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我是小脉。
先问一句:要是全世界都把春节叫作 Chinese New Year,越南、韩国的网友心里会不会别扭?这个话题在社交平台上一直有讨论。
越南那边还有一桩更值得琢磨的事:军队办企业的格局多年调整不动,公安系统又接手了一家大型电信运营商。
社交平台上有越南网友发帖问:如果有一天全世界都把春节叫成 Chinese New Year,越南人和韩国人会不会不舒服?
他们自己也过春节,不希望这个节日被理解为某一国所独有。这话乍一听有一定道理。
也有人说,叫 Lunar New Year 不就挺好,大家都能用,显得包容。这话听着大度,其实回避了一个问题:名字从来不只是个称呼,它也是叙事的起点。
一边共享节日带来的全球热度,一边又觉得原有名称碍眼,想拿一个模糊的说法把来源冲淡,这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共享。
先说越南军队办企业的由来。这不是个别单位偷偷搞副业,而是按兵种逐步铺开的:工程单位参与房地产和基建,通信单位运营电信,运输单位从事物流,工兵承担桥梁道路工程。
根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外部援助减少、国家财政承压,军队被允许自行组织生产经营、补充经费开支;口子打开之后,这套格局一直延续下来。
头一块招牌,就是军队旗下的军用电子电信集团 Viettel。据集团公布的2025年经营总结:合并营收220.4万亿越南盾,同比增长13.8%;税前利润56.8万亿盾;
上缴国家财政40.9万亿盾;海外业务覆盖10个市场,其中7个市场份额位居第一。业务除通信运营外,还涉及数据中心、物流等领域。
单看经营数据,它比不少上市公司还要规整;但它同时承担着军队通信保障的职能。
这里插一句实在话:企业和国防保障本来是两本账。企业亏了,有审计、有责任人;军队的主业是训练、装备和战备。
当一支国防保障力量同时承担大量经营业务,两套职能叠加在一起,账目和边界迟早会变得模糊。
越南方面并不是没有意识到问题,也做过调整尝试。2017年5月,越共中央军委通过第425-NQ/QUTW号决议,推进军队企业重组;
同年10月,政府批准相关方案,提出对纯商业、贸易、建筑、服务类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或退出国有资本,仅保留17家全资国防类企业。
从后续公开信息看,改革推进并不顺利:部分纯商业板块有所收缩,Viettel 等核心企业则保留下来并继续发展。至于更早年份是否还有过相关提议、推进到哪一步,公开资料记载有限,这里不作引申。
难点并不复杂:改革的对象本身深度参与其中,涉及军队编制、经费来源和多方利益,决策链条上的协调难度很大。
军队企业的管理体制也与一般国有企业不同,其经营成果一部分用于补充国防开支,具体分配机制外界难以完整掌握。在这种格局下,单方面推进收缩,需要平衡的因素很多。
2月28日,双方举行交接仪式,3月起该公司隶属公安部管理。同年6月2日,第100/QĐ-TTg号决定批准 MobiFone 成为直接服务国防、安全并直属公安部的企业。
背景是机构精简:原企业国有资本管理委员会管理的19家国有集团和总公司中,18家划归财政部管理,MobiFone 是唯一划归公安部的一家。
公安系统的基层网点分布比军队更密,乡镇街道一级多有派出机构,叠加安保、器材、车辆管理等既有职能,进入电信、互联网、物流等领域之后,其执法职能与经营业务之间,同样存在需要厘清的边界。
从公开表述看,这一调整的理由是服务国防安全和数字化转型;从市场角度观察,它更像是在既有格局内重新配置资源,而不是简单禁止特定部门经商。
当地也有舆论将这一安排理解为部门之间的相互制衡。
真正的问题不是谁在经商,而是规则由谁制定、由谁监督。一般国有企业至少有一条相对清晰的链条:谁担责、谁审计,亏了算谁的。
军队和公安所属单位则首先是国防或执法机构,其次才是经营主体,两套职能叠加,监督链条容易不够清楚。
打个比方:如果基层执法机构开始琢磨,辖区里餐饮娱乐的流水怎么变成自己的收益,普通商户面对的就不只是市场竞争;
审批权、执法权、数据资源掌握在同一主体手中,公平竞争的基础就会受到影响。一个部门既参与经营,又掌握规则制定和监督权力,比赛看着热闹,规则却未必有人中立地写。
再看我们自己。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逐步清理军队所办的经营性企业;
1998年7月,中央作出决定,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军队所办的6000多个企业大部分自行撤销,其余移交地方。
国防力量专注备战,经营活动交给市场和财政,承担公共职能的部门不直接下场参与经营,这条线守得比较清楚。
治理上,规则是底线,承担公共职能的部门不宜既下场参与经营,又站在规则制定和监督的位置上。这条理,古今中外大体相通。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