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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症与FBDS常被归为药源性症状或功能性症状,却可能是抗LGI1脑炎最早的器质性线索。

撰文 | 易艾蓝

当以幻觉、惊恐发作、行为紊乱首发的患者,规范治疗反应不佳并出现发作性运动或认知体征时,是否应重新评估器质性病因?本文通过复盘一例延迟诊断8个月、最终由血清抗富亮氨酸胶质瘤失活1蛋白(LGI1)抗体锁定的自身免疫性脑炎(AE)合并紧张症病例 [1] ,梳理原发性精神障碍与抗LGI1脑炎的鉴别要点,并厘清紧张症识别、辅助检查定位与神经免疫治疗启动三个关键决策点。

病例:精神症状起病,8个月后转向器质性排查

患者为49岁男性,8个月内神经精神症状进行性加重,表现为惊恐发作、幻觉及行为紊乱,伴面臂肌张力障碍发作(FBDS)。多种精神科药物治疗均无改善,遂于病程第8个月转入神经科评估。

转入神经科后,头颅磁共振成像(MRI)示皮层萎缩、颞叶液体衰减反转恢复序列(FLAIR)高信号;脑电图(EEG)示弥漫性δ波慢化伴颞叶棘波;脑脊液蛋白升高而无细胞增多;血清抗富亮氨酸胶质瘤失活1蛋白(LGI1)抗体阳性。抗LGI1自身免疫性脑炎据此确立。同期以Bush-Francis紧张症评定量表(BFCRS)评定紧张症:筛查14项中10项阳性、严重度18分,查体见凝视僵住、肌强直、刻板动作,紧张症成立 [1] 。

在脑炎与紧张症诊断明确后,治疗予劳拉西泮联合喹硫平(密切监测下短期联用),后加美金刚,紧张症显著改善;继以利妥昔单抗,神经功能稳定 [1] 。

回看从起病到转入神经科的8个月,问题不在于“是否做了MRI”,而在于当精神症状对治疗缺乏反应、并出现FBDS与紧张症时,临床是否及时将鉴别方向从“功能性”转向“器质性”。这正是下文要拆解的三个层面。

分层鉴别:三个层面的关键差异

原发性精神病与抗LGI1脑炎都可表现为幻觉、惊恐发作和行为紊乱,但前者通常缺乏特征性运动事件与器质性警示信号,后者则常伴FBDS、认知下滑或癫痫样事件。二者的鉴别不能停留在精神症状本身,而需要逐层验证。以下按精神症状、辅助检查、治疗反应三个层面展开。

1、精神症状层面:精神病性表现,不等于原发性精神病。

抗LGI1脑炎常以惊恐发作、幻觉、行为紊乱起病,最容易被收进精神科病房;但它往往伴有精神科难以解释的表现——认知下滑、癫痫样事件;本例的FBDS更是抗LGI1脑炎高度特征性的发作形式。

正因如此,诊断标准中的时间窗需要结合具体线索来理解。加拿大2024版共识建议:对3个月内快速进展、出现记忆减退、意识改变或精神症状的患者,应疑诊AE,并同步送检血清与脑脊液神经元抗体 [2] 。

这条推荐在本例不能直接套用——病程已8个月,超出时间窗,按字面执行会漏诊。但共识的核心并非“3个月”这个数字,而是“出现警示信号即应排查”;FBDS这类红旗体征,比病程长短更早提示AE的可能。精神药物无效,是启动神经科评估的信号,不是加量的理由。

2、辅助检查层面:脑脊液正常与抗体阴性,都不能解读成“排除”。

边缘性脑炎的典型影像与脑电组合,是颞叶内侧FLAIR高信号,伴EEG局灶慢化或癫痫样放电;本例两类表现均具备。但有两个容易误读的地方。

其一,抗LGI1型脑炎的脑脊液常无细胞增多,本例即是“蛋白升高、细胞数正常”——这种“不典型”的脑脊液结果,在本型不构成反证。

其二,部分病例脑脊液抗体可为阴性,这正是加拿大共识要求血清与脑脊液同步送检的原因:脑脊液抗体阴性时,不能结束排查,而应结合血清结果、或按抗体阴性AE的流程继续评估 [2] 。阴性是概率信息,不是排除证据;阳性也必须放回临床综合征中判读。

3、治疗反应层面:苯二氮䓬类起效,不能读成“功能性诊断”。

劳拉西泮对紧张症综合征本身具有对症效应,这一效应并不依赖于对潜在病因的初始判断。本例治疗后紧张症显著改善,但同期还叠加了免疫治疗(利妥昔单抗)与美金刚,改善不能单独归因于某一项干预,更不能反过来证明“诊断本来就对”。

