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绍雷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导读】今日,中俄美元首在深圳会晤。据新华社报道,这是中俄美三国元首历史上首次面对面会晤,将"围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大国关系战略稳定深入交换意见",具有开创性意义。三国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历史上曾并肩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此次会晤,使中俄美关系走向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本文将2016年以来三方的互动划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16年美国大选到2017年底,美俄关系寻求再次“重启”,中俄、中美关系仍在稳定推进;第二阶段从2017年底到2020年初,美国将中俄同时定位为最主要竞争对手,启动对华贸易摩擦;第三阶段2020年初疫情暴发,美国政府全方位打压中国,美俄“重启”落空、仍处于历史低水平,中俄关系则在考验中稳步推进、显现定力;第四阶段,2021年拜登执政后,在维持对中俄极限施压的同时,试图分化中俄,而中俄冷静应对,坚定稳步推进合作。

作者认为,当今世界仍处在“多极、多元、多样化”的阶段,三方关系既不同于冷战时期的三角对抗,也不至于逆转“基辛格三角”。冷战赖以成立的三大要素已不复存在;普京基于切身经验形成的中俄认知,不是挑拨离间所能轻易动摇;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并非纸面设计,而是在一次次共同经历的危机中成长的。三方关系亦因缺乏专属的工作框架、又叠加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的长期博弈,而兼具不确定性与可塑性。作者提醒,三方基本战略利益的差异与分歧,决定了协调与共处只能是一个长期的艰苦过程。中、美、俄关系的走向,最终取决于三方能否在高度动态中求得力量的均衡。

本文原载于《清华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篇幅所限,本文为节选版,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中、美、俄三边关系的演进现状与前景

自2016年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后,有关中、美、俄三方关系将发生戏剧性变动的预言,不仅耸动视听,而且也的确在三方关系实际进程中,得到一些呼应。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一种所谓“基辛格三角”的说法。也即,对美国而言,寄希望于美国分别与中国、俄罗斯的双边关系,都要好于中俄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相反。基辛格本人未必承认或同意这一说法。至少,与基辛格本人多年所表达的理念相比较,以上说法至少是有差别的。但不可否认,的确有人按这样一种思路在运作中、美、俄三方关系。特朗普的出现,似乎给这些人带来了一个极大机会。

围绕着上述问题,中、美、俄三边关系是否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戏剧性变化?当代条件下,联手一方而打压另一方的传统地缘政治套路能否如愿以偿?究竟应该如何来经营中、美、俄三边关系?换言之,从特朗普上台以来的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俄三边关系的戏剧性变化中,人们可以得到怎样的启示和借鉴?

▍不确定性挑战下的中、美、俄互动

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来观察近五年来的中、美、俄三方之间的复杂互动。第一阶段,从2016年美国大选开始到2017年底,这是美俄关系开始寻求再次“重启”,同时,中俄、中美关系仍在稳定推进的阶段。第二阶段,从2017年底到2020年初,美国将中、俄同时定位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美国启动对华贸易摩擦,俄罗斯深陷“通俄门”。这是一个美国对俄、对华关系两个方面都严重恶化,美俄关系的缓转受美国国内局势深重牵制,而中国开始受到全面压制的时期。第三阶段,2020年初疫情暴发,特朗普政权侧重于全方位地严厉打压中国;同时,特朗普所期待的美俄关系再次“重启”未成现实,仍处于历史低水平;而中俄关系在经受考验中稳步推进,在调整中显现强劲的定力。第四阶段,2021年初拜登执政后,依然维持对中俄极限施压,但不同程度上企图平缓恶化中的中俄关系,尤其企图对之分化离间,而中俄则冷静应对,坚定稳步推进合作。这是对五年左右时段内中、美、俄三方互动轨迹的一个大体概述。

(一)第一阶段:戏剧性的开端

先从美俄关系这个侧面,来观察三边的互动。2016年美国大选中,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的特朗普,在对欧亚传统盟友施加压力、要求更多承担防务责任的同时,对于美国传统对手俄罗斯则表现出了好感。早在竞选过程中,特朗普亲口声明,克里米亚本来就该是俄罗斯的领土。特朗普对普京的治国能力几乎毫不掩饰地一再表露出由衷的赞赏。

特朗普当选后,美俄关系的改善并没有出现。相反,2017年年初总统就职典礼后,先是特朗普亲自任命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顾问弗林在巨大政治争议下被迫辞职,特朗普班子成员竞选期间与俄罗斯的私下交往成为敏感政治问题。不仅2016年大选期间美俄间互相示好的合作氛围消失,而且,特朗普和普京两人就导弹袭击问题,直接发表针对对方的尖锐批评。美俄关系再次重回到冷战终结以来的“历史低点”。

