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3月,惠民地区更名为滨州地区。牌子换了,底子没换。新上任的地委书记王道玉面对的,仍然是一个典型的欠发达农业地区:工业腿短,财政底子薄,大多数人口和产出还在土地上。更名当月,地委、行署召开了一次深化企业改革会议,主题很直接:打破“一大三铁”——大锅饭,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

“破三铁”这三个字,放在1992年不算新鲜。但放在滨州,它碰的是一个欠发达地区最敏感的那根神经。铁饭碗和铁交椅,在别的地方是效率问题,在底子薄的地方,它首先是一种稳定预期。动它,意味着把“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旧规则先拆掉,让企业和人的处境跟干活的实效挂上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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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玉不是从外面调来“推改革”的,他在惠民地区行署专员的位子上已经待了将近十年,1983年就到任了。滨州哪些厂子还有一口气、哪些只是靠旧机制吊着,他在当专员的时候就已经看过一遍。接任书记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另起炉灶,是把在专员任上就压着的这层窗户纸捅破。

但“破三铁”针对的是存量里的旧机制。滨州真正让外面记住的,是一个镇。

博兴县兴福镇,改革开放前是远近闻名的贫困乡镇,人均收入只有几十元,很多村解决不了温饱。到1993年底,这个镇出了100多个百万元户。1994年春,新华社记者李锦在兴福镇住了48天,一个村一个村地调查,最后与时任地委书记王道玉商定,把调研报告命名为“兴福现象”,核心概括是一句话:“政府创造环境,社会发展经济”。

“兴福现象”的关键不在兴福镇本身,在于它回答了一个王道玉一直在想的问题:一个欠发达地区,政府的手到底该往哪里放。兴福镇的底子比滨州大多数乡镇都差,交通闭塞,资源匮乏。它起来靠的不是政府给项目、给贷款,是政府把自己该管的事管好,把不该卡的手松开,让个体私营经济在底下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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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1月,滨州地委、行署在博兴召开“兴福现象与推进农村经济市场化”研讨会,把这个镇的做法摆到台面上讨论。王道玉在会上的讲话里,把兴福的路子归结为“自觉地把党的指示精神同本地实际结合起来”。这话听起来像文件语言,但放在滨州当时的处境里,它的指向很具体:欠发达地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等着上面给一个统一模板,或者眼馋发达地区的大项目。兴福证明的是另一条路:本地已经有人在自己往前拱,政府的责任是认出它来,给它让出空间,而不是用旧的框子去套它。

王道玉本人对“欠发达”这个身份的思考,在公开文本里留下了痕迹。1995年,他在《中国农村经济》上发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农业地区再上新台阶的战略对策》,开篇讲的就是一个老问题:农业地区产业结构单一,农业增产不增收,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往下走。他给的方向是“由单纯粮食生产向加工增值延伸”。

1997年,他又在《中国改革》上发表了《欠发达地区党委领导对“两个转变”的思考》,讨论欠发达地区党委如何推动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一个地委书记反复在省级以上刊物上把“欠发达”“农业地区”当成一个需要认真回答的题目来做,而不是当成汇报材料里的一句困难,这件事本身和他推“兴福现象”的逻辑是一致的:底子薄不是什么都不做的理由,恰恰是得先把内部能松的地方松开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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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在那几年的外部条件也在变。1992年1月,就在王道玉接任书记前两个月,惠民地区6县1市全部划入黄河三角洲开发范围。这是一顶政策帽子,但王道玉在任内对它的用法,没有停留在“等靠要”上。

1992年7月,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在东营听取王道玉和李戈关于经济工作的汇报;同年10月,田纪云到滨州视察,再次听取王道玉的汇报。一个刚更名的欠发达地区,主政者反复往上面摆的,不是诉苦,是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设想。这和他在兴福镇做的事情是同一个质地:把本地已经有的东西、已经试出来的路子,摆到能拍板的人面前,争取的是空间,不是施舍。

王道玉1997年12月离开滨州,到省政府工作。他在滨州(含惠民后期)主政的时间,从1992年3月到1997年12月,将近六年。这六年里,滨州没有变成胶东,但它内部的规则动了几处:企业的铁饭碗被撬开了一道缝,兴福镇那样的民间力量被认出来并给了名分,农业的出路被明确指向加工增值而不是只盯着产量。

一个欠发达地区能挪动的空间往往不大,王道玉做的事情,是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先把“放开”这两个字落到几件具体的事上。兴福镇后来被概括为“欠发达地区农村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典型”,这个评价是别人给的,但把它认出来、把它的逻辑摆到台面上、让底下的人知道“这样干是可以的”,是王道玉在滨州那几年留下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