对难度也因此更大。
近两三年来,国内陆续出台了不少鼓励生育的政策措施,但生育意愿的下降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不可能政策一出台就立刻扭转。这意味着,即便各项支持措施逐步落地,中国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老龄化形势依然严峻。
生育低迷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原因,就是育龄人口的大规模减少。80后、90后大多是独生子女一代,人口基数本身就小,再加上从小耳濡目染“只生一个好”的观念,到了婚育年龄,生育选择自然也受到影响。育龄人群变少,新生儿数量便很难回升。
人口结构的失衡,最终在家庭层面形成了“4-2-1”的倒金字塔:一个家庭里有四位祖辈、两位父母、一个孩子。这是1980年至2016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留下的结构性印记,也让一个孩子将来要面对的养老担子格外沉重。
这种结构给家庭和社会养老都带来巨大压力,最终会导致纳税的劳动人口越来越少,领取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过去孩子多,主要依靠家庭养老;而当独生子女一代的父母步入老年,继续沿用子女照顾的旧模式已不太现实。
如今,“未富先老”的说法也逐渐变成了“未备先老”。
在上海,夏慧(音)的经历就是这种压力的缩影。作为家中长女,她独自承担起照顾88岁母亲和90岁父亲的重担,一日三餐,全年无休。
两年多前,母亲感到身体不适,检查后发现已是胃癌晚期,随后做了手术。此后两年多时间里,几乎每天都是她在照顾。
为了照顾父母,夏慧离开了在北京的丈夫,回到上海,放弃了原本在家经营的小生意,也放弃了过去丰富的社交和娱乐。丈夫成了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一个家庭成员的全职付出,换来的是父母晚年的安稳,背后却是事业、生活和经济上的多重牺牲。城市家庭尚且如此,农村的情况更为艰难。在许多农村地区,老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家人。
业内人士坦言,面对快速到来的老龄化,相关资源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当家庭力量越来越薄弱,社会化的养老支撑就显得尤为迫切。
从财政投入看,2020年中国在养老方面的支出约为2320亿美元,预计到2035年将增至约4400亿美元,接近翻倍。人口红利减弱、经济增速放缓,是中国必须面对的挑战。钱要花得更多,增长却在放慢,这对整个体系的可持续性提出了考验。
人手短缺同样突出,医护人员尤其紧张。中国每千人拥有医生2.4名,而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为3.7名,护理人员的缺口同样不容忽视。老年人慢性病多、照护需求长期而琐碎,医护力量不足,直接影响着老人的就医和生活质量。
除了身体上的照护,老人的精神需求也常被忽略。不少老人心里孤单却不愿开口,而孤独会增加痴呆、抑郁乃至死亡的风险。为此,一些养老机构开始为周边老人送餐,借机上门探望,陪老人聊天、逛超市,让照护从机构内部延伸到社区。
在上海乌鲁木齐路,一家理发店成了自发形成的社区。店主Peter的客户平均年龄在40到50岁,最年长的有80岁。
62岁的宝丽十多年前经朋友介绍来这里理发,如今每隔几天就来坐坐,喝咖啡、聊天。熟客一段时间没有消息,Peter还会主动发信息问候。
让老人保持活跃、融入社会,可以预防许多健康问题,这就是“健康老龄化”。专家主张“老有所为”,认为许多人其实并未真正衰老,只是被退休制度和老年标准所束缚。倡导积极老龄观,不仅有益于老人自身,也可能释放出大量劳动力。
联合国已将2021至2030年定为“健康老龄化十年”。中国在2016年的五年规划中首次提出这一理念,并在2021年再次重申。老人保持健康,意味着医疗体系的负担得以减轻,这在死亡人口高位运行、高龄人群不断扩大的背景下,意义尤为重大。
财政压力是绕不开的现实。如果医疗和养老占用的财政份额越来越大,教育、交通等领域的支出就会相对减少。
而近期政府上半年收入一度出现负增长,可支配的财力受到限制。如何在有限资源下平衡各方需求,是决策者必须直面的难题。
补充护理人员同样需要投入。例如北京向护理行业的入行者提供最高6万元人民币(约8300美元)的补贴。
业内人士说,人老了不可怕,可怕的是没人照顾。但这份工作辛苦,又伴随着社会偏见,仅靠金钱激励未必能吸引足够多的年轻人入行。
科技或许能帮上忙。智慧养老自2017年起被纳入国家政策。深圳的优必选研发了用于养老院和医院的递送机器人、帮助下肢不便者行走的助行机器人,以及针对独居老人的跌倒预警方案,试图用技术弥补人手的不足。
学者认为,科技无法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但可穿戴设备监测心率和活动量、远程医疗问诊等应用很有价值。关键在于让技术足够友好、实用、价格可承受,并且真正让老人用得上,而不是停留在展示层面。
回到上海,夏慧自己也已步入老年,却仍在照顾父母。她说,想把每一分钟都留给母亲,这份付出是心甘情愿的。宝丽则有自己的打算:能自理就待在家里,不能自理就去医院或养老院,尽量不给工作压力大的孩子添麻烦。
三年约3200万人离世,叠加死亡人口连续高于出生人口、高龄群体死亡率显著偏高的现实,死亡人口高位运行的趋势已经显现。
从“未富先老”到“未备先老”,从夏慧的独自坚守到社区里的温情守望,答案指向同一个方向:家庭托底已难以为继,必须加快构建社会化、系统化的养老体系。
中国养老服务业虽然起步晚,但创新很多,专家期待再经过四到八年的努力,这套体系能够更加完善,让每一位老人都能被妥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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