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镇的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以下简称观音山),是国内首家民营资本运营的国家级森林公园,是我国社会资本投身生态保护事业极具代表性的实践样本,是响应国家号召的积极分子。这片由村集体荒山蜕变而来的城市绿肺,一边是二十余年持续的生态管护与文旅发展成果;一边是总体规划修编停滞、权属边界纠葛叠加而成的重重历史遗留困局,各方诉求相互博弈,折射出民营资本参与生态建设过程中政企权责、集体权益、生态保护等多重维度的现实矛盾。
荒山蝶变知名文旅名片
1999年,企业家黄淦波与樟木头镇石新社区签订山林50年的承包协议,取得万亩集体山林经营管护权,开启民营资本治山护林的探索。在当时国内几乎没有民营企业运营国家级森林公园先例的背景之下,2005 年,原国家林业局正式批复设立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赋予其全国首家民营国家级森林公园的特殊身份,彼时主管部门就明确,观音山是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森林公园行业的样板项目。
历经二十余年持续投入,观音山将荒山建设为森林覆盖率为92%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年接待游客超百万人次。公园自筹资金承担完整的森林管护职能,建成国内首家古树博物馆,收藏包括距今4500年古树标本在内的数十棵古树;每年投入数百万元开展林相改造,落实森林防火、松材线虫病、白蚁等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组建护林队伍巡护山林,守护穿山甲、中华小鲵等野生动植物资源。同时依托森林资源开展文旅与科普事业,常年举办登山节庆、植树节、环境日主题活动,每年十余万中小学生走进园区开展研学教育,实现生态保护、科普宣传、文旅产业协同发展,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知名文旅名片。
规划修编停滞影响发展
光鲜的发展成果背后,长期现实难题如影随形。比如,目前观音山八成区域未能接入市政电网,二十余年来依靠柴油发电机维持供电,推高运营成本同时,也长期埋下消防安全隐患。园区内国家生态公益林出现损毁现象,但作为市场化运营企业,观音山不具备林业行政执法权,多年来多次就林地遭破坏向属地有关部门报案,公园方表示大量相关案件至今未得到有效处置。
整个事件矛盾的核心,落脚于总体规划修编停滞。公园旧版《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2007—2016)》于2017年到期。按照法规,总体规划到期必须开展修编,它既是森林公园合法运营的法定基础,也是申报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硬性前置条件。但是,规划修编延期直接导致5A创建工作完全停滞,基础设施、生态工程的审批缺少法定依据,制约景区高质量发展。
2017年7月,广东省国有林场和森林公园管理局(广东省林业厅下属机构)致函观音山公园,称原规划即将失效,“为规范和加强国家级森林公园的管理建设,请你们及时按有关规定修编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并按程序上报国家林业局审批。”
接到通知后,观音山迅速成立专项工作组,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完成《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修编(2019—2030)》完整文本。但规划卡在属地审核上报环节,双方就此产生分歧。
历史遗留问题亟待厘清
观音山认为,修编受阻责任不在企业。四至边界勘定、红线矢量档案调取、林权证办理、村界协调等,都需要属地主管部门履职配合;企业没有权限获取原始测绘资料。公园方多次以书面函件、会议汇报、媒体呼吁等形式,向镇、市、省等有关部门反映诉求。广东省林业部门也曾专门约谈地方领导,明确要求东莞方面配合推进修编,属地当时也作出配合承诺,但后续实际工作并未落地。
观音山表示,边界权属不清是地方相关部门未开展勘界工作造成,企业已经完成规划文本编制,只待属地审核上报。
东莞有关部门认为,国家级森林公园设立的前提,是红线范围清晰、权属没有争议,该历史遗留矛盾长期未能化解;政府部门多次发文,要求观音山公园提交权属佐证材料,未能得到解决,只能如实向上报送情况。同时指出矛盾部分源于公园与村集体社区之间的历史纠葛,地方部门一直在依法处置历史遗留问题,建议公园妥善处理和社区之间的关系。在2023年多方联席会议上,各方确认早年部分工作不规范,当地政府发文拟强行收购公园等行为,是造成当前困局的历史成因,但如何破解僵局,并未形成可落地的解决方案。
撤销风波“不了了之”
根据2023年实施的《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级森林公园属于国家级自然公园。
2024年10月15日,有关部门公示《全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全国9240处自然保护地将整合优化为6736处,两千余处保护地撤并调整。在广东省“不再保留的自然保护地”名单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地有1处,为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
《广东省自然保护地规划(2021—2035年)》介绍,撤销的自然保护区多为无规划范围、无功能分区、无管理机构,无法实际落地管理。
观音山认为,观音山公园并不存在以上“四无”情形。
在公示期内,观音山公园正式提交异议申请,请求保留国家级自然保护地资质。公园援引《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法规明确国家级自然公园原则上不予撤销,仅在“生态功能丧失,经评估无法恢复”特殊情形才允许撤销。
观音山认为,园区森林生态系统保存完好,并不满足法定撤销条件;担忧一旦撤销国字号保护地身份,管控等级下降,本就棘手的林地损毁风险将进一步加剧,既损耗珍贵森林资源,也挫伤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的信心,也使得生态保护政策在当地无法落地。
据介绍,上述撤销风波已“不了了之”,截至目前尚无明确定论。
当地一位林业专家曾对媒体表示,其实,被撤销并不一定是坏事,自然保护区的身份约束没有了,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可以放心大胆地搞发展。
多方合力才是破局之道
专家认为,观音山事件早已超越一家民营景区的个体命运,暴露出民营资本参与国家级生态保护项目的制度痛点。观音山模式特殊之处在于:林地所有权归属村集体,民营企业通过承包协议获得经营管护权且符合国家政策和法律规定;企业自筹全部资金承担繁重生态保护、科普公益义务,却没有当地相关部门行政执法权的支持;勘界测绘、权属档案、公共基础设施配套高度依赖属地行政协同。当承包合同、行政许可、国土空间现状、村集体历史权益多重因素叠加,很容易形成多方纠缠的“死结”:规划修编需要勘界,勘界依赖权属厘清,权属纠纷牵扯企业、社区、地方政府多方主体,仅凭某一方很难独立破局。
摆在各方面前的现实选择,不止“撤销或者保留牌子”二元选项。如果能够尽快破除堵点,推动总体规划修编完成审核上报,厘清边界权属,化解历史遗留矛盾,观音山就能够继续发挥国家级森林公园生态、文旅、科普等多重价值,推进5A级景区创建,带动地方就业、促进乡村振兴。
青山易损,修复百年。专家表示,无论最终走向如何,守护观音山这片来之不易的城市森林,是各方的共同底线。而观音山的困局,更向相关部门和行业抛出一道治理考题:如何在法治框架下,理顺集体林地权益、民营资本投入回报、国家生态保护三者之间的关系,完善制度设计,为社会资本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探索可复制的路径。这不仅关乎东莞一地,也将深刻影响民间力量投身生态保护事业的政策预期和国家战略方针的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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