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的她,总是被困在外界的评判里,反复琢磨要活成社会标准中那个“正确”的人。如今,外部的标尺慢慢退到次要位置。
作者|阳光
审签|黑玉红
随着《嫁金钗》的热播,饰演大伯母郭虞凤的演员王一楠再次被看见、被讨论。
她没有把这个角色演绎成纯粹的恶人,而是看到驱动人物行为背后的因果,看见旧时代规训之下一个女性被挤压变形的困境和命运。在王一楠看来,这是年岁增长带来的一种新的视角,人生的经验能让她对人性深处的挖掘更加敏感。
《博客天下》作者与王一楠的对话,并没有从《嫁金钗》开始,而是聊起了最近热播的综艺《后会友期》。见到她的那天,她一边为《嫁金钗》收官礼回门宴活动做妆发准备,一边提起正在追看的这档综艺。她特别能理解许飞和厉娜的感情,也让她想起了自己曾经走散的一段友谊。
她原先以为,有的事过去了就过去了,不会长久地留在心里,可她意识到,其实并没有,她没有忘掉它,只是把它压到一个角落了。多年以后,那份友谊悄然影响着她待人、信任、建立关系的方式,只是当时的她并未察觉。这更像一次迟来的自我作答,说起这些,47岁的王一楠语气平静,像是在梳理一段终于厘清的心绪。
她坦言,40岁是自己人生清晰的分界点,很多事情也是到了这个年纪才明白的。年龄焦虑和外貌焦虑都少了,对生活的热爱和自我认同更多了,事业和学业上反而有更重要的选择。
2025年,王一楠接下90分钟独角话剧《女孩与男孩》,一个人在舞台上完成演出。对一个中年女演员来说,演独角戏的机会来之不易。排演话剧的困顿让她意识到,过往的表演经验既是优势,也会变成壁垒,她想要打破既有的创作惯性。今年9月,她成为上海戏剧学院表演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从1995年的本科生,到2012年的硕士研究生,她再回母校求学,笑称自己是“30年的求学路”。
也是在这个阶段,她完成了一场漫长的身份和解。年少时辗转多地,她长久地没有归属感,总觉得自己“在哪儿都是外地人”。人到中年,她坦然接纳自己是云南人,从故土的烟火里获得松弛与力量。
从前的她,总是被困在外界的评判里,反复琢磨要活成社会标准中那个“正确”的人。如今,外部的标尺慢慢退到次要位置。
王一楠越来越确认:“我是我。”
拿到《嫁金钗》的剧本时,王一楠不想简单粗暴地给郭虞凤贴上“恶人”的标签。比起郭虞凤“做了多少坏事”,她更想知道,一个端庄温婉的世家主母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地走到阴狠偏执的境地。在她的眼里,演一个反派,从来不是单纯演绎“坏”的表象,而是演绎人生造就的“因果”。人到中年,阅尽人间百态,她明白郭虞凤极端的背后也许是无处言说的委屈、无法挣脱的困境和日积月累的破碎。
王一楠记得,刚开始读剧本时,里面的一场“挠手戏”让她心惊。一段简单的描写,讲郭虞凤的丈夫得了好处,挠了挠她的手。透过文字,王一楠看到郭虞凤对丈夫深入骨髓的排斥。“跟一个不喜欢的男性说话都厌恶,更何况他们生了两个孩子,平时还要在一起生活,那太可怕了。”
在她的理解中,情感上的厌恶和生理上的厌恶是两个层级的。情感的疏离是孤独,生理的抗拒是窒息,两层痛苦叠在一起,早已逼疯了被困在深宅大院里的郭虞凤。而承安伯府上下,没有一人能知道她的孤独。
年少时,郭虞凤尚有赌气任性的天真,一场错嫁,是少女一时意气的选择。可真正将她推入深渊、彻底改写心性而走向腹黑偏执的,是与魏谨纠缠半生的第二段宿命。很多人觉得,郭虞凤蓄意勾引魏谨是不择手段的恶毒算计,但在王一楠的解读里,这个细节其实代表着郭虞凤的愤怒与宣泄。
此时的郭虞凤早已被婚姻折磨到濒临崩溃,她生出了玉石俱焚的想法。“她原来最怕名声尽毁、惹人非议,为了魏家的脸面忍了一辈子。可到最后,她什么都留不住。那不如亲手撕碎一切。”在王一楠的理解中,郭虞凤不怕身败名裂,不怕世人唾骂,只怕自己潦草落幕,怕这一生的委屈与破碎从未被心爱之人看见。哪怕是以不堪、狼狈、疯狂的姿态,她也要让魏谨这辈子永远记得她。
但她没想到,赌上一切的偏执与疯狂,得到的不是厌弃疏离,而是魏谨的包容理解。他没有声张,反而安抚她、善待她,还请来她的母亲为她开解心结。这一刻,魏谨成了她黑暗人生里的一道光。王一楠觉得,如果命运安稳顺遂,魏谨没有战死沙场,郭虞凤一定会倾尽所有,守护这份难得的知己与敬重,她会放下偏执与戾气。
