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新华网、中国新闻网、澎湃新闻、光明网、广西新闻发布、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公开资料,纪录片《三十二》《二十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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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桂林荔浦市新坪镇桂东村小古告屯,藏在桂东北的山坳里。

山路顺着坡地往上爬,田地散在林带两侧,村里的瓦房一座挨着一座。

2012 年冬天,一支摄制组走进这座村子,拍下九旬老人韦绍兰和她唯一的儿子罗善学。

两年后,这段影像剪成纪录短片《三十二》。

片名取自当时全国公开身份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仅剩 32 人这一登记数字。

镜头里的韦绍兰坐在自家瓦房门前,皱纹一层叠着一层,说话语速很慢。

罗善学坐在母亲旁边,多半时候不开口。

这个 1945 年出生的男人,一辈子没有娶妻,没有子女,几十年守着同一间老屋,和母亲相依为命。

母子二人在公开报道里被并列为一对受害者:母亲是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的直接受害者,儿子是这场暴行留在中国土地上的孩子。

公开史料能核对的时间、地点、姓名,在后面逐段交代清楚。

1944 年冬天的扫荡、马岭镇的慰安所、逃亡一天一夜的山路、1945 年农历七月十三出生的孩子、2007 年身份公开、2010 年东京听证会上的那一跪、两部纪录片留下的日常影像,构成这对母子一生的主线。

故事里最沉的部分,不在慰安所那三个月,而在这三个月之后压到母子二人身上的漫长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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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荔浦山村,1920 到 1944

韦绍兰生于 1920 年农历七月廿七,荔浦县新坪镇人,瑶族。

家里世代务农,村子靠山吃山,坡上种杂粮,田里种稻,逢圩日挑担子赶集,换些盐巴、针线和油醋。

她从小在山里放牛、下地,插秧、割稻、砍柴、背粪都拿得起手,身板耐苦。

山里妇女没有多少读书机会,她认得的字不多,记事却牢,年轻时嗓子清亮,会唱本地山歌。

按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后来在公开访谈里的回忆,韦绍兰性情达观,爱美,会唱一路山歌唱到坡顶。

这份性子是山里日子磨出来的:年景好坏看雨水,家境贫富靠力气,遇到难处只能自己撑住。

成年之前,她的生活半径就是本村和邻近几个屯,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县城圩场。

二十岁前后,韦绍兰嫁人,丈夫是同村罗氏,名叫罗讵贤。

两口子守着几亩田地过日子,先后有过孩子。

头一个男孩出生不久夭折,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

女儿满周岁前后,家里光景刚缓过一口气,山外面的战局已经压了过来。

1944 年,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豫湘桂战役席卷华南。

广西境内城镇接连沦陷,桂林、柳州、南宁相继告急,地方机关、学校和百姓往山里疏散。

荔浦地处桂东北,是桂林往南的通道,扫荡部队顺着山路进村搜捕。

村民拖家带口往山林里躲,韦绍兰背着周岁的女儿跟着逃难人群走。

妇孺夹在队伍中间,身边没有可以依托的壮丁,这是她被俘时最被动的处境。

被俘的具体经过,出自她本人后来的口述和纪录片记录。

逃难路上,日本士兵拦住这支人群,刺刀挑断她背上的背带,把母女二人一同掳走。

襁褓里的女儿没有被放下,跟着母亲一起被押往马岭方向。

她来不及收拾东西,来不及通知家里,身上穿的就是逃难时那身衣裳。

要看懂韦绍兰的遭遇,先理清“慰安妇”制度的性质。

侵华日军在各占领区设立慰安所,以掳掠、胁迫、欺骗等方式把妇女集中起来,供军队人员发泄。

这不是个别士兵的流氓行为,是军队层面组织推行的制度性暴力。

据战后研究者统计,慰安所的设置范围覆盖中国大陆战场,并延伸到香港、新加坡、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及太平洋诸岛等地,受害妇女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

