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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媒介考古学与基特勒“铭文系统”概念出发,结合“生命政治”理论,重新审视了19世纪以法国科学家马雷为中心的早期动作捕捉技术。研究发现,马雷的图示法与计时摄影不仅奠定了现代光学动捕的技术谱系,更在“人类科学”兴起的语境中成为编码、铭刻并对身体运动进行可视化的关键媒介装置。这一装置一方面增补肉眼难以洞见的微观动态,另一方面通过坐标化与序列化过程过滤了动作的现象学维度。文章追踪该技术在歇斯底里症诊断、工人疲劳测量与殖民比较步态中的跨域迁移,揭示其如何将女性病人、劳工与被殖民者的姿态转化为可检索、可治理的知识档案,进而形塑19世纪的病理学、科学管理与种族学想象。本文认为,马雷的动作捕捉是一种嵌入生命政治的媒介实践,它预示了当代数字技术对人类行为持续数据化治理的趋势。

作者简介

张磊,中国传媒大学信息传播学院研究员,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区域国别传播研究院研究员。

张帅军(通讯作者),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跨文化数字适应与跨文化传播能力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2JJD86001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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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2024年热销的单机游戏《黑神话:悟空》将动作捕捉(motion capture,MoCap)技术带入了大众视野。游戏开发者通过实时捕获表演者的动作,将人类动态姿态精确映射到虚拟角色之上(央视网,2024)。事实上,动作捕捉技术早已广泛应用于动画制作、教育教学和医疗康复等领域;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当下,该技术也在机器人设计与具身智能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近年的春晚中大放光彩的宇树科技机器人的行动姿态就是基于对人体动作捕捉数据库的深度学习(Zhuang & Zhao,2025)。回望更久远的历史,人类对于“赋形以动”的渴望从未止息:从古希腊的《皮格马利翁》到近代意大利童话《木偶奇遇记》,从“偃师造人”到走马灯和皮影戏,人们始终憧憬着偶像在获得运动能力的瞬间焕发生命。如果说摄影术是将静止姿态凝固于胶片的“摄魂术”(施畅,2025),那么动作捕捉便是记录动作姿态、让影像重获可操作性的“生命凝固术”(张磊,2024)。

动作捕捉技术是一组媒介技艺,涉及一整套对于姿态和动作的记录、编码、存储和再可视化(Woodcock,2016)。在学界,动作捕捉的技术史更多受到动画和电影研究者的关注,并已形成较为固定的学术叙事。现有文献通常认为该技术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弗莱舍兄弟(Fleischer brothers)发明的转描机,并沿着“转描机—惯性捕捉—光学捕捉”的线性路径发展(Sturman,1994;Baker,2020)。这种线性叙述忽视了动作捕捉技术更早的雏形。实际上,动作捕捉协会(MCS)曾指出,早在19世纪中叶,动作捕捉技术就与当时高速摄影术与摄影测绘术同步诞生,如埃德沃德·迈布里奇(Eadweard Muybridge)就通过高速摄影对马的奔跑动作进行了捕捉。

相比于迈布里奇,更鲜为人知的是法国科学家艾蒂安-朱尔·马雷(Étienne-Jules Marey,1830-1904)的发明,他通过转筒记录仪和计时摄影枪对人体运动姿态进行了捕捉。马雷对姿态进行量化表征的方法,不仅与现代数字光学动作捕捉技术在原理上保持着直接的技术连贯性,而且在当时极大转变了医学诊断、科学管理和军事训练的方式,进而渗透到社会的底层治理逻辑之中。

19世纪的动作捕捉技术如何在具体的知识创造与治理可能性之间发挥桥梁作用?本研究在媒介考古学的视野下对马雷的动作捕捉技术进行考察,力图打破固化表述,也穿透当前技术的复杂表象,重新审视动捕技术被遮蔽的技术政治起点。本研究尝试回答以下两个核心问题:第一,马雷的动作捕捉技术采取了何种逻辑,从而形成媒介装置,将流动的身体经验转化为可供分析和比较的知识客体?第二,在19世纪的历史横切面上,马雷的媒介装置如何与不同知识领域发生交织,参与塑造了对身体姿态的治理术?

二

文献综述

(一)动作捕捉在电影史中的主流叙事

过往研究常将动作捕捉技术与传统的逐帧计算机动画对立起来,视之为解决动画工业“动作调节”难题而生的技术(陈明,2019:3)。莉莎·卡特莱特(Lisa Cartwright)(2012)考察了20世纪初弗莱舍兄弟的转描机(rotoscoping)对动画生产的深远影响,视之为动作捕捉技术的开端。此后,动作捕捉技术的发展被狭义地理解为一种电影产业的应用史。这条历史线索以1990年《全面回忆》这部电影的首次深度应用为起点,经由《泰坦尼克号》(1997)和《阿凡达》(2009)等里程碑式影片而成熟,实现了从传统光学动捕到实时动捕的技术演进,其应用也从电影业逐步扩展至广告、游戏等更广泛的商业领域(Menache,2000:7-14;Bestor,2016)。主流的历史叙事将动作捕捉技术的发展固化为一条线性进化路径,即在文化工业的驱动下,该技术被视作提高计算机角色拟真度的工具。