命运终究无情,彻底碾碎了郭虞凤唯一的精神寄托。魏谨为功名战死沙场,而他舍命守护的周芙,重回青梅竹马的帝王身边。这一幕,彻底击碎了她的整个世界。她亲眼看着有人手握天选好牌,拥有旁人求而不得的幸运,被人肆意挥霍,“她觉得太不公平了,不是婚姻的不公平,是世道的不公平。”
王一楠看到郭虞凤在深宅之下的欲望,那就是她要反手给命运一个耳光。很多人认命,一句“凭什么”只能咽下去,但郭虞凤不是,她的“凭什么”是要上手的。《嫁金钗》中两场高光戏,一场是与周芙的对峙,一场是角色落幕的终局大戏,都被王一楠赋予了很重的意义。
和周芙对峙那场戏,她对峙的定位就是“抽耳光”,她要替郭虞凤痛快一次,“每个人全抽一遍,给命运一个大耳光,给那些幸运儿,给天生拿着一手好牌的人,一人一个大耳光。”那场戏整整拍了三天,头两天王一楠基本不说话,直到最后一天,情绪压到底,直接摊牌。到此,所有人才真正看见了郭虞凤。
这场对峙,不是女人间的争斗,是手握烂牌之人对天生幸运者的反抗。“只有狠狠抽疼命运,世人才能听见那句‘凭什么’。”王一楠对《博客天下》作者说。
郭虞凤下线,是摔碎玉簪那场戏,王一楠分析说:“其实她可以不死,一直在庙里看着周芙,但提到女儿不一样了。她的想法是,那行,我的事儿我领,我死了,这个事在郭虞凤身上爽利痛快了,就不用再提其他事情。如果你就想弄死我,那好,我死,不需要你动手,我来。”
在原来的设定里,簪子是没有碎的,但到拍摄时,王一楠摸到簪子,想起脱簪待罪,“郭虞凤觉得,我脱簪了,我有罪,我做了这个就有理由了。脱簪待罪,我够了,我值了。反手耳光抽完了,也明明白白告诉对方,为什么死得心甘情愿、非常痛快。”
拍摄的时候,王一楠的手干脆利落地甩出去,没想到“啪”地一声,簪子竟然碎了。后来,为了拍后面的戏,导演又让人给粘了回去。这场戏是王一楠临场生发的自然演绎,没有刻意设计,却恰好契合人物本心,郭虞凤坦然认下所有罪责,半生隐忍算计,到此尘埃落定。
王一楠觉得郭虞凤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反派配角。她是旧时代困局女性的缩影,是命运不公的反抗者,是被世俗辜负、被人生碾碎,却依旧保有傲骨与血性的可怜人。“我不期待所有人都喜欢郭虞凤,这本来就不可能。”王一楠的语气温和,带着一种演员对角色的共情,也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理解。她想,如果观众看完这个角色,能读懂她从隐忍、执拗、迷茫到最后玉石俱焚的完整心路,就够了。
去年,《嫁金钗》杀青后,王一楠回到了话剧《女孩与男孩》的排练场。
话剧《女孩与男孩》剧本由英国编剧丹尼斯•凯利编剧,2018年在伦敦皇家宫廷剧院首演,凯瑞•穆里根主演。故事的开头很简单,一个女人在机场遇到了一个男人,他温柔、坚定、幽默、有原则,两个人迅速热恋、结婚,有了一双儿女。婚姻把她从糟糕的原生家庭和贫困的生活里拉了出来,在丈夫的鼓励下,她进入到从前不敢想象的电影行业。
王一楠拿到剧本后很快就读完了,第二天就干脆利落地给主创回话:“我接。”
她有两个理由。一个是作为女演员的私心,话剧舞台上,中年女演员能有的好角色本来就不多,而独角戏是每个话剧演员心里的那座金字塔尖。“可能有人演了一辈子也不一定有一部独角戏。中年女演员获得独角戏的机会本身就不多。”第二个理由更简单,剧本好。前60分钟全是日常,一个人的日常,婚姻的日常,家庭的日常,琐碎的、平静的,甚至让人觉得“这有什么可看的”。结果到了后30分钟,生活断崖式地“啪”地一下掉下来,“中间没有过渡,这对一个剧本的设置是非常难的。”
在上海茉莉花剧场,王一楠讲起了“我”的故事。她抱着洗衣篮,从楼梯上走下来,走进一间半地下室的洗衣房,随着洗衣机嗡嗡转起,“我”的人生开始了。
最难演的恰恰是日常。“前面这60分钟,你会觉得都是日常所见,但就是这60分钟的剧情,才能让人走出剧场之后有挥之不去的感受。”这一个小时就是生活,是每个人都有的经历,每个人都觉得那个悲剧跟自己无关,但日常跟每个人有关。
王一楠不止一次提起戏中的一个细节,“这个戏里的女孩儿是没有名字的,从头到尾就是‘我’。不叫娜拉,不叫Rebecca,不叫王一楠,就叫‘我’。”当这个“我”来叙事的时候,她一个人站在台上,把所有女人的处境都说进去了。