广西沦陷期间,荔浦、桂林、柳州一带都设有这样的场所,周边村落的妇女在扫荡中被抓进里面。

马岭镇离韦绍兰的村子不过几十里山路,这段路程把她从一个农妇变成档案里的受害者。

被推进慰安所的时候,她背上还背着周岁的女儿。

孩子是她在里面唯一放不下的牵挂,也是日军用来逼迫她屈从的把柄。

1944 年的荔浦农村,农户人家对战争的概念还停留在队伍过路、粮食被征。

多数村民不知道慰安所是什么地方,被掳走的妇女关在哪间屋、由哪支部队看管,外界一概传不出来。

村子小,谁家少了人,几天之内传遍,可心疼归心疼,没有人敢上门讨说法。

韦绍兰被抓走之后,家里只剩下罗讵贤和一帮老幼,等不到任何消息。

荔浦地处桂林南面,湘桂公路和荔浦河穿境而过,是桂北往桂中去的要道。

沦陷期间,日军沿交通线驻扎,周边村镇反复遭到扫荡。

山里农户存粮不多,壮丁被征走一批,剩下的多是妇女、老人和孩子。

韦绍兰被俘时背上的女儿刚满周岁,这样的妇孺在逃难队伍里没有自保能力,一旦被队伍拦住,很难脱得了身。

韦绍兰出嫁之前,家里给她攒的嫁妆不多,过日子靠夫妻二人下地劳作。

罗讵贤是本分庄稼人,农忙种地,农闲进山砍柴,两口子原本按着山里人的节奏把日子往前过。

头一个孩子夭折之后,家里对这个女儿看得重,韦绍兰背着她逃难,本能上是想把孩子护在身上。

被俘的变故把这个普通农户家庭的节奏彻底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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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岭慰安所,三个月囚禁