在这一框架下,学者们对动作捕捉媒介性意义的讨论也往往聚焦于光学动捕技术。如Chen和Hu(2025)发现,当演员通过动作捕捉技术实时驱动虚拟化身时会通过卖萌、故意穿帮等技巧构建一种理想化的虚拟女性偶像。技术赋权让演员以更精巧的方式再生产性别刻板印象。Kiri Miller(2015)则把重点放在对实时动捕游戏的研究上,发现玩家的动作被捕捉为屏幕上的数据剪影,玩家通过与虚拟化身的互动来接受游戏中内嵌的、带有明确性别和阶级编码的身体脚本。实际上,如果追溯到马雷的发明,我们会发现,早在动捕技术初期,人体就被作为可测量、可分析、可操作的科学对象。如果仅仅将动作捕捉视为文化工业的技术引擎,就会遮蔽其诞生之初便被预设的生命政治维度。

(二)媒介考古学的技术—知识谱系

媒介考古学拒绝接受将当下视为历史终点和完美形态的观点,致力于挖掘被主流历史忽略、压制或遗忘的媒介形式、实践和话语,旨在构建另类的、非线性的媒介历史(Huhtamo & Parikka,2011)。媒介考古学的视野超越了文化工业,转向更为广阔的技术—知识谱系。媒介考古学研究中已经零散地讨论过马雷的动作捕捉技术。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2023:122)把马雷的技术纳入“操作性图像”的技术谱系当中,强调了动作捕捉在表征性图像生产之外,还可以在科学与工程领域中生产可供计算机分析和计算的操作性图像。弗里德里希·基特勒(Kittler,2010:159-166)将马雷的计时摄影术与其他摄影装置一同归入“光学媒介”的谱系之内。在基特勒笔下,马雷与迈布里奇并列为瞬时摄影的奠基者,又因未能完成商业化而成为电影工业历程中的“失败者”。而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Zielinski,1999:58)和亚历山大·加洛韦(Galloway,2021:37)则不约而同地重视马雷动捕图像的“序列性”特征:当马雷把一组动作压缩到同一张底板上时,就将运动再现为一个“时空连续统”(spatio-temporal continuum)。

上述研究分别将动作捕捉技术当成操作性图像、光学媒介与计算性媒介等多重谱系之中的一个环节,呈现出其技术实践位处多种谱系交汇节点的复杂面貌。在这些叙述里,马雷既是“距离电影只差一步”的先驱(Kittler,2010:160),也是“执着于序列分析而忽视并行计算”的实验者(Galloway,2021:25)。然而,马雷的动捕技术始终没有被放到一个核心位置加以充分研究。事实上,作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的马雷并非单纯进行一项技术发明,而是有意识地把这门技术当成撼动学科网络研究范式的媒介,即通过对“细微动作”的捕捉,使得精神病学、管理学和人类学的学者们发现了新的研究对象、问出了新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马雷值得被媒介考古学重新审视。

(三)知识的铭文系统

如果走出纵向的谱系学,在历史语境中找寻“横切面”,是否可以将马雷的动作捕捉技术在19世纪末的知识网络中重新定位,理解动作捕捉技术这一媒介装置的基底逻辑?基特勒提出了“铭文系统”(Aufschreibesysteme,一译“话语网络”)的概念,称之为一组话语的“生产—传播—接收体系”,不仅要分析话语的组织方式,还要分析铭文系统如何转换知识话语(Armitage,2006)。唐海江和徐皞亮(2024)认为,“铭文系统”可以通过三个维度进行分析:首先是铭刻(inscription),强调媒介对于信息记录的物理过程;第二是表面,即铭刻的实现空间;第三是转换,即铭刻过程带来的信号物理属性的变化,比如光电信号转换、母亲之口对于语音的自然化等等。作为铭文系统的媒介并非在完成“意义编码”,而是通过其自身的技术逻辑重新对符号的排列秩序进行一种物理层面的格式塔反转。

马雷的动作捕捉技术如何成为一套中介机制,把精神病人、殖民地土著和劳动者们的纷繁复杂的姿态重新铭刻为可被研究的符号秩序?值得注意的是,“捕捉”(capture)一词也出现在阿甘本的“生命政治”之中。阿甘本通过“捕捉”来形容生命体如何被装置(apparatus)纳入主权化的治理系统(Agamben,2009:25-32)。在这个意义上,动作捕捉成为双重的铭文系统,在铭刻一套秩序化符号的同时,也教导人们如何对活生生姿态进行技术性的阅读和治理。因此,考察马雷的动作捕捉技术,不仅要说明其物质性的运作原理,还要分析这门技术如何扩散到其他知识领域,对各类人群的动作进行编码以形成一整套治理体系。本研究将考察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在用马雷的动作捕捉技术透视生命时,诞生了哪些观看生命的原则,该原则如何被知识化地表达。动作捕捉促成的符号表征与符号秩序究竟在诉说什么,在追求什么,又在避免什么?