BAP首次出现应标注中文全称,修正为“英国精神药理学会(BAP)紧张症指南推荐苯二氮䓬类”。(以劳拉西泮为首选)作为一线治疗;对苯二氮䓬类反应不佳或出现恶性紧张症时,推荐电休克治疗(ECT)。加拿大2024版AE共识则从另一端划出边界:不应因等待抗体结果而延迟经验性免疫治疗,但治疗反应本身并未被列为病因确认的依据。两端合起来是一条清晰的边界——治疗反应是管理依据,不是病因证据。

将上述三个层面的鉴别点汇总,可见原发性精神病与抗LGI1脑炎在关键维度上的差异(表1)。

表1:紧张症的病因鉴别:原发性精神病 vs 自身免疫性脑炎(以抗LGI1型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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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任何单条指标均不足以确诊或排除;脑脊液抗体阴性不能排除LGI1脑炎。

临床处置:三条不能颠倒的顺序

鉴别要点最终须体现为临床处置的先后顺序。以下三条原则按临床时序展开,分别对应处置中最易倒置的环节。

原则1:非典型精神症状,先排器质,再谈强化精神科治疗。

精神症状呈亚急性进行性,或伴FBDS、记忆下降、自主神经症状,或对规范精神科治疗无持续改善,应优先完成头颅MRI(含颞叶序列)、EEG及血清与脑脊液神经元抗体(细胞基质法)检测;成人同步行肿瘤筛查 [2] 。

在排查完成前,不宜升级抗精神病药——BAP指南提示,此类药物可能恶化紧张症、掩盖紧张症体征,并加重锥体外系反应,使FBDS更难辨认 [3] 。临床中最容易出现的顺序错位是:病因未明时先加药、后检查;一旦紧张症体征被药物掩盖,后续神经科评估会更困难。

原则2:紧张症确立后,先评定、先苯二氮䓬,病因排查并行。

BFCRS达筛查阈值后,用完整量表建立基线并监测反应。对症处理从劳拉西泮激发试验开始,口服给药后30分钟内复评(静脉给药约5分钟、肌注约15分钟,按相应时间点评估),阳性转规律给药 [3] 。

苯二氮䓬治疗与MRI/EEG/抗体排查同步启动,不因等待检查而延迟对症处理;若出现恶性紧张症(紧张症伴发热及自主神经不稳定)或严重进食/饮水不足所致脱水、营养受损等躯体并发症,应紧急评估ECT。无论是否启动ECT评估,对症有效都不具有病因排除价值——劳拉西泮起效不能作为排除自身免疫性脑炎的依据。

原则3:抗体确诊AE后,免疫治疗分线推进,精神科药物做减法。

对临床综合征高度符合AE者,无论血清抗体结果是否出来,均应立即启动免疫治疗。一线治疗予糖皮质激素、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VIG)或血浆置换;若两种以上一线治疗2周无改善,启动二线治疗,如利妥昔单抗(优先于环磷酰胺) [2] 。

免疫治疗针对病因,对症药物仅控制症状,二者不能互相替代;症状部分缓解不应成为延迟免疫治疗的理由。正确做法是免疫治疗、对症处理与病因排查并行推进,抗体确诊后按线治疗,精神科药物逐步减量。

小结:

精神症状首发的抗LGI1脑炎,延误往往发生在精神科框架内停止追问之时。紧张症、FBDS、对规范治疗缺乏反应——这些不是需要“再观察”的模糊线索,而是可以通过床旁BFCRS和神经系统查体捕捉到的转向信号。一旦捕捉到,决策的重心应从“调整精神科用药”转向对症治疗与病因排查并行:苯二氮䓬类控制紧张症的同时,MRI、EEG与抗体检测不应等待;抗体确诊后,免疫治疗按线推进,精神科药物做减法。

参考文献:

[1] Cruz Aviña FJ. Detecting the invisible: catatonia in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and how to intervene early (workshop CBS001)[J]. European Psychiatry, 2026, 69(S1): S39-S53. DOI: 10.1192/j.eurpsy.2026.10314.

[2] Hahn C, Budhram A, Alikhani K, et al. Canadian consensus guidelines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in adults[J]. Can J Neurol Sci, 2024, 51(6): 734-754. DOI: 10.1017/cjn.2024.16.

[3] Rogers JP, Oldham MA, Fricchione G, et al. Evidence-based consensus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catatonia: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Psychopharmacology[J]. J Psychopharmacol, 2023, 37(4): 327-369. DOI: 10.1177/02698811231158232.

本文来源:医学界精神心理频道

责任编辑:舒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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