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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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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文学的经典化问题,也许是在描述一种命名,一种标尺,而对于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学,重提“经典化”,也可能意味着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所秉持的异乎寻常的观念与立场,以及于文学新变中怎样展开文学史的书写。本期“现场”栏目,周敏、王海晗、王一梅三位青年学者将在“朝前看”与“向后看”两种视角交汇下,观照中国文学的“经典化”与“洗牌时刻”是如何同时发生的。——顾奕俊(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

讨论“文学史与新时代文学的经典化”,不妨先来关注“新时代文学”这一概念。2026年4月,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研究中心组织编选的“新时代文学研究丛书”正式出版。丛书总序开宗明义,以2012年党的十八大的召开为新时代文学的历史起点。若暂置不论这一概念命名对新的文学史阶段的建构意义,仅从历史起点来看,新时代文学已然走过了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就此而言,现阶段聚焦、探讨新时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虽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却似乎尚缺足够的历史间距。毕竟,一部文学作品,或者说某一时期的文学能否成为经典,通常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与历史的汰选。

这里出现了两个需要谈论的问题:一是新时代文学能否入史;二是如果新时代文学能够进入文学史叙述,那么文学史书写能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参与新时代文学的经典化,其限度何在?首先看前者,尽管新时代文学处于正在生成的状态之中,但是“当前这个时代”的文学能否“入文学史”却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旧问题”。1985年,文学理论家唐弢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一文,该文针对彼时多部《当代文学史》相继出版的现象,提出“历史需要稳定”,不宜急于为“眼前正在进行的文学”写史,主张用“述评”代替“文学史”。而此前的1980年,文学史家王瑶已经指出,文学史是“以文学领域的历史发展为对象的学科”,它要“体现作为发展过程来考察的学科的特点”。两位现代文学学科的“第一代学人”均强调,文学史书写的对象应是样态相对稳定且演进脉络可被完整把握的文学阶段。随后,伴随“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和“重写文学史”争鸣的展开,以及当代文学学科逐步建制化,“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观点开始转向“当代文学如何写史”的探讨与实践。1999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面世。这两本现已被学界视为“知识范本”的文学史不约而同地将其时“当代文学”的下限划定在20世纪90年代。换言之,二者皆把“现在进行时”的文学纳入文学史的书写范围。进入新世纪,受全球化、信息化、媒介革命、反思“纯文学”等他律与自律因素的影响,文学的发展形态日益丰富多元。在此过程中,每一轮文学史观念的更新,每一种跨学科视角的介入,每一次研究范式的转型等,都冲击着文学史对“当代文学”的既有理解与处理方式。

既然文学史写作实践表明,“当前这个时代”的文学具有进入文学史的可能性,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指向新时代文学是否已经产生了“值得入史”的新面向。就新时代文学这十余年的发展状况而言,一方面,文学重建与时代、社会的有机联系,并已催生出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新大众文艺、新时代网络文学等带有新质性、生长性的文学样态。另一方面,文学观念随之发生深刻变化,近年来提出并引发热议的“大文学观”,即提倡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重审文学的边界及评价尺度。需要说明的是,文学史的“入史”标准并非先验给定,而需在具体的语境和实践中被不断协商、调整乃至重构。行至今日,新时代文学所累积的作品和现象已不再是零散、孤立的当下片段,从文学与现实互动模式的转变,到各类新质文学样态的出现,再到文学观念的演变,这已在某种意义上呈现出评论家南帆所谓的“一种历时性关联的构造轨迹”。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学史有必要对新时代文学的新态势予以关注。当前时期,新时代文学的创作形态、文体边界、美学风格等尚未完全定型,它与此前文学史阶段的区别与联系,还有待进一步厘清。因此,以文学史的眼光对新时代文学加以观照,并不是对“现在进行时”的文学给予评判或定型,而是及时地辨识这种“构造轨迹”及其所揭示的文学发展的本质规律。当然,当下写史的形式可灵活变通,如采用文学编年体、文学断代史等相对恰切的书写方式,暂对新时代文学做阶段性的整理与记录,保持开放性的同时,为新时代文学的历史化与经典化预留空间。

不过,“入史”不完全等同于“经典化”。新时代文学能够进入文学史叙述,并不代表其经典地位的确立。不可否认,文学史书写与文学的经典化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2005年,文艺理论家童庆炳提出文学经典建构的六大要素,“文学史的编纂和文学教育”是其最重要的着眼点。2025年,南帆同样强调:“一部作品进入文学史,即获得历史化,亦即载入史册,意味着长存不朽,以经典形式示范后人。”但是,随着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阶段,文学史写作持续增长的同时也日趋同质化与模式化,现有的相当一部分文学史已难掩学术流水线式的生产痕迹,其对文学经典化的建构作用亦大打折扣。因而,文学史书写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参与、又在何种限度内影响新时代文学的经典化,仍需进一步追问。但由于现阶段新时代文学仍处于动态发展之中,我们无法用回溯性视角对其进行历史化的整合和阐释,也就难以对上述问题给出确定性的回答。文学史从来不是文学经典化的唯一途径,也不具备对文学经典的绝对裁决权。它的作用在于为文学的经典化提供一种具有学术自觉的历史视野和话语框架。文学经典的确认,仍有赖于一代代接受者及“发现人”对它们的持续阅读与评价。

特别在新媒介时代,文学的生产机制、传播生态、接受方式正经历系统性重塑,文学的经典化路径也在发生结构性调整。某些新兴路径的出现,及其为文学的经典化所注入的新动能,理应被纳为“当下的”或“未来的”文学史的考察对象。如此,文学史书写才能对新媒介时代的文学现实做出有效回应。以李娟的“阿勒泰系列”散文为例。2017年,她最初发表在《文汇报》“笔会”副刊的专栏文章结集为《遥远的向日葵地》出版,该作延续作者书写阿勒泰生活的创作脉络。2018年,这部散文集获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这一过程中,严肃纸媒刊发、即时性的学院批评、文学评奖等均属于传统的文学经典化路径。2024年,主要改编自李娟同名散文集的八集迷你剧《我的阿勒泰》,在电视和互联网平台同步热播。作家本人在剧集宣发期接受采访时分享的人生经历与体验,则通过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的切片传播,与剧集内容彼此映照,切中内卷时代大众对“慢生活”和“诗与远方”的想象,配合文旅联动,引发了现象级的文化热潮。文学原作《我的阿勒泰》由此迅速热销,剧集播出半个月内销量即突破45万册,并带动《遥远的向日葵地》等“阿勒泰系列”作品一起进入畅销书排行榜。与此同时,该系列散文作品在豆瓣网、微信读书、掌阅等依托读者口碑与社群传播的新媒介平台上广受好评。这类交互阅读和分众阅读所孕育的读者情感共同体,将文学阅读由私人体验扩展为公共性的情感实践与文化认同,为新时代文学的经典化提供了自下而上的情感基础及社会热度。综合上述表现,李娟的部分“阿勒泰系列”散文或可视为“正在被经典化”的新时代文学作品。其“破圈”,固然首先源于文学作品内在的艺术价值,但是新媒介时代,文学再媒介化、读者情感共同体的建立等,也正成为新的、不容忽视的文学经典化路径。

(作者系湖北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讲师)

原标题:《文学经典化与中国文学的“洗牌时刻”|文学史与新时代文学的经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