三

马雷的动作捕捉实践:运动的铭刻与视觉化

在19世纪末,欧洲和美国经历了一场媒介大发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马雷在法国和意大利开展了一系列摄影实验。马雷与迈布里奇的共同点是探索如何用媒介来记录“运动”,不过,无论是起点还是技术逻辑上,两人又迥然不同。

(一)图示法:运动轨迹的自动书写

马雷是一位生理学家,他的技术首先是为研究人体的规律而发明的。马雷早期思想的核心是用图示法(graphic method),让运动主体自己记录轨迹,从而减少人力介入的误差。动作捕捉首先意味着运动过程的可视化。比如让一个下落的物体带动笔尖,在经过特殊装置的纸上画出它随时间变化的位移曲线(Marey,1895:33-35)。1881年,马雷在巴黎王子公园设立了一座配有环形跑道的生理学研究站,用图示法研究人体跑步的运动规律。跑道周围竖立了多根电报杆,每根电报杆上安装了一种特殊的中断器装置。当受试者跑过电报杆时,只需轻触装置,便能迅速中断电路,发送一个“无线电流”信号。这种设计几乎不影响其自然的运动姿态,同时又能产生清晰的电信号,精确标记受试者通过特定位置的瞬间(Marey,1885)。

该信号通过电缆传输至转筒记录器(kymograph)。每当接收到中断信号,转筒记录器的电磁铁便会驱动记录针在纸带上留下一个清晰的刻痕。通过计算相邻两个点之间的时间差,研究人员可以准确地推算出受试者在两根电报杆之间的速度起伏波动(Marey,1885)。这样,马雷就通过远距离“自动记录技术”获得了远比传统终点计时法更为细致的分段速度数据。受试者在跑道上的每一次步伐都会被捕捉为电信号,让机器在纸带上进行一次“蜿蜒书写”(wind writing),实现了运动过程的自动追踪与记录。整个数据采集过程无需人工干预,马雷不必现场观察,便可获得详尽且连续的实验数据。

在转筒记录仪中,动作的可视化依靠物理性的铭刻实践实现,这一过程可以被理解为一次信号转换:曲线并非动作的任意指称符号,而是动作在媒介装置中的精确转写。人体的物理运动被转换为离散的电信号,这些电信号通过电报原理被远程传输,在接收端又被重新转换回记录笔的机械运动,最终在持续移动的熏黑纸上留下永久的书写。曲线是对运动的数学表达,它颠覆了当时生理学依赖的人眼观察法。如马雷(Marey,1878:39-41)在《图示法》一书中所言,把运动姿态放入笛卡尔的坐标系中,便可以如同解析几何那样开展数学化的展示和分析。

马雷的图示法可以看作是一种姿态留声机。爱迪生的留声机通过曲线的物理刻痕实现了对声音的书写和重新阅读。马雷和爱迪生都认为“机械—图形”转换能以中立化的方式呈现那些人耳和肉眼无法充分捕捉或再现的过程(de Chadarevian,1993)。对于马雷而言,机械化的重复转写让身体的言说有了几乎永恒的回放可能,或许某个时刻运动者不自知地做出某些运动,但研究者重读图示文本后,就能发现姿态话语里潜藏的意义。它将运动者呈现的每个姿态当作意义迹象,并通过曲线再现姿态所象征的全部内容。

(二)计时摄影术:分解、序列化与冷凝视

随着摄影技术的逐渐成熟,马雷的动作捕捉从图示法转成了计时摄影术。计时摄影的目的在于能精确地呈现运动的各种特征,因而必须让成像同时体现出被摄物体在空间中的轨迹以及在各个时刻的位置与形状。与图示法通过转筒记录仪的电磁感应来书写运动曲线不同,计时摄影法是通过摄影机内部的化学反应来印刻出连续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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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雷的计时摄影与迈布里奇的高速摄影相似,但是有两点不同:首先,迈布里奇拍下马匹运动的不同瞬间时,无法控制拍摄的时间间隔,也就无法完成对时间的标准排序。其次,迈布里奇的高速摄影术不会让连续的动作呈现在同一张胶片当中。马雷认为,这样就无法让运动细微的差异化流动序列展现出来。马雷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发明了“计时摄影枪”(chronophotographic gun)(图1),有着酷似真正枪械的外形,而灵感来自“天文转盘”(astronomical revolver)。在天文学家那里,望远镜等媒介完成了观察者的自我指涉:天文装置成为提供独特数据的装置,不再只是眼睛的延伸,而是重新定义了眼睛本身的地位,即眼睛也不过是一种粗糙的光学透镜(Vogl,2007)。马雷的摄影枪同样将观察者的眼睛纳入一个光学理论—技术组合里,运动姿态的感知被重新定义为一套光学操作链。

在拍摄时,马雷会让运动者全身着黑,只在肢体轴线上贴亮条,而拍摄室也是全黑的。研究助手如同瞄准猎物般对准运动者,扣动扳机后,枪内的精密机械装置便迅速完成连续曝光。拍下来的照片成了准确的比例图,可清晰地测量关节活动与各部分相对位置。这样,马雷就将肉身排除在摄影镜头之外,只留下有用的骨骼运动轨迹曲线。这一基础技术设定被当前的光学动捕技术沿用,只不过暗室变成了绿幕,而拍摄变成了更精确的数据传输。

摄影枪依靠主轴带动两块圆盘协作完成曝光。第一块圆盘开有一个作为快门的小孔,每秒转动12圈,曝光时间为1/1000至1/500秒。第二块圆盘则紧贴感光板,上面开有12个窗口,逐格精确转动,在每次曝光前都会瞬间停止,以确保影像清晰地记录在感光板的不同位置上(Marey,1895:104-117)。这样,一块底片上就可以循环拍摄多个相位,形成一串连续的时序影像。摄影枪的记录速度超过了人眼十分之一秒的阈值,在人眼和人类神经无法察觉的时间尺度上,摄影枪完成了铭刻、转译与存储。正是在恩斯特的微观时间的意义上,摄影枪这一媒介截取和改写信号,对信号进行自动化运算,实现了对运动者姿态的冷凝视(于成,2023)。

