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俄国的文学是带着一股特殊味儿的。这还不是随便的调侃。因为俄罗斯的文学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土壤中成长出一种独特的气质,这种气质无关于高低好坏,它就是那么特殊。例如托尔斯泰。例如契诃夫。俄国文学让人觉得不一样的地方,不是那种西欧的某些东西,不是热烈的抗争,而是字里行间挥之不去的压抑。
我从小就觉得, 俄国人的文学真的是那种有一个厚重的列巴,把人砸晕过去的感觉。比如托尔斯泰的那种令人窒息的感觉,尤其特别,他笔下的人物并不是被外界定了什么罪过,而是终身被自己所谓的良知捆绑,不断的忏悔和自省。这些人察觉自身的平庸和虚伪,或者是觉得自己大概有点白活了,所以就长久困在自我的苛责当中。
比如说有个不太长的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也有翻译成《伊凡·伊里奇之死》的,一个19世纪下半叶的不幸病故的官僚的生活样本。这很有意思。
他是一个体面人,是一个生活不错的人,儿女双全,家庭也算和睦,收入也不错,但就是活得那么糟心。那个时代的人就开始发现了现代人的一种精神疾患,也就是社会上的一种虚无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人可能会把他们称为叫空心病,就是外观看着挺好的,好像长得挺茁壮,但是内心已经空了,像那种春天的某种空心萝卜。
因为这个故事一开始就已经宣布了伊万死亡了。也就是说,结局是已经注定的,一开始就发布了讣告,然后把他的官衔都说出来了,同僚们得知之后,第一个感觉就是,空了个缺,谁会去呢?
小说的原话是这样写的→
“这一死讯除了让每个人暗自思忖由此带来的官职的升迁之外,熟人的死亡本身给每个获悉的人带来的,无非像以往一样,即一种愉悦感:死的是他,不是我。”
除了这个可能的人事变动之外,大家看到的是作者那种像公文一样的冷静,读者其实是在旁观这个位置,就好像你在文章第一部分去旁观这个人的葬礼。看到大家都没有真正的悲伤,只有该怎么聚会怎么聚会的那种感觉。甚至用了一点点笔墨写遗孀普拉斯科维娅·菲奥德洛芙娜在谈事情的时候,丧服上的花边是怎么被桌子的浮雕装饰挂住,然后讨论200卢布的坟地和唱诗班的事情,那个时候没有哭,然后再按照需要按部就班地哭。这种现场的镜头感一下就出来了。
这个倒霉的死者在他的一生当中都在表演一个体面人,一个平庸的体面人。他的人生就像是被直尺量过一样,从里到外都是让人感觉到合乎常规,得体,像大家一样。文章比喻他是全家的骄傲,也就是说出身良好,受过教育,当上文官,按部就班升迁。然后成家立业,建个房子,并且还在牌桌上不失体面。大致就是那种让人感觉到什么都对的,半只脚踏进贵族圈的中产阶级。
但是这家伙在病了以后,他那些昂贵的窗帘和不错的家具就已经开始变得刺眼了,因为这些东西马上就要抓不住了,属于不存在的人。小说里有一个很关键的意境,就是帷幕就像障壁那样,他这一生其实就是隔着这个东西活的。与他真实的人生体验隔开了这个,帷幕上都是体面,成功,快乐,为人夫,为人父……等他病得不行的时候,发现这个帷幕其实是裂开的,看到裂缝,后边的东西都是黑暗虚空。
当然他一直到死也不可能把这层帷幕再关上,而且也不可能再换一个方法重新活一遍了。
在他生病之后,有很多心理活动的描写。他发现一个可怕的事儿,就是他的痛苦真的很真实,但是围绕他的人,包括家属,子女,医师都在维持一个幻象,大家善意或者是至少认为自己很友善地说你会好的,你只是不舒服,别想那么多。大家都用那种合乎礼法和体统的话,把他推回到那个帷幕那边的假世界去。
