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1日,倪润峰在绵阳去世,享年82岁。
长虹为他办了追思会,来了很多人,有老部下,有同窗,有几十年的挚友。
而他留下的那家公司,2025年营收1194.88亿元,数字不小,但扣非净利润只剩0.91亿元,同比降幅高达78.35%。
长虹还在,只是那个“每卖出三台彩电就有一台是长虹”的年代,已经过去很久了。
倪润峰是山东荣成人,1944年生,1967年从大连工学院机械制造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四川绵阳的国营长虹机器厂。
那是一家造机载雷达的保密军工厂,他在车间里从技术员干起,一路做到车间主任、设计所副所长,在基层待了整整十八年。
1985年5月,41岁的倪润峰被推上厂长位置。等待他的不是一把好椅子。军工订单大幅压缩,厂子站在悬崖边上,最艰难的时候,账上只剩一千多元。
他没有等,带着长虹往民用产品上转,从日本引进了当时国内单班产能最大的彩电生产线。
很多同行还在犹豫大屏幕彩电中国家庭买不买得起,他直接拍板量产。
让倪润峰真正被全国记住的,是价格战。
1989年,一台18英寸彩电的官方售价差不多是一个普通工人两年的工资,他宣布长虹彩电全面降价,每台让利350元。
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个决定的风险大到有人替他捏了一把汗。
几个月后,国家取消彩电特别消费税,长虹的库存已经清完,企业扛过了行业寒冬。
真正把他推上“彩电大王”位置的,
是1996年。
那年彩电关税下调在即,外资品牌大举压境,倪润峰宣布长虹全线降价18%,正面开战。到年底,长虹市场占有率冲到35%左右,国产品牌合计份额突破70%,外资品牌在正面竞争中第一次退到了后面。
1997年前后,长虹每卖出三台彩电,就有一台是它的。
他管长虹的方式,带着那个年代国企强人特有的痕迹。
他喜欢读《三国演义》和《红楼梦》,把里面的道理往治企上套;他在大院里挂出“产业报国”的标语,把一场商业价格战讲成了民族工业的保卫战。
他有一句话流传很广:“为什么我不能称霸?”这种气质,在短缺经济刚刚结束、市场化规则还在草稿纸上的年代,是一种稀缺的推力。
但强人驱动的企业,有一个绕不开的悖论:当一个人的判断力被反复证明正确之后,他会越来越相信自己,而制度对错误的纠正能力会越来越弱。
1998年,倪润峰做了一个后来被反复提起的决定。
他判断彩管供应会紧张,于是投入数十亿元,和国内八大彩管厂签订供货协议,长虹的应付款项从35.51亿元猛升至61.9亿元,控制了国产彩管70%以上的货源。
这个逻辑在纸面上是成立的:彩电的核心成本在彩管,谁控制了彩管,谁就控制了整场牌局。
但他算漏了一件事:亚洲金融危机让消费骤然降温,彩电卖不动了,囤在手里的彩管从筹码变成了库存。
同行告状,监管介入,长虹的资金被压了整整两年。
这一局,他赌输了。
2000年他退居二线,2001年复出,试图把局面拉回来。
复出之后他做的另一件大事,是和美国公司APEX做大规模赊销出口。到2004年,APEX拖欠货款高达4.675亿美元,长虹直接巨亏36.81亿元。
那一年7月,倪润峰卸任,他执掌长虹的时代正式画上句号。
倪润峰高明的决策,是在一个没人敢降价的年代第一个降价,用规模把成本压下去,把彩电从奢侈品变成了普通家庭买得起的东西。
而意外的是,在把公司推到顶峰之后,没有为长虹建起一套不依赖他个人判断的决策机制。
价格战靠的是他一个人的魄力,囤彩管靠的是他一个人的判断,赊销APEX靠的还是他一个人的拍板。
成也强人,险也强人。
一个把“称霸”挂在嘴边的人,最后输给了自己囤在仓库里的彩管,和一份大洋彼岸收不回来的账单。
商业世界里,最锋利的武器往往也最危险。
价格战让他赢了所有对手,但当他试图用同一种“赌”的逻辑去控制供应链和海外市场的时候,赌桌的规则已经变了。
倪润峰那一代企业家,很多人身上都有这种“闯将”的影子。他们在一个规则还没有完全写好的年代,靠胆量和判断硬生生开出一条路。
问题是,路开出来之后,能不能把方向盘从自己手里交出去,交给一套制度、一个团队、一种不依赖某个人的运行方式。
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离了某个人就转不动”的公司?那个人的判断力越强,公司对他的依赖就越深,深到最后,所有人都忘了问一句:如果他不在了,这套东西还能不能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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