这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的独特“还原术”。在现象学家那里,还原意味着发现知觉对于世界的综合性。综合概念源自康德,表示一种增补性,即肉眼可以通过对世界的环视让世界吐露出比几何学更多的“深度”(梅洛庞蒂,1961/2007:81)。马雷的动作捕捉系统则展示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双重操作。首先,自动转写和计时摄影揭示了那些通常隐匿于我们肉眼感知之外的维度,把一段运动编码为无限可分的曲线,动作差异的鉴别从单纯的肉眼观看变成了二维曲线图表的阅读,任何运动的细微差异都会由此展现。与此同时,动作捕捉技术又对现实进行了策略性的过滤,将人体物理运动转换为电信号和机械刻痕,滤掉了运动者的活生生的肉身。这样的“中立化”记录本身又是一种选择性的抽象。

在现象学家分析康德的“综合”如何发生之前,马雷就已经把“综合”移植到了媒介装置之中。动作捕捉技术凭借内部的机械逻辑,让动作从具体的情景中剥离出来,同时又显露出一组原本难以被肉眼直接把握、却可被诊断和计算的数据图式。由此便可发现,与人们肉眼的综合性相比,马雷动作捕捉系统中的世界既有减少的东西,又有增补的东西。正是通过这一双重操作,运动才可以被表述为一段差异化、可供比对的微观序列。人眼不再是判断动作的唯一中心,而只是与媒介装置共同构成观看机制的一部分。这也就意味着,当前的计算视觉在功能上足以替代人眼时,机器视觉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对动作的分析装置。

四

从捕捉动作到捕捉生命:
马雷动作捕捉技术的跨领域应用

马雷动作捕捉技术所内含的综合与抽象双重特性,使其应用范围远超运动生理学范畴。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医学专家用它来研究女性的歇斯底里症,管理学家用它研究工人的疲劳状态,而殖民者也用它来研究其他族裔的步态。

(一)构建可见的病态:歇斯底里症的视觉档案

动作捕捉技术将不可见或转瞬即逝的身体活动转化为稳定而可分析的记录,率先在歇斯底里症(“癔症”)的诊断学中找到了用武之地。米歇尔·福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对歇斯底里症进行了考古学研究。在18世纪,医学家们曾尝试把歇斯底里症划归为神经疾病,但界定之时却遇到了困难,因为歇斯底里症的描述充满了矛盾和不确定性,其引发的痉挛遍布全身,他们很难解释这种既能影响头部又能影响腿部,既是强直性昏厥又带来失眠的疾病(Foucault,2013:354-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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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对于歇斯底里症的考古学止于18世纪末期。到了19世纪,医生们开始试图用新的媒介技术来记录转瞬而逝、杂乱无章的痉挛,将之驯服为可供反复阅读、分析的曲线图表。在法国的萨特佩特里埃医院,马雷的朋友兼合作者保罗·里歇(Paul Richer)将图示法用于分析歇斯底里症中的挛缩现象。里歇将患者足部妥善固定,连接一根绳索,通过滑轮系统连接到一个杠杆。杠杆另一端装有记录笔,在30分钟一圈的转筒记录仪上描记运动轨迹(图2)。挛缩发生后,转筒记录仪开始自动书写。当患者肌肉松弛时,曲线下降;当患者的肌肉持续挛缩时,曲线会呈现出长时间的水平线段;而当曲线呈阶梯状的下降时,则对应着更快速的局部肌肉挛缩(Charcot & Richer,1885)。里歇医生的生理学实验中,身体每一刻的抖动都与二维图表中的曲线走向一一对应,患者的动作被重新编码为可供阅读的符号。

里歇不再像17世纪的医生们那样采取“动物精气假说”,把癔症刺激理解为身体内部不可见精气的来回冲撞(Foucault,2013:363),而是关注肌肉抖动的躯体表征。19世纪的医生们确立了新的神经学诠释范式,认为癔症的病理原因需要通过刺激躯体来获得实证经验(Gilman et al.,2022:160-165)。马雷的转筒记录仪解决了无法捕捉全身性痉挛的难题,完成了对躯体经验的收集。

萨特佩特里埃医院中的另一位医学摄影师阿尔伯特·隆德(Albert Londe)(亦为马雷的朋友兼助手)则通过摄影术去捕捉歇斯底里病人的姿态。隆德改进了计时摄影机的镜头,创造了一种双体相机,防止拍摄时的图像模糊(Londe,1893:26)。

隆德还意识到,单一特定瞬间的照片无法定义整个姿态。任何被选中的瞬间都是随机的,不能代表所有运动的总和。在马雷的计时摄影中,通过贴光带把肉体运动转化为连续的曲线序列,但在歇斯底里症的实验中,对于面部的细微拍摄尤为重要,不能被轻易处理为关节移动的曲线。隆德采取马雷计时摄影中对动作进行无限微分的思想,将同一张相片中的时序叠加转换为由多张照片构成的序列。