其实他需要的是那种安慰。就比如说“我知道你正在不行了,你快要走向死亡。不要害怕,我们陪着你”,但是其他的人都没做到去安慰他。
反而是和他阶层不一样的仆人,盖拉西姆,是农民出身的,粗手笨脚,但是并不忌讳说死,这个人在最后给了他一点温暖。朴实的仆人会说,“我们都得死,有什么好客气的”,会愿意主人把难受的腿搁在自己的肩膀上,还愿意拉他的手,在最后的时候给他一点安慰。
作者可能在这里有点讽刺,在这个所谓体面的充满等级的官僚家庭里,唯一具有怜悯和同理心的是一个社会阶层比较底层的仆人。这种悲凉的感觉并不是说某人的主人要死了,而是那种某个人体面了一辈子,临死才找到一个愿意真实地对待他的人,但是这个人却是社会上别人看不上眼的所谓下等人。
其实那个时代已经酝酿着很多风雨。大家会明白,为什么看上去那些撑着洋伞,摇着折扇,说着法语,在沙龙里看上去很高贵的那个阶层总是板着脸,说的话滴水不漏,但是对普通人没有半点同情。但是这个所谓粗手笨脚的仆人却对人有很正常的同情?在那个时代,很多人默认好像干粗活的、社会的下等人是没有什么感情的,他们就像是一种闭着嘴替你劳动,供你驱使的耗材,其实不是的。所以后来为什么俄罗斯这个地方有了革命,劳动人民迸发出无穷的力量……这种感觉其实是能从很多俄罗斯的小说当中看到的。
小说的结构本身就是很悲凉的,带有一种时间和空间的收缩性,从一开始的上升到极度下坠。首先告诉你主人公死亡了,然后稍微回顾了一下他的一生,前半段是他上升的曲线,他升职,调任,置房产,变得很体面,然后他得了重病就开始加速下坠了。而且他反复出现一种幻觉,故事一直在写,他被扔进一个黑色的口袋,然后下坠,然后周围都是一片漆黑。也就是说死亡和痛苦都不是静止的。他好像被压缩到那个黑色的口袋的空间里了,只有他一个人在下坠。
故事其实没有描写清楚他究竟得了什么严重疾病,因为医生的诊疗当时就是模棱两可,比如说某个肾什么什么的。文章描写主人公的疼痛从他的肾的地方开始移到右下腹,总之就是他恐怕是得了什么肿瘤,他的身体变成陌生的与他自己作对的东西,在他的那个时代,这都是治不了的,而且他们那个时代的最好的止痛药只有鸦片酊和吗啡之类的,既有毒效果又不好。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可怜人在临终之前哀叫了三天,妻子说隔着三道门都能听见,那他确实是很痛苦的。
刚才我说的什么叫小说的俄国味儿,例如这个小说最大的痛苦不是外部灾难,而是快不行了的时候,发现我这一生过得很空虚。这种自我审判式的痛苦就是俄国文学当中很典型的一种精神底色。然后还有他们宗教造成的那种东正教的底色,就是原罪,忏悔和永远心灵的不安定。会内向拷问自己,这是一种东正教的精神传统,他们的人也很流行一种叫自省的东西。人终生带着缺陷,需要不断审视自我,而且还无法获得彻底的安宁。西欧有一些文学虽然也有宗教色彩,比如天主教和新教的,但是会有一种救赎,向外走的色彩,就是挣脱苦难,奔赴光明,俄国式的那种内心的救赎是内在拷问自己,把人心当成审判庭,把良知当成枷锁。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的像那种被列巴砸晕了,你会感觉挺沉重的。
别尔嘉耶夫说俄国文学的使命不是赞美生活,而是拷问生活,在他们那个地方,作家往往身兼文学家,道德家等等这种身份,他们的良心意识就指向对人灵魂的拷问和存在意义的求索,其实大家都是这样的,但是他们会把这个东西外显的很让人难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在读俄国的文学会天然带着一种“我太不轻松了”的感觉。