被掳到马岭镇后,韦绍兰被关进一处占用当地居民房屋的慰安所。

房屋门窗由士兵看管,进出都有人把守,外面的人看不见里面,里面的人传不出话。

她在这处场所待了大约三个月。

同屋还有其他被抓来的妇女,姓名和下落多数没有留下记录,史料能确认的只有她这一条个人口述线索。

这三个月里发生的事,她后来在纪录片和听证会上只做克制陈述。

日军以女儿相威胁,逼迫她屈从,她没有反抗的余地。

公开记载没有展开具体暴行细节,只确认囚禁期间她怀了身孕。

腹中这个孩子的父亲是侵华日军士兵,这层血缘关系母子二人都没有选择。

口述里有一个细节:被俘之前,韦绍兰的月经刚刚结束。

在慰安所期间,日军给她们发过一些小药片,她害怕,没有吃,偷偷塞进墙缝里。

研究者后来判断,这些被丢掉的药片很可能是避孕药。

她丢了药,却留下了果。

怀孕的事是逃出慰安所、回到村里之后才确认的,按日子倒推,受孕发生在囚禁期间,与公开史料记载一致。

山里妇女扛惯了农活,身体能熬,心里那口气一直没散。

她在慰安所里留意看守换班的空隙,等一个可以脱身的机会。

囚禁三个月,她把谁什么时候松懈、后门什么时候无人把守都记在心里。

机会不是凭空等来的,是反复观察之后抓住的。

脱身的时间是看守出现松懈的一个间隙。

她借上厕所的短暂空档,背上仍在襁褓里的女儿,从后门逃了出来。

不敢走大路,专挑山林和田埂往村子方向插。

公开报道记载,她走了一天一夜,脚上磨出血泡,渴了敲门讨碗水喝,不认路就凭太阳辨方向。

第二天晚饭时分,才回到小古告屯。

几十里山路,一个刚熬过三个月囚禁的妇女,背着孩子步行回家。

回到村口的时候,她身上的衣裳已经看不出原样,孩子一直趴在她背上。

推开自家门那一刻,她以为噩梦到头了。

按公开记录,真正难熬的部分不在围墙里面,而在围墙外面等着她的家。

战后研究者整理的口述显示,韦绍兰谈起这段日子,语速平淡,听不出太多情绪,讲着讲着会捏紧双手,掩面掉泪,沉默很久再接着说。

慰安所里的三个月,在她此后一生的叙述里被压在最底下,轻易不翻动。

她留下来的证词只讲能讲清的事实,不渲染,不铺陈。

按研究者对广西沦陷史的整理,日军在占领城镇和交通线之后,随即在驻地周边物色房屋设立慰安所,被掳妇女多来自附近村落。

慰安所由军队人员看管,对外不挂牌子,外界只知道某处房屋住有士兵。

韦绍兰被关的马岭镇慰安所,占用的就是当地居民的房屋,屋内隔断出狭小空间,看守轮换把守。

同屋妇女来自周边不同村子,彼此来不及深交,各自熬着自己的囚禁日子。

囚禁期间,被掳妇女与外界完全隔绝,信件、口信都传不出去。

家里人只知道人被抓走,不知道关在哪、是死是活。

这种信息断绝加重了家属的担忧,也让慰安所里的处境无从被外界核实。

韦绍兰留下的口述,是这处场所少数能落到个人名下的记录,同屋其他人的姓名和下落,公开史料里没有留下线索。

1945 年春夏之交,战局接近尾声。

韦绍兰逃出慰安所时,日军在广西的占领已经松动,村子周围的队伍陆续调动。

她回到村里之后,战事还没有完全结束,路上仍有零散部队经过。

一个背着孩子逃回来的妇女,在这种环境里没有任何可以求助的渠道,只能先回到自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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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归家冷遇,农历七月十三

