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行。《深圳倡议》作为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创办30年来以倡议形式发布的首份成果文件,传递出亚太坚持开放协同的鲜明信号。本届会议恰逢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为亚太乃至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机遇清单,更是中国面向全球工商界发出的合作邀约。太平洋两岸经济体诉求多元、禀赋各异,文汇报记者连线三位区域研究学者,从跨太平洋不同板块视角,解读本次盛会凝聚的共识,探讨如何依托创新联动、规则对话、互联互通,持续向着亚太自贸区愿景稳步前行,“共促繁荣、共赢未来”。 受访人:周士新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徐沛原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金晓文 中国人民大学拉美研究中心秘书长
文汇报:东亚、东南亚各经济体发展阶段差异显著,您如何看待依托APEC“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把区域多样性转化为合作动能,推动互联互通、数字与绿色转型协同落地,夯实亚太共同体的次区域根基?
周士新:APEC始终将内部各经济体发展水平多样化和产业结构多元化作为自己的特色甚至是独特优势,并曾为减小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差距,在1994年提出过“茂物目标”、在2017年提出“后2020愿景”等倡议,助力APEC发展中经济体产业转型升级。然而,受全球金融危机及美国推进所谓“印太战略”影响,APEC推动亚太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动能有所减弱,但各成员经济体的合作期待并未消失,催生了不少经济体之间的机制性合作。
多年来,APEC成员经济体之间通过各领域的功能性合作将各种发展要素联通融合起来,消解内部多样性可能对地区一体化产生的阻碍,在共同目标的引领下协调多元化合作路径,形成较具统一性的发展方向。各成员经济体通过软硬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数字和绿色转型,提升相互间在地区产供链网络中的互补互赖性。绝大多数APEC成员与中国在产业要素布局上已经形成结构性纽带,从而惠及各方。这种自下而上或者复合性的发展模式,也是APEC机制始终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
东亚和东南亚的绝大多数经济体都是APEC成员,相互间或联合域外经济体建立了“东盟+1”、《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多边及更广泛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为次区域高质量增长提供了强劲发展动力。尽管这些机制并不完全由APEC推进,但大多发轫于APEC框架,尤其是CPTPP的前身《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中所有初始签约经济体全部都是APEC成员。此外,澜湄合作机制、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东盟东部增长区等次区域合作倡议,同样是促进亚太地区一体化的局部性成果。
今年8月12日,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进一步畅通西南地区出海通道,便利中国与东盟及全球经贸往来。 新华社记者 周华摄
在此过程中,中国作为APEC中最积极主动和奋发作为的成员体,持续为促进亚太共同体建设发挥引领作用。作为绝大多数APEC成员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体系的全产业链条、结构和布局在促进功能性和机制性合作中展现出突出优势。中国三次成为APEC东道国,都对APEC的实质性转型发挥巨大牵引作用,尤其是2014年推动亚太自贸区成为APEC讨论主题,以及今年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迈入实质性阶段。将“创新”作为今年度APEC三大优先领域之一,也充分体现中国将在未来亚太高质量一体化进程中承担更重要的关键性角色,推动各经济体在共商共建共享合作倡议、机制和成果过程中深化协作,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共同繁荣奠定更坚实基础。
文汇报: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对区域经贸秩序带来的冲击,太平洋东岸经济体可以怎样借助APEC协商一致机制,理性管控分歧、增进规则沟通,共同守护开放的区域主义,推动亚太自贸区进程稳步向前?
徐沛原:亚太长期增长的底层逻辑,根植于开放互通、深度融合的区域经贸网络。当下,部分领域壁垒化、供应链碎片化、经贸议题过度安全化的趋势,正在侵蚀这套体系的根基。
深圳皇岗口岸(无人机照片)。据深圳海关统计,深圳对APEC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值从1996年的2675亿元增至2025年的3.13万亿元,年均增长8.5%,增幅逾10倍。今年上半年,深圳对APEC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同比增长33%。 新华社记者 梁旭摄
太平洋两岸虽远隔重洋,但航运、数字通信与产业纽带早已把各经济体紧密联结。不同区域资源禀赋不同、产业结构各异,一些发达经济体在科技、高端制造、金融等领域具备突出优势,在数字治理、绿色标准、供应链韧性、人工智能规范等领域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同时在不少议题上和区域内其他经济体存在认知差异。与此同时,东岸经济体内部自身的经贸安排也处在动态调整之中,美墨加三国之间就经历了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到“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的转变。差异本身是多元区域格局里的常态,关键在于选择什么样的渠道管控分歧,跨区域的规则对话因此更显必要。
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本就是国际经贸合作的应有之义。APEC的独特价值在于坚持开放包容、不搞排他性小圈子,鼓励良性竞争与合作,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采取不同发展模式的经济体搭建平等对话的经贸协作平台。在这一平台上,中国在人工智能、能源转型、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率先凝聚共识,推动各类自贸安排相互兼容、协同增效,兼顾高标准规则探索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现实承受能力,引导各方在规则轨道上沟通磋商,避免分歧滑向对抗。
中国既是制造业大国,也是消费大国,从供给和需求两端为世界经济增长发挥着压舱石作用。当前中国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离不开坦诚相待的外交原则和超越周期的政策定力。区域经贸合作本就是互通有无、取长补短,零和思维并不符合各方长远利益。太平洋东岸工商界与政策层面,同样可以立足亚太整体利益,跳出博弈惯性,以更长远的视角看待多边经贸关系,用好APEC对话渠道增进规则互认,聚焦共同挑战寻找共识,携手把合作蛋糕做大,共同推动亚太自贸区进程行稳致远。
文汇报:APEC是跨太平洋合作的重要平台,拉美太平洋成员是亚太共同体向南延伸的重要板块,您如何评价本次深圳会议为跨太平洋产业链协作、绿色能源合作、普惠发展带来的新空间,以及对深化亚太共同体联动的价值?
金晓文:拉美太平洋沿岸经济体是连接亚太与南美大陆的枢纽,拥有丰厚的自然资源,同时普遍面临产业结构单一、附加值偏低的问题,长期依赖资源出口,产业升级的诉求十分迫切。去年中国发布的第三份对拉政策文件就提出促进双方特色优势商品、高附加值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等贸易,这表明跨太平洋合作不能也不会仅停留在简单的大宗商品买卖,而会向产业链更深层次延伸。
绿色转型是双方最有共振潜力的赛道,拉美锂矿、可再生能源资源与亚太的制造能力、技术迭代能力、广阔终端市场形成极强互补。中国在新能源装备、储能技术、绿色基建等方面的产业积累,能够为拉美资源型经济体转型提供务实支撑。依托跨太平洋港口枢纽、陆海联运通道,各方可以共同培育绿色矿业、新能源配套、高附加值加工产业,帮助资源型经济体延伸产业链,把资源禀赋转化为可持续的产业竞争力。
湾区经济协作,是本次APEC开辟的一条新颖合作路径。太平洋两岸分布着一批核心湾区,湾区集聚产业、资本、创新要素,推动湾区之间常态化交流,能够催生港口经济、海洋产业、跨境服务业等新合作场景,为亚太一体化探索新的载体。同时,中国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也为拉美特色农产品、优质服务、特色商品提供稳定的出口渠道,各类贸易促进平台能够持续降低拉美企业进入亚洲市场的门槛,为跨太平洋合作提供持续的需求牵引。
亚太共同体并不局限于西太平洋的合作框架,而是覆盖整个太平洋两岸的亚太大家庭。拉美太平洋成员的深度参与,不仅拓宽了亚太合作的地理边界与利益覆盖面,也为共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更丰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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