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下旬的一天夜里,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编号981的犯人爱新觉罗・溥仪,一整宿都睡不着。

彼时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正式打响,广播反复播报,溥仪听闻后内心正在经历激烈的挣扎。

全国各地都掀起捐献热潮,工人捐工资、农民捐粮食、实业家捐飞机大炮,就连管理所里的其他战犯,也在讨论要捐出家人寄来的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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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在管理所学会自己缝补衣物

溥仪的眼睛不自觉看向一件黑色皮箱,这大皮箱原本用来放电影放映机,经改造里面有个夹层,放着很多宝物,外面则用衣物掩盖起来。

被关在苏联的时候,苏军搜走很多宝物,唯独遗漏了皮箱夹层。等移交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也没有为难溥仪,允许他自己保管皮箱。

因此这里面堪称是“最后的家底”,尤其是一件乾隆御用田黄三联玺。

溥仪从宫里运出很多文物,导致大量国宝流失,他自己根本不珍惜,但这三联玺他却珍藏26年,不离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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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黄三联玺

思考了整夜后,第二天一大早他找到管理所的干部,主动交出三联玺说道:“我捐给国家,为抗美援朝尽一点力。”

后来文物重新回到故宫,成为镇馆之宝之一,也是溥仪为数不多“保住国宝”的事例。

网传溥仪是从棉衣夹层里取出来的,这是个误解,但缝入棉衣确实有记载。

根据故宫博物院的资料,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行李、箱包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查,溥仪就命人将其缝进冬季棉衣的衣襟夹层里,成功躲过搜查带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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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来辗转多地,一件棉衣太惹眼了,不可能一直穿在身上,他又重新取出放进皮箱夹层里面。

这一点在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第八章里明确写过,原文很长,大致总结为:“我不想动用藏在箱底的财宝,还是决定把这三颗印拿出来以证明我的‘觉悟’。”

之所以溥仪对这小小的印章十分重视,一方面是乾隆乃溥仪心中“祖宗功业”的象征,作为末代皇帝他一直有个复辟梦,这组印章就是他精神上的“传国玉玺”。

再者印章本身他也说是无价之宝,其制作于乾隆退位成为太上皇的时期,材料是被誉为“一两田黄三两金”的田黄石,本身材质就极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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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重量不过百余克,工艺却是“乾隆工”惯有的极致,三联印一件椭圆二件方形,将一整块石材镂空雕刻出整条活动石链,田黄石质地偏软,成品率极低,这链雕技术就是天花板。

高度都是1厘米,其中左印“乾隆宸翰”,边长2.6厘米,专门用于钤盖御笔书画,是帝王身份的标识。

中印“乐天”,长径3厘米,短径2.3厘米,出自《周易・系辞》“乐天知命,故不忧”,代表顺应天命、知足常乐的处世心态。

右印“惟精惟一”,边长2.6厘米,出自《尚书・大禹谟》,是古代帝王的治国理念,代表精纯专一、秉持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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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印分别代表身份、修身、治国,是乾隆一生印章中最具代表性的私印,被后世历代清帝视为皇室重宝。

溥仪3岁登基,经历退位、复辟、逃跑,再到44岁成为战犯被移交回中国,一生始终反反复复,每每想起乾隆时期的巅峰,回不去了,只能拿这印章当个安慰。

小小的石头,成了他为数不多可以掌控,可以留住的东西。

而最后选择上交,是受到抗美援朝时期的时代感召,他的自传里写过这种心态:“别人都在表现,我也不能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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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溥仪和妻子李淑贤

那时候他的心态还比较拧巴,主要是一种生存策略,换取管理所的信任。

值得一提的是,田黄三联玺是溥仪主动上交的,但两年后他的侄子毓嵒揭发了他在皮箱夹层还藏着大量珠宝,溥仪选择“主动坦白”,将珍珠、钻石、红蓝宝石、翡翠、怀表等468件首饰全部上交。

1959年溥仪被特赦后,心态上已经接受“大清彻底没了”,当一个普通人也挺好,去植物园工作、娶了妻子,安静看着新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