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四月二十五日,北京紫禁城午门前,新科贡士等候传胪。名次尚未公布,众人的前程已经出现分水岭。有人将成为状元,有人列入二甲、三甲,同样是通过殿试,身份却从这一刻起有了不同分量。
科举到了殿试,考的已经不只是文章。贡士们经过会试后,由皇帝亲自策问,礼部负责具体仪式与唱名。殿试不黜落贡士,真正决定的是名次和出身。传胪,就是把这份名次正式宣布出来。
一甲只有三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人数不定,通常几十人,赐“进士出身”;三甲人数更多,赐“同进士出身”。三种名目都属于进士,但在清代官场,这三个称谓并不是简单的排列顺序,而是起点不同的身份标记。
新科进士出宫时,礼仪也把差别摆在了明面上。状元、榜眼、探花可以由中门出宫,其他进士则按规定从侧门离开。游街时,一甲三人走在前面,众进士随行;仪仗、座次和礼数,都在提醒旁观者,谁是这一科的头名。
有意思的是,传胪之后的宴席同样讲等级。新进士参加恩荣宴,民间常称琼林宴。一甲三人各自设席,其他进士则多人同席;宴罢之后,众人获得宫花等赏赐,状元另有银牌。这样的安排,并非单纯讲究排场,而是朝廷对名次的公开确认。
几天后,一甲三人还要举行授职礼。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均属翰林院官员。二甲、三甲进士则要等待后续安排,有的参加朝考,争取成为庶吉士,有的被分派到六部或地方任职。
这一步非常关键。
普通进士并不是一出榜就能进入翰林院。能否参加朝考、能否选为庶吉士,往往决定了他日后有没有机会接触皇帝、参与典章修撰,也关系到能否走上清贵的翰林道路。三年散馆之后,还要经过考核,成绩优异者才可能留馆或授予更理想的职位。
一位新进士曾对同年说:“同为进士,出路怎会差这么多?”旁人答道:“榜上名次只差几行,入仕门槛却不在一处。”这几句话未必出自某一场确切谈话,却说出了科举名次背后的现实。
状元的优势,往往从翰林院起步便显现出来。清代状元通常授修撰,属于从六品,职位不算极高,却处在中央文官体系的要害位置。只要文章、办事和政治判断不出大错,便较容易担任侍讲、侍读、内阁学士等职,甚至进入部院,参与朝廷核心事务。
清代共开科一百一十二次,留下状元一百一十四人。相关统计显示,官至大学士、协办大学士者有十四人,官至部院大臣者有二十四人,做到总督、巡抚、布政使等地方高级官员者有六人,合计四十四人。另有三十二人官居三、四品。这个比例说明,状元并非人人位极人臣,但他们获得高位的机会,确实明显多于普通进士。
二甲、三甲进士面对的道路则曲折得多。有人留在京城任职,有人进入六部,有人被派往外省担任知县、推官等地方官。地方任职并非没有前途,但从基层一步步升到知府、道员乃至督抚,需要政绩、资历和机遇同时具备。多数人一生停留在中下级官位,并不奇怪。
状元也不是凭一张榜单就能保证仕途顺利。清代同样有状元长期任职翰林、升迁有限,甚至因性格、政局或文章不合时宜而受到冷落。不过,状元通常不轻易外放,即便出任地方,也多从较高层级的京官位置起步,和初任知县的进士相比,起点相差甚远。
至于状元之间的亲属关系,民间传说往往说得热闹,事实却没有那么密集。清代一百一十四名状元中,没有父子状元或兄弟状元。较近的亲属关系,包括祖孙状元彭定求与彭启丰、外祖孙状元金甡与汪如海、翁婿状元彭启丰与庄培因,另有叔侄状元三例。
传胪那一天,三甲之名只是写在榜上;出了宫门,便会变成座次、官职与机会。科举取士看似只争一名,实际争的是一条不同宽窄的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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