还有一个细节王一楠觉得特别重要。社会习惯性地说“男孩女孩”,“都把男孩放在前面,这是谁规定的?没有人规定。”她刚开始也有这样的思维定式,但这个戏的名字是《女孩与男孩》,女孩在前,男孩在后,“不管里面有没有强调背后的意义,这就是把一个无意识的社会结构颠倒过来了。”“我”这个角色,她演得很爽,也很痛苦。《女孩与男孩》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剧本,有着语言上的不适应感。王一楠陪着女儿学英语,清楚地知道中文和英文的差异,中文是一字多译,英文是有时态的,时间、空间不一样,想表达的情感浓度就不一样。
但痛苦也带来更积极的一面,她做了一个决定:读博士。《女孩与男孩》的创作过程让她觉得知识体系可以更丰富一些。另外,她有一位同学考上了博士,她很好奇,问博士都上什么课,对方告诉她,课程非常丰富,不局限于表演,但是在表演的基础上延伸了学校所有的课程。
王一楠听完很欣喜,“我们一直信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我老是叫他‘斯老夫子’,因为我确实觉得那么多方法的根源还是他。但是在国外各个剧团和各个真正在使用表演的地方,出现了很多的方法,有方法派、表现派,还有契诃夫方法、费登奎斯方法。”她对这些很感兴趣。
前几年,上海戏剧学院开办了大师班,王一楠也总去旁听,有时候还会下场与大家一起练习。读完硕士之后,她很清楚,一个人的成功经验会成为他的优势,但也会是他的壁垒。“要突破的话,你要有一些新的东西来打破自己。”她想撞破表演那堵墙。
对演员来说,要打破的是表演习惯。排练话剧《玩偶之家2:娜拉归来》时,王一楠就卡住了。戏里,娜拉出走之后回来了,说不要婚姻,婚姻就是枷锁,更让她过不去的是,娜拉让仆人帮她带大了孩子,然后对仆人说,这是你的选择,与我无关。
她当时很不理解,“我的孩子我不管,要是谁帮我照看孩子那么多年,我见着了一定要磕三个响头。她怎么可以那么理所应当?”她在家里看剧本,痛苦、着急,所有人都无法说服她,最终是14岁的女儿开解了她。
女儿说,外婆那一代人,离婚就是最大的选择,妈妈这一代人的先锋是不婚,但她们这代人已经觉得离婚是正常操作。王一楠听完,“哎呀”了一声,“不是说这些观点一定是对的,但这种可能性决定了她们未来的路是多样的。”每一代人都有互相的不理解,“你的认知就已经注定了你的狭隘,更多的文明是可以尊重多样性的。”
女儿不但影响了她对那部戏的认知,还影响了她后来对很多角色的理解。“不要以对错去表达它,要表达角色的复杂性。所以大家才说,到了这个年纪是对反派共情的年纪了。因为年纪大了以后,你就知道人是复杂的。”
《女孩与男孩》二轮展演结束,《嫁金钗》收官,王一楠火急火燎地投入到生活中。就是这样的日子里,她从媒体报道上才看到了女儿对她出演《女孩与男孩》这件事的想法。女儿说:“妈妈在中年时期迎来了一个如此艰巨的任务。”
在此之前,她从来不知道女儿对她这些事情的看法是什么,“我从来没有听她说过在她心目中的妈妈是什么样的。”她以为在女儿心中,妈妈是“挺主观的,也挺强势的”,所以看到报道的第一时间,她特别不好意思,害羞,然后就是幸福,“是幸福的,非常幸福,而且都快掉眼泪的那种幸福。”
很长一段时间,王一楠从来没有在育儿的过程中感受过成功的时刻。“不是因为她考上大学,也不是因为她学习好。我觉得自己不行、不咋地是占大多数时候的。”
她总觉得,对孩子的问题她什么都解决不了。“教育孩子的过程,不是你有多厉害,不是孩子的变化,是你的变化。我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你要不断地去接受她,因为你无能为力。”
但接受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女儿上初二那年,她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说什么都容易炸掉”。那时候女儿在学校遇到了一些事,同学拉了个小群没带她,她觉得被“校园霸凌”了。王一楠听完,站在大人的角度“啪啪啪”把观点说完,觉得女儿在贴标签。王一楠当时不理解,但女儿坐在那儿默默流眼泪,伤心至极的画面一直在她脑海中萦绕。她是后来才反应过来,那个年纪,友情就是孩子的全部。