隆德与里歇合作进行了对歇斯底里症患者面部实施电刺激的实验。隆德连续拍摄一组面容,并将照片按时间顺序排列,以强调事件之间的连续性。照片从孤立的条目变成了系列的片段,在系列中获得意义(Pichel,2016)。为了对动作进行等距时间的切分,隆德专门设计了一个带有12个摄像头的摄影设备,按照预设的顺序逐一触发快门。通过调节触发装置的转动速度,就可以精确控制每次曝光之间的时间间隔,完成对于病患抽搐的时序拍摄(Londe,1893:111-115)。这样,隆德与马雷的摄影术就出现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差异,一种铭文系统的差异。马雷坚持使用单镜头在底片上叠加重写,隆德则使用多个镜头建立平行图像。加洛韦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离散型阵列,隆德的技术“不是连续的,而是平行的;不是线性的,而是多线交杂的;不是运动图像,而是信息模型;简而言之,不是电影,而是计算机”(Galloway,2021:25)。

仅仅在隆德出版《医学摄影》两年之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于1895年出版了《歇斯底里症研究》,认为歇斯底里症的痛苦根源不在于当下的生理功能紊乱本身,而在于过去创伤性经历的记忆以一种异常鲜活、充满情感力量且持续作用的方式纠缠着患者。这些“往事回忆”(reminiscences)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怀旧,而是具有致病性的、未被消化的历史片段,它们在当下不断地重演并引发痛苦(Breuer & Freud,1895/2009:47)。这将癔症的研究焦点从里歇和隆德所处的神经学范式转向了精神分析的范式。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范式中,歇斯底里症的“回忆”只有通过宣泄疗法才能被患者自行言说出来。精神分析的核心操作手法是让病人进行喋喋不休的看似无意义的言说,让当事人毫无保留地自由联想和诉说,而不必先行裁剪。留声机为病人的“喋喋不休”带来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录音设备没有疲倦感,也没有解释或打断的欲望,它就这么不断记录,不断为再读或再听保留下证据(Kittler,1999:89-90)。乍看起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似乎比隆德的痉挛分析更“进步”,使歇斯底里症患者从被摄像机冷凝视的客体变成了一个可以自行言说的主体。但实际上,精神分析范式可以看作神经学范式的继承。

在里歇和隆德那里,患者早就通过身体姿态获得了“一吐真相”的机会。隆德认为,歇斯底里症患者痛苦、无意识同时也“不负责任”,无法配合指令。医生既不能苛求其静止,也没有办法让患者去进行言语表达,而必须寻求“完善的设备”来让原本不可言说的身体姿态吐露病理学的秘密(Londe,1893:26)。医生们通过动捕技术去记录和倾听姿态的絮语,把遍布全身的痉挛编码为可供医生识读的微动作序列,与歇斯底里症有关的“刺激—反应”规律只有在这张秩序化的序列中才可以被医生反复阅读和诊断。化身为“听筒”的弗洛伊德尚无法保留“精神话语”的全部记录,但隆德等医生们则依靠马雷的动捕技术让杂乱无章的、病理性的“姿态话语”自动排序,形成可供医生阅读和保存的医学档案。当代动捕技术也不仅限于电影、动画和游戏领域,而是广泛用于帕金森症、运动医学康复和新生儿医学监测等医疗领域,甚至与心电图等技术蕴含着同一个原理,即将人体的外部与内部动作数字化、档案化,从而将生命转化为可计算之物。

(二)劳动身体的治理:动作捕捉与科学管理

马雷的学生莫索(Angelo Mosso)发现,全身挛缩现象的诱因除了歇斯底里症之外还有一个原因——疲劳。在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工人那里,只需四分钟就足以产生挛缩(Giulio,Daniele & Tipton,2006)。莫索认为,工人的动作也可借转筒记录仪被描摹为一张有关疲劳的线性图示。

莫索在实验者中指系上绳索来驱动记录装置,当实验者用中指挑动重物时,带动一个滑块上的记录笔,就可以在转筒上描绘出收缩的高度。实验者按动按钮使转筒横向转动,形成一系列间隔规则的垂直线条,顶端连线即构成了疲劳曲线(Mosso,1896:54-57)。当手指彻底疲劳无法再举起重量时,曲线走平,就能看到一个完整的衰减图形。借助对马雷图示法的改造,莫索在整个人体不被解剖的情形下,直接呈现肌肉或神经系统的疲劳过程。

莫索发现每个人测得的疲劳曲线在形态上并非完全一致,体现出各不相同的疲劳模式,这与个体的健康状况、休息状态、饮食结构乃至心理因素相关(Paterson,2023)。图示法提供了一种高分辨率的“疲劳曲线”,让研究者能比较个体之间的细微差别。出于对工人的关怀,莫索特意选择在1891年的五一劳动节出版了自己的成果。

技术史学家罗宾巴赫(Rabinbach,1992:39-41)认为,莫索对工人动作的微观分析让有关疲劳的论述从道德的话语网络中挣脱出来。在19世纪之前,有关疲劳的描述往往等同于“懒惰”。动作捕捉技术使一个道德败坏的“懒惰”工人形象让位于一个由其自身内部运作机制驱动的身体形象。在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57/2010:3)的《恶之花》中,疲劳成为19世纪西方人们首要的病症,疲倦是沉默的,它不手舞足蹈,也不高声叫嚷,而是在一个哈欠中将世界吞噬。