比如《战争与和平》,不光是战争与爱情,而是在追问一种民族命运,并且如果不太喜欢阅读这些东西的读者会读到后面,忘了前边,作者这种人就是把文学当成思想实验室和道德法庭,所以这就是一种俄国味儿的重要来源,因为他这种压抑感其实有现实根源,刚才我说过的,他们有数百年的农奴制度,森严的等级,让整个社会在那个时代其实已经差不多就是很僵化,很停滞的。底层是被身份锁定的,他们的贵族也被礼法和虚荣束缚自己的思想。所以有些人想改变,有理想,但是无处实施。到19世纪的时候正好是有农奴制改革,旧秩序确实是正在改变,但是新的未来还迟迟没有来。因为他们的资产阶级路线走得其实也是比较慢的,有很多的封建残余。那种旧的走不完,新的来得慢,在思想当中就有一种悬空感。所以俄国文学当中的人物经常会很清醒,很痛苦,但是无力改变现实,所以他们要不就是随便死掉了,要不就是卧轨死掉了。直到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俄国的文学才又变了个样子。
当然西方文学在描述他们的印象的时候,也会构建一种这种俄罗斯的形象,就是浓稠的菜汤,洋葱顶的教堂,冻硬的土壤,以及淳朴的东正教灵魂,总之跟欧洲隔着路子。让人感到塌了方还抑郁。
不过托尔斯泰这些人确实写出了扎根于俄罗斯土地和农民还有东正教传统的这种俄罗斯的本身气质。这股味儿就是清醒的痛苦,比如某人活在体面安稳的生活里,偏偏要追问这样活着到底对不对?他的那种虚无主义已经到达了极点,他的追问到死都不会放过自己。比如伊万在死之前的生活,都是把生活交给了惯例,很多读者会感觉到,如果像他一样,生活遭受了不幸的中断,如果你明天就没有了,今天你还剩什么?但是直到最后周围的这些亲属和好友和医师都会陪他演一出戏,也就是说你只是不舒服,你会好的,因为承认死亡就会打乱他们的那种惯有的体面的生活秩序。但事实上,死亡是必须到来的,作者让主人公在后半段与死亡搏斗,他不接受,他也一再说服自己,但是不管用。他总觉得自己被扔进那个黑色的口袋下坠,他的生活空间其实就是消失了,压缩了,因为他一开始在整个城市有社交圈子,最后收缩到他的小客厅,收缩到他的书房的小沙发。最后收缩到他小小的病床里,最后由于疼痛,他蜷缩起来,占据病床的一小块地方,垫着枕头,用这种很明显的意象去表示他的人生正在受到压缩,他正在一点一点死去。他的死亡也不是什么廉价的救赎,他不再为自己辩护,和总是吵架的妻子也不再对着干,他还说“原谅我”,他对着儿子的脸最终流下眼泪,然后说死亡不再可怕,但是他的那道希望的光刚刚亮起的时候把他接走了。之后他的亲属马上开始计算抚恤金,讨论遗产和葬礼,大家仍然在按部就班生活,而且是体面地把他送走,体面这个词在这时候显得就是无比的悲凉。
没有任何人再去把他当成一个有思想的,有感情的,曾经活生生存在的人,或者说一个亲近的亲属,而是大家把他当成一个可以用来计算遗产的、空出来工作岗位的可以去顶替的这么一个实质性的“好处”。
现在很多人也是这样,用绩效,用人脉,用资源,用头衔来界定一个人,一旦这个人不再能实现功利的目标,一旦这个人失去所谓社会工具的价值,他失业,他生病或者退休的时候,就会陷入一种自我崩塌的感觉。
等他真正死亡,他的户籍被销掉,所有的人按照社交的需求,按照所谓体面的脚本来表演应有的恰到好处的悲伤。其实没有一个人真正在意。就像他活着的时候,别人都安慰他会好的,你只是不舒服,你的病不大,其实也是在对自己撒谎,因为人们不愿意听死亡或者直面自己,大家都会死的这种真相。只有那个最朴实的仆人这么说了。盖拉西姆不回避死亡,也不假装所谓的体面,只用自己单纯的善意陪伴主人。但最可悲的是他只是按部就班,第一,他的善意是要花钱雇佣的,第二就是主人对他是居高临下的,需要就喊他,不需要就把他撵走,这点可怜的善意还得不到平等。
托尔斯泰当时他的晚年就带有一种宗教色彩,所以他对世俗生活就有点全盘否定,他结尾给这个小说写有点“光”,就是带着那种布道的色彩,他让伊万最