女儿上高中后,母女俩的关系缓和了,但她没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事儿,“实话实说,我自己回想起来没觉得做了什么,但是我好像在屡战屡败当中学会了闭嘴。”
她越来越发现女儿是如此不同。她会独自带外公外婆坐飞机回昆明,到家以后给王一楠打电话自豪地说:“到了啊,安全,开心!”女儿还会给外公外婆买充气枕头,帮他们装好,像一个大人似地和王一楠聊,“他们什么都不会,我帮他们干嘛干嘛的。”
女儿感受到外公外婆对她的需要,“这种需要在她大了之后,她就越来越觉得是成年人的一种幸福和担当。”
“我永远不会对女儿催婚催育,绝不。”王一楠说,不只是女儿,还有她工作团队的姑娘们。“她们让我觉得,她们作为个体活得挺好的。她们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多好啊。她认真工作,为什么说结婚就是她唯一的选择和出口?”她知道,婚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要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太难了。两个家庭、双方的父母都要合在一起,需要智慧,需要更多的付出和给予。
从女儿到她身边的姑娘们都让她知道,她不只是妈妈,40岁以后,她越来越在意自己的感受,也越来越有主体性——“我是我”。
人生的前20年,她总是在想一个问题,王一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70后,或者说是1975年到1985年这十年的人,还是对社会评价太在意了。你不敢表达你真实的感受,很多时候会觉得你在努力成为一个社会标准上对的人。”
曾经,她以为达到别人的标准和判断就是一种快乐的路径,那的确是对的且好的发展方向,“但是我发现那个并不能带来快乐,经常会让我进入一个很深的内耗,要不断地修正自己。”现在的王一楠更喜欢自在和松弛。“我觉得那样大量地减少了我的内耗,会让我更快乐和幸福。其实我没有更具体的考量,但人这一辈子不都是想活得更快乐和幸福吗?”
她越来越学会接受,所有这些“接受”里,有一个她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到的事情,接受她的来路。
王一楠祖籍山东,出生在云南。妈妈是上海人,爸爸是北京人。妈妈到西双版纳当知青,爸爸到云南当兵,他们后来都到了昆明。两个人相识、成家,有了姐姐和她。
家里人交流时语言是三种交错的。她跟妈妈、姐姐说昆明话,妈妈跟姐姐说上海话,她跟爸爸说普通话。她以前没意识到,后来朋友去她家,惊讶地说:“哇,你们家的语言体系简直了。”
小时候,王一楠并不认同自己是云南人。“人家过年过节都有各种亲戚走,一说这是我表哥,这是我表姐,我没有。我只有爸爸、妈妈、姐姐,没有其他亲戚。”她的昆明话也不太标准,“他们有那种真正的乡音。”后来去上海探亲,发现上海人也没把她当上海人。回北京也是。她那时候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在哪儿都是外地人。”
现在她已经40多岁,开始认同自己就是云南人。
她发现自己的审美、性格,包括对快乐和幸福的定义标准,都是一个云南人的标准。她不喜欢名牌、高级餐厅,只喜欢游人一般的生活,在烟火里感受生命的流动。一到云南,心就野了,她爱吃云南的土馆子,吃“冰箱点菜”。她解释什么叫“冰箱点菜”,“我们那儿是没有菜谱的,菜都放在冰箱里。你就站在冰箱前,指着那菜说要拿这个跟什么炒,这个可不可以给我怎么做。今天冰箱里没有的也别点,说明今天菜市场没有,不新鲜。”
她还喜欢逛云南的菜市场,菜市场卖辣椒的人知道她妈妈在超市买辣椒,而不是在市场买最新鲜的,会发自内心地同情她,“你没有吃到好东西。”
王一楠说:“我认同了我的家乡以后,不但找到了自己的原始性,那种松弛感、自由感和快乐感,更重要的是让我知道这是我的方向,它给我带来了力量。”
一切都刚刚好,接受、感受,生命涌动的力量在她内心奔走。
本内容转载自博客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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