再看三方互动的另一侧面——中美关系。从三方关系的结构形态上来看,似乎特朗普要逆转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合作的态势,至少在客观上,要使美俄关系的接近对中国形成压力。犹如多年来一直持“超现实主义”立场的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多年来的公开声明:实现美俄联手,遏制中国的崛起。然而,当时一个鲜明反差在于,与美俄关系走向恶化的情况正相反,特朗普总统就职之后,经过双方努力,中美关系却一度趋于逐渐改善。无论双边经贸问题,还是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特朗普本人和其执政团队在施压的同时,也逐渐地释放出改善对华关系的信号。中美关系所出现的一个热点,是2017年4月初的元首峰会。

2017年4月6—7日,中国领导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会见的前后,中、美、俄之间的三边互动成了全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4月7日,在海湖庄园中美元首首次会见之际,一个出人意料的细节是,特朗普突然临时地告知中国关于美国刚刚对叙利亚进行空中打击的消息。本来,中国领导人远道前往进行的这次非同寻常的会晤,是通过领导人之间的个人交往深化沟通,为解决中美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提供良好基础,然而,特朗普总统的这一举动,显然又为这次举世关注的会见带来耐人寻味的戏剧性影响。

中国领导人沉着应对变局,在叙利亚战场发生扑朔迷离“化武案”背景下,中国坚决反对使用化学武器,支持联合国对此进行独立、全面调查,主张以确凿证据,寻求经得起检验的结论的稳健主张,受各方首肯。中国对安理会叙利亚提案所投下的弃权票,缓和了剑拔弩张的国际气氛。中国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协调和沟通,为维护叙利亚主权领土统一,推动叙利亚问题的和平、稳妥和公正解决,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空间。

包括在令人关切的朝鲜半岛问题上,2017年2月,中俄公布了关于朝核问题“三阶段”政策主张,双方坚持推动美朝间和相关六方间的两种谈判进程,坚持朝鲜停止核试验和美韩也同步停止军事演习,坚持和平解决半岛事务。在半岛形势一触即发的敏感背景下,中方协同各方,为以理性、稳妥方式解决朝鲜半岛冲突留下空间。总之,无论是试探,还是离间施压,并没有改变中俄关系的既定方向。

与此同时,美俄双方努力寻求改善关系的契机,又受到美国国内建制派阵营的全力阻止。2017年7月在举世关注的德国汉堡G20峰会上,特朗普和普京以非常规方式、引人注目地举行了闭门会晤。这一非同寻常的会见,成为美国国内进一步推动对特朗普不信任案的重要由头。

总之,这是一个美俄艰难地寻求“重启”,而中俄、中美关系在动荡起伏中依然处在按既定轨迹向前推进的阶段。

(二)第二阶段:美国对中、俄的同时出手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表上台以来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和俄罗斯定位成为美国的对手国家(rival powers)。2018年初总统国情咨文同时将中俄定位为“挑战我们的利益、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价值观”的“对手”。如此气氛下开始的2018年,是中、美、俄三方关系演变进程中第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这是普京第四任总统任期的第一年,也是党的十九大召开后的谋篇布局的第一年,同时,这还是美国官方把中俄确定作为主要竞争对手,并把中国的定位置于俄罗斯之前的第一年。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而中美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大体上一直以“非敌非友”的定位发展以来,这还是中国第一次面临比较具有实质性含义的重大战略压力。

从美俄关系看,其一,围绕对俄制裁和“乌克兰门”对特朗普本人的弹劾案,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白热化。其二,特朗普努力改善对俄关系,不放弃以俄制华。这内外两个进程紧密交织,尽显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之间的扑朔迷离。

2018年3月23日特朗普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一直到2020年1月16日“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的签订,标志着中美两国经历近两年十多个回合激荡起伏的争议与谈判,终于使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中美双边贸易争端,有了一个阶段性结果。“协议”的签订不过是一个阶段性和解。中美经济关系从此开始一个前所未有的艰难博弈过程。

(三)第三阶段:中美关系滑坡与美俄关系的难以重启

2020年初疫情暴发一直到2020年11月3日美国大选投票日的到来。这一阶段的中、美、俄三方关系既是前两个阶段的自然延续,但是又表现出自己的特征。

其一,在2020年3月以后,中美关系的急速下滑,俄美关系有所调整但仍难以全面重启,乃是这一阶段的基本面。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而施政不力的特朗普政府,在经济下滑、国内形势动荡及大选形势不利的局面下,急于甩锅,嫁祸于人,把中国作为转嫁矛盾的主要打击对象,双边关系面临着全面倒退的严重威胁。