一回到家,韦绍兰哭了。

逃难和被掳的路上她只顾害怕,没顾上哭,见到自家人,那口气松下来,眼泪才止不住。

罗讵贤听见拍门声,起初躲到山上,听见妻子呼唤才起身开门,夫妻二人抱着痛哭。

婆婆在旁边劝,别哭了,老哭什么,快点煮粥给孩子吃。

情绪过去之后,家里的气氛慢慢变了。

罗讵贤见到人回来,态度冷淡,觉得妻子在外头丢了脸面,说她到外面学坏。

婆婆和邻居劝,这事怪不得她。

丈夫心里的疙瘩解不开,常常躲着她,一个人闷声到山后砍柴。

山里的婚姻讲脸面,村子小,谁家的事几天传遍,韦绍兰被俘的经历很快在村里传开。

回到家的女儿没能保住。

孩子在慰安所里受了惊吓,又跟着母亲奔波一天一夜,回家后腹泻、不吃饭,缺医少药,没过几天病死了。

这是罗家失去的第二个孩子,头一个男孩出生不久夭折,这一个是女儿。

孩子没了,家里一样年货也没置办,悲凉地过了一个年。

女儿夭折之后,韦绍兰动了死念。

之前太害怕,没顾得上想,孩子也没了,她决意喝药了结,被邻居五婶发现救了回来。

被救回来之后,日子还得接着过。

她自己心里清楚没有做错任何事,可道理讲不通到每一户人家心里,旁人的眼光也不会念在她是受害者就柔和下来。

几个月后,她发现自己已经怀孕。

肚子一天天显出来,村里议论更凶。

孩子要不要留下,有人劝她打掉,趁早了结这段孽缘。

罗讵贤脸色铁青,让她打掉,她又急又气,一边哭一边捶自己的肚子。

婆婆冲进来拦住,留下话:留着这条命,万一以后你没了生育能力怎么办。

韦绍兰把这个孩子留了下来。

1945 年农历七月十三,儿子出生。

孩子没有足月,是早产,生下来只有四五斤,蔫头蔫尾。

韦绍兰给孩子取小名阿告,大名罗善学,随夫姓,名字取向善学善的意思。

丈夫不愿意为孩子取名,这个名字是母亲定下的。

她盼着孩子长大走正道,与人为善,学好,没有把恨意写进名字里,也没有把自己受过的屈辱压在孩子身上。

按村里习俗,新生孩子本该作为转世的人接受祝福,家里要买肉杀鸡照料产妇。

罗讵贤没有买肉,也没有杀鸡,韦绍兰坐月子吃的全是苦毛菜。

孩子出生的消息在村里传开,村民议论,那是日本鬼子的仔。

这个称呼从孩子落地起就跟着他,一直跟到长大成人。

1945 年 8 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

村子里过了一阵光复的热闹,韦绍兰家没有多少松动。

胜利带来的是国家层面的停战,落到这个小家庭身上,留下来的是已经落地的孩子、丈夫的冷淡和村里甩不脱的闲话。

战争结束了,压在母子二人身上的东西还远没有结束。

月子里的韦绍兰没有得到像样的照料。

按当地习俗,产妇该补养身体,家里却拿不出买肉杀鸡的钱,日常只有苦毛菜下饭。

身体没有缓过来,心里还压着被俘、丧女和怀孕几层事,她的精神一直绷着。

婆婆在旁边护着,丈夫始终冷脸,村里闲话不断,这个月子坐得比下地干活还熬人。

孩子出生之后,罗家的气氛没有缓和。

罗讵贤受不了风言风语,对韦绍兰态度暴躁,常骂她。

韦绍兰不敢回话,抹了眼泪悄悄走开。

她心里清楚自己没有过错,可在当时的村子环境里,辩解换不来理解,只能把委屈咽下去。

一家人同桌吃饭,话越来越少,日子靠维持着往前过。

罗善学刚记事,就听见村里大人小孩用另一个名字喊他:日本人,日本崽。

他分不清这两个词是夸是骂,只知道喊完之后没人愿意跟他玩。

韦绍兰看着儿子被人这样叫,心里明白这是自己身上那场遭遇在孩子身上的延续。

她护着孩子长大,孩子往后要走的路有多窄,她那时已经能看出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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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喊了一辈子的名字

罗善学长到能跑能玩的年纪,村里孩子跟他玩打仗游戏,他永远被分派做日本兵,被人拿石头扔。

六七岁时跟同村小孩打闹,就会被骂日本仔,他总是愣在当场,不知道这个词到底指什么。

别的孩子做完游戏各回各家,他挨完打回到自家门口,母亲看见他身上的灰土,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

上学读到小学三年级左右,他辍学回家务农。

家里供不起,他自己也待不住,同学和邻居孩子的指指点点压得人抬不起头。

小时候一场病没人好好照看,眼睛落下毛病,视力一直不好,看东西模模糊糊。

这副身板加上这个名声,村里谁家都不愿意多跟他家来往。

家庭内部的排斥同样没有放过他。

同母异父的姐弟不接纳他,有人把他关在家里,放话要弄死这个日本人。

罗讵贤对这个孩子始终没有认下父子名分,罗善学后来在口述里讲,父亲说过,我不是他的儿子,他讲我是日本人。

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他在村里走路,背后总有指指点点。

母亲受了一辈子苦,他看在眼里,想回报母亲,能力却有限。

成年之后接受采访,他讲日本人这三个字,背了一辈子,毁了一辈子。

童年在小伙伴的欺负和父亲的白眼里挨过来,这个记忆没有随着年纪增长变淡。

十岁那年上山放牛,大伯把母亲被抓走、后来生下他的事讲给他听,他这才明白那些白眼是从哪来的。

在此之前,他只知道自己没人愿意一起玩,不知道缘由。

知道缘由之后,疑问跟着来了:自己是谁,从哪里来,生父是什么人。

这些问题他问过母亲,母亲不回答,只是哭。

2007 年之前,这对母子的处境很少被外界知道。

多数“慰安妇”受害者把经历瞒了一辈子,怕子女不赡养,怕邻里戳脊梁骨。

韦绍兰能把身份公开出来,本身是一桩需要勇气的事。

2007 年,随着韦绍兰的受害者身份向社会公开,罗善学成了中国第一个公开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生下的日本兵后代。

也是在这一年,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开馆,罗善学陪同母亲韦绍兰前来参观。

老人看着馆里的历史资料,想起往事,老泪纵横,罗善学在一旁帮母亲擦眼泪。

母子俩从山里走到资料馆,第一次把自己的经历放进一桩全国性的历史记录里。

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第一次走进他家,是在 2007 年。

家徒四壁的土房里摆着一口棺材,罗善学说,这是他为母亲送终准备的。

一个做儿子的,提前把母亲的后事器具备在家里,言语之间没有太多避讳。

苏智良第一次上门就注意到这口棺材,把这个细节记进了后来的回忆里。

从 1945 年出生到 2007 年身份公开,六十多年过去,罗善学已经是六旬上下的老人。

这六十多年里,他没有离开过村子,没有成过家,没有自己的小家庭,日子围着母亲和那头牛转。

外界对这对母子的认知,在 2007 年之后才一点点建立起来。

卷宗在研究中心的档案柜里封存了十几年。

编号、时间、地点、证人姓名都有登记,唯独东京听证会现场那段被工作人员搀回座位的细节,直到 2023 年苏智良接受采访时才完整讲出。

记录停在 2010 年 12 月 5 日下午:一位六旬老人离开座位,走上主席台,对着自己的母亲长跪不起。

他为什么下跪,跪的是母亲还是自己的身世,现场录音里没有给出解释。

而当那间土屋的门在镜头前关上后,没有人想到,这个被村里人喊了一辈子外号的男人,会在后续留下的影像记录里,说出一句关于自己归属的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