莫索把马雷的图示法改造成为让工人身体言说自身境遇的媒介(Giulio,Daniele & Tipton,2006)。波德莱尔笔下“沉默的疲劳”被机器捕捉并铭刻在转筒的纸带表面上。莫索实验成为一个极具哲学意味的象征:尽管工人的身体时刻感到疲惫,但是作为机械记录的铭刻之笔却永不停歇。对疲劳研究的合法性恰恰建立在一个不知疲劳的观察者之上。

当“疲劳”被铭刻为曲线,它就不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成为一个可供分析的对象。这条曲线既替代了诗人对疲劳的陈述,也替代了工人对自身境遇的陈述,原因在于信号转换过程中,不知疲倦的媒介具有一种机械客观性。作为观察者,媒介自身不会疲劳,因而也不会干扰铭刻的准确性。于是,通过动作捕捉进行的疲劳研究很容易被视作“科学方法”,进而在美国催生了所谓的“科学管理”。管理学家吉尔布雷斯夫妇(Frank and Lillian Gilbreth)通过马雷的计时摄影记录美国工人的动作,要求工人们穿着装有白色灯泡的黑色服装进行作业,管理者通过微小灯泡在周期性断电的环境中形成的“点—线”光轨迹,记录工人手部或身体的运动方向、速度与间隔,从而推断出最不易疲劳的动作路径。这种利用计时摄影技术捕捉工人操作过程的方法,被吉尔布雷斯称为“微动作法”(micromotion method)。

通过对比不同工人的动作方式,管理者可提炼出最省力的动作要素,最终形成一套标准化、高效率的劳作组合。吉尔布雷斯(1915)记述道,在此方法实施前,一个工人每天最多只能装配18台设备;而在改进动作流程后,工人无需增加额外劳动,每日就可装配66台设备。微动作法认为工人工作过程中存在大量“冗余动作”。该方法将复杂的工作流程拆解为最基本的动作单元,再根据时间顺序和逻辑关系进行优化重组,就可构建出消除冗余后的最佳动作路径。

计时摄影术使得个体化的劳动成为一种连续曲线,完成了对劳动的无限微分和量化。吉尔布雷斯(Gilbreth,1915)可以依照劳动曲线对工种进行分类,并作为支付工薪的依据,因此,他把“劳动”当成一种可完全量化的“国民财富”(national wealth),而疲劳则是对财富的不恰当使用与浪费。通过对工人异常微动作的删减,管理者可以让这笔财富得到充分的分配。管理者甚至把每个劳动者的劳动曲线当作述说其天赋的“档案”,在确定工人的劳动曲线后做出更优的岗位安排(Gilbreth & Gilbreth,1919:123-124)。为了更好地提升生产力,管理者必须学会与冗余劳动和疲劳姿态进行对话,才能完成对工人岗位的合理配置。因此,马雷的动作捕捉技术将冷凝视带入管理学,指示管理者如何对每一个具体的劳动者生命进行维护和调试。

吉尔布雷斯夫妇的劳动分析在提升劳动效率之外建立了一种底层原则,即通过基本动作单元拆解一个作为整体的“人的劳动”。基本动作单元天然适合转化为流程图和动作脚本,正是沿袭了这一思路,工业机器人的动作设计中先将人的日常劳动动作分解为寻找、抓取、放置等基本动作包,再判断哪些动作适合由机器人执行,从而协调人机合作(Reinhardt & Masuda,2024)。身体的疲劳先被铭刻为曲线,劳动的过程继而被拆解为动作单元,而人的动作最终被改写为机器可以执行的程序。

(三)比较步态:殖民视角下的身体研究

马雷及其同事的动作捕捉技术也传播到了法国殖民主义的边缘领地。在马雷的指导下,医生兼人类学家费利克斯·雷诺(Félix Regnault)将计时摄影应用于“比较民族生理学”(Physiologie ethnique comparée)。这项研究关注不同民族特有的运动方式,例如土著人如何蹲踞、爬树、行走、奔跑,如何用脚拾取和操作物体等(Regnault,1912)。雷诺发现,印度、西非和波斯等地的土著人行走时普遍采用与欧洲人迥异的“屈膝步”(pas en flexion)。这种步态被雷诺当作是一种“自然步态”,与欧洲社会的“文明步态”形成鲜明对比。

欧洲步态的一个典型代表就是行军步态。当时法国采用德式正步操练士兵。马雷承认,德国正步有一个显著的优势,即可以训练士兵的纪律性,消除个人意志或独立精神,使其变成机器人。但这种阅兵正步其实是法国人习惯的“城市优雅步态”的夸张版本,已经严重拖累了军队的行军速度(Regnault & Raoul,1898:11-12)。在王子公园实验中,马雷就通过转筒记录仪对欧洲军人步态进行了测量,通过一个放置在受试者鞋内的橡胶球囊和一根细管的压力装置,驱动记录笔做出每一步的标记(Marey,1885)。一个稳定、均匀的步态会在记录纸上产生间隔均匀的标记;而当标记间隔产生变化时,则反映了士兵琐碎而凌乱的步伐,成为疲劳的表征。马雷的研究为法国军工系统提供了数据支撑。军官们对士兵运动姿态的理解也就不再依赖纯粹的权威和经验,而是需要对呈现在纸带上杂乱的步伐进行反复分析。