其二,就美俄关系而言,以特朗普与普京两位国家元首在疫情期间的多次电话沟通为标志,美俄关系的转机仍存。特朗普一再邀请普京回到G7峰会,并建议开展疫苗合作,这对缓和两国剑拔弩张气氛有所作用。然而,两国无论在乌克兰等一系列地区冲突,还是北约东扩、反导系统对峙、新型武器竞赛等重大战略问题上,均一无进展,处于拉锯之中。俄罗斯学者科尔图诺夫认为:美国大选结果对俄罗斯没有多大意义,只有获得国内广泛稳定支持的“强总统”,而不是像特朗普和拜登这样的“弱总统”,才能带来希望。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精英阶层的反俄情绪依然十分稳定。

▍影响当今中、美、俄三方关系的两个基本问题

“中美俄三方关系”这个提法,实际上在学界一直存有争议。首先,当下的中、美、俄三方关系,是不是就是冷战时期的中、美、苏三角对抗?

我认为,虽然地缘政治博弈的逻辑还在延续,但无论主观意愿,还是客观的环境结构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其次,中、美、俄三方关系能否算是一种典型的“三角关系”“三边关系”?比如,中、美、俄之间有“三边官方论坛”吗?有三方互动链接的经贸关系吗?有互相制约的专有国际协定吗?都没有。但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中、美、俄之间微妙又引人关注的相互作用——无论这种互动是多么若即若离、时深时浅、有厌有喜——都对国际大局产生深刻影响。事实上,“三边关系”或“三方关系”,乃是国际史上一个相当基本的范畴。无论任何双边还是多边关系的背后,都还有着作为“第三者”的一国或数国的影子。更何况,如果同时将最为独立决策、最具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的话,中、美、俄三家在当今国际格局中还依然是最为关键的角色。

那么,“基辛格三角”会发生逆转吗?从特朗普参选开始就一直存在的所谓“基辛格三角”将重新逆转,也即美国将“联俄制华”的预言并没有成为现实。这是有一系列原因的。

首先,普京远不是特朗普能随意摆布的棋子。中、俄、美关系的变化,首先与普京内政外交的转型有着密切关系。而在俄罗斯所发生的这一深刻转型,并不容许做出重新向美国一边倒的选择。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最初几年,中俄不同程度上学习西方、与西方合作。但普京2000年执政后,在美国单边退出反导条约、北约东扩、颜色革命以及俄罗斯与西方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叙利亚等地的一系列冲突形势下,俄罗斯奋起反抗,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过程。在俄罗斯看来,放弃原有的意识形态,并没能避免来自西方地缘政治的无情挤压。正因此,普京在2017年瓦尔代论坛讲演中曾这样坦率地表白:“我们对西方最主要的错误是,我们太相信美国;而美国的错误是把这视为弱点并滥用信任。”从2021年6月拜登欧洲之行的结果来看,重新调整与欧洲盟友关系,平缓与俄罗斯紧张关系都只取得了非常有限的进展。尤其是美俄之间,拜登刚刚返回华盛顿,美国朝野对俄谴责和攻击之声重新呼拥而起。这说明,冷战老对手之间摆脱恩怨,远比人们所想象的要来得不易。

其次,普京基于亲身体验,形成了对中俄关系的深刻认知。笔者有幸多年参与普京总统亲自发起组织的瓦尔代论坛,每年聆听到他本人对中俄关系的看法。记得2006年笔者第一次在瓦尔代论坛见到普京时,询问他对于上海合作组织前景的看法,普京却故意稍稍离开这个话题,大谈他对于中国发展的看法。他说:“我要向大家透露一个秘密。20世纪90年代在我担任圣彼得堡市副市长时,我分管对外经贸。当时我每两年一次访问姐妹城市——上海。每隔两年,我乘坐飞机在上海降落时,总要为这个城市在两年中所发生的惊人变化而感到震撼。当时的世界上,有哪个城市能有这样高速的发展。”这大概是普京第一次公开透露他对中国发展的个人印象。然后,普京提到中俄已经彻底地解决相互间的领土边界问题,他兴奋地说:“我们能够解决这样的困难问题,还有什么问题不能够解决呢?”多年在瓦尔代论坛所获的深刻印象是,普京曾多次当面回敬西方专家对中俄关系的不实之词,他还无数次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以笔者十多年来的观察和感受,普京对中俄关系所持有的认知和信念,不是任何挑拨离间所能轻易动摇的。

综上所言,中、俄、美三方关系的现有格局,不光来自一个较长阶段国际进程的自然积累,来自像普京这样的政治家的深入体察与考量,而且,也来自像基辛格等前辈战略家有关避免冲突、建立合作的告诫。当笔者在2016年瓦尔代论坛上向普京问道,什么才是他所期待的中、美、俄三方关系时,普京答道:“中、俄、美三方关系应该是互相尊重、互利互惠的相互关系。”普京的阐述,应该是“基辛格三角”难以被逆转的一个理性务实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