雷诺获得的土著人步态数据恰好能为欧洲士兵提供修正方案。马雷、雷诺和拉乌尔少校(Oscar de Raoul)一起,试图借助殖民地的“屈膝步”改造士兵的姿态(Regnault & Raoul,1898:32-33)。

马雷和雷诺运用计时摄影术来捕捉与对比两种步态。拉乌尔本人担任实验对象,先后演示普通步态和屈膝步态下的行走与奔跑。连续拍摄的一系列分解动作照片反映了整个步态周期,直观地展示出一个完整步态周期的空间位置变化(图3)(Regnault & Raoul,1898:76-77)。从一系列计时摄影照片的直接对比中,关键差异便浮现出来:屈膝行走时,身体重心垂直运动的轨迹曲线更为平缓,其波峰高度减少了2厘米。折算下来,每公里行程中身体的总垂直抬升量,普通行走为73.92米,而屈膝行走仅为34.48米。在屈膝行走中,身体前倾更为明显,着地腿的膝关节弯曲程度更大,完成支撑、即将离地的腿与水平面的夹角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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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杜尚(Marcel Duchamp)一次在访谈中谈到:“在马雷的一本书里,我看到一幅插图:他用一套点的系统来表示击剑的人或奔跑的马,把不同的运动阶段勾勒出来。他就是这样解释‘基本平行关系’这个观念的。作为一个公式,它听起来似乎很故弄玄虚,但其实挺有趣。正是这给了我创作《下楼梯的裸女》的想法。”(Cabanne,2009:34)在杜尚的画作中,动作不再是人物身上可供观看者诠释的表达,它什么也不解释,而是要求读者把眼光停留在动作本身。这是一种知识型的转换,各个领域间出现了一套共同的陈述条件,这一条件是一种物质化的媒介条件,它使“动作”从具体的情景中分离出来,也就不再与整个外部的意义关联域进行相互指涉。计时摄影展现出的离散化的曲线迫使人们把动作当作一个独立的对象,分析显示出的特征而非诠释其背后的含义。

雷诺继承并分化了法国的殖民主义人类学传统。雷诺早年从病理解剖学进入到体质人类学,并成为布罗卡实验室的一员(Desoille,1938)。布罗卡学派通过测量颅围等方式把人类划分为一个由不同且稳定的种族构成的自然等级体系(Conklin,2013:39-42)。比经典的布罗卡学派更进一步,雷诺不再局限于测量骨骼、颅围等静态数据,同时试图从土著人的具体生活中捕捉连续的活动姿态。雷诺(1912)甚至提出要创建一个“电影博物馆”,让不同种族的人群演示其劳作姿态。为此,他捐献了一组计时摄影作品,记录了分别来自沃洛夫族、富拉尼族和迪奥拉族的三位黑人下蹲与起立的动作。借助计时摄影,这些被捕捉的姿态转化为一种可供不断审慎对比的档案,雷诺可以通过对细微姿态曲线的比对来发现族群间的关联与其在进化谱系中所处的位置。

在人类学内部,雷诺的研究代表着殖民主义人类学的最后挽歌。雷诺继承和演化了一个借助于媒介将人类生命离散化的范式,即通过媒介而非人的眼睛去捕捉他者的身体。身体姿态从具体的生存境遇中脱离出来,成为机械化铭刻的结果,也成为一种秩序化的符号表征。人类学家所谓的“真理性”恰恰源于机械装置无生命介入的客观性。

雷诺于1926年担任巴黎人类学学会(Société d’ Anthropologie de Paris)主席。这个学会曾是法国体质人类学大本营,此时它的人数不断下降,已成衰败之势(Wartelle,2004)。一年以前,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设立了巴黎大学民族学研究所(Institut d’ Ethnologie),与巴黎人类学学会抗衡。有趣的是,莫斯也曾考察非西方人的步态,但走向了一个不同的方向,即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向。莫斯把步态放入当地人的社会体系当中,认为姿态一方面被社会仪式和社会规范所塑造,另一方面也通过人际间的模仿重构着当地人的“社会性自我”(Schüttpelz,2010)。

在人类学的学科史中,莫斯的社会人类学最终成为主流。然而,雷诺等人代表的殖民主义人类学范式的基本逻辑却从未消逝,而是渗透到更普遍的社会治理术当中。例如,纳粹时期的种族政策沿用了类似的殖民主义人类学逻辑,通过颅骨测量技术对人类身体进行离散化、数据化,再进行相应的档案治理。在当前的数字时代,动作则被转化为计算机可处理的数据结构,如当代的人脸识别技术中的关键点检测就是把面容的微动作抽象为数千个关键点组成的位移向量来完成人脸特征提取。动作捕捉的冷凝视带来的客观性使其充当一名合格的数字看守者。就像雷诺不会在乎莫斯笔下的“社会身体”,人脸识别也不会在乎一个列维纳斯笔下的充满伦理意义的他者之脸。

五

结语:作为姿态铭文系统的动作捕捉

从童话中的匹诺曹到现代科技语境下的智能机器人,人类始终幻想着制造“另一具身体”。“生命赋予”最核心的过程就是给予新身体以人的动作和姿态。这首先需要能够将细碎的身体动作从自然肉身中抽离出来,转化为可永久存储、可供读取分析的数字化文本。正是在这一点上,马雷的生理学技术为当前的动作捕捉奠定了基础。马雷及其同伴的动作捕捉技术渗透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有关姿态的铭文系统/话语网络中。无论是歇斯底里症患者、底层劳工还是殖民地土著,这些他者都被置于一种例外状态当中,一方面通过新兴的光学编码媒介进入研究舞台的聚光灯下,另一方面其姿态只能以曲线波动的方式表述自身的境遇,研究对象的言语和肉身被排除在外。

当前的动作捕捉技术仅仅是一种工程学合理性的结果吗?在对拟人奇观的表现上,这种技术赋予化身的动作比传统的动画和机器人控制确实更为流畅,从而可以成为一种景观。但若我们以媒介考古的视角观之,动作捕捉更是一种人类科学,即对动作的筹划方式预示着上述的结果,也就是说,工程学的合理性建立在对“人”本身分析范式变更的基础之上。当前虚拟化身或者机械身体的生命感恰恰来自对生命的分析技术。

这便是福柯意义上的知识型。在19世纪,“人类科学”(the human sciences)的知识汇聚在新的记录系统之中。人不再是可供哲学思辨的整体,人的运动、行为、社会关系被拆解为独立的学科进行分析(Foucault,2005:375-376)。马雷等人的动作捕捉技术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节点,姿态的运动被转换为一个可以不断记录、编码、存储和再可视化的图像阵列乃至数据流。观察者的目光成为一个待审视和待排除的干扰项,而图示法、计时摄影等方式让“有关运动的真理”在一个被媒介架设的图表坐标系中展开。无生命镜头的冷凝视过滤掉了现象学意义上肉眼的个性化的综合。

因此,动作捕捉及相关技术成为生命政治的一种关键治理术。生命由精密的技术与策略加以治理,这改变了传统而残酷的生命剥夺,后者在捕获生命的同时也失去了它,而新的媒介技术确保对生命的控制和利用可以同时进行。就像是19世纪统治者通过统计学发现了“人口”这一管治对象(Foucault,2007:78-79)一样,歇斯底里的病人、底层的劳工和民族志中的土著,其生命获得秩序化编码,再经由神经病学、科学管理和比较人类学纳入知识体系当中,生命作为新的知识对象被呈现出来。这三类人群,正是在性别、阶级和种族三大结构性差异中浮现出来的他者。动作捕捉技术就此成为生命捕捉装置。当媒介考古学遭遇生命政治,福柯和阿甘本所讨论的权力仍然是一个关键问题。

这种知识型或者生命捕捉装置是需要全盘反对的吗?至少,这一装置并非直接指向生命的剥夺。同时,无意识也可以借助数据可视化进行言说。马雷的计时摄影枪所施加的“冷凝视”并不只是对活体姿态的冷酷拆解,反而揭示了传统画家无法捕捉的微观生命活力。正如马雷所言,艺术家可以借助大量瞬间摄影素材,从中挑选既具备“在真实运动里出现”又具备在视觉上有张力和可辨识度的时刻,融入绘画或雕塑当中,保护艺术表达的“可阅读性”(Marey,1895:173-180)。这也就对应了动作捕捉这一话语网络中增补与削减的二重性。

现代动作捕捉技术与马雷同时期的未来主义画作和摄影作品一样,在无意义的动作数据集中制造了美感。无论是《黑神话:悟空》的玩家流畅地操作着英雄人物,还是春晚屏幕前的观众在惊叹机械生命的美感时,都未意识到,这种感触全然不同于观看一个戏剧中的人物,前者仿真,后者写意,但仿真本身也可以构成一种奇观性美学。这种奇观性不但掩盖了19世纪末充满生理学意味的控制语境,还成为人们想象未来具身智能的艺术剧本。

马雷开创了动作捕捉技术的先河。虽然当代文化工业意义上的“动作捕捉”这一术语在马雷时代尚未成形,但其隐含的“姿态—编码”话语原则已潜伏于马雷的媒介装置之中。马雷的图示法和计时摄影直接被后世的光学动作捕捉技术承接。1904年,数学家奥托·费舍尔(Otto Fischer)对马雷的计时摄影术生成的单侧投影图像进行改造,通过双侧计时摄影术(two-sided Chronophotography)完成了对于人体关节三维坐标的测量和计算(Braune & Fischer,2012:24)。1983年,麻省理工学院的黛尔·雷·麦克斯韦尔(Delle Rae Maxwell)(1983)借助成熟的 CPU 运算能力,将这类图像转化为可由计算机处理与存储的数字输入。马雷的动作捕捉技术所开启的,远不止于对运动的表征。它奠基了一种将人类行为特征转化为可测量、可分析、可操作的数据流的逻辑。这种逻辑在当代得到了指数级的放大与深化。当今广泛应用的面部识别、语音识别、情感计算乃至步态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正是这一逻辑的直接延续与拓展。这些技术与马雷的实践共享着一种核心冲动:将复杂的人类特征从其具体情境中剥离,通过传感器捕捉,转化为数字信号,再通过算法进行模式识别、分类、预测乃至决策。

弗鲁塞尔(Vilém Flusser)认为,姿态是一种“言说主体生命意义的中介”。在19世纪末,马雷及其同代人和后继者通过动作捕捉技术,将人之姿态进行编码,纳入媒介技术—知识的装置中,既成为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意义上“图像世界”的一部分,也成为福柯和阿甘本意义上“生命政治”的可治理要素,因此,姿态的中介性作为历史的产物而浮现。

本文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6年第7期。

本期执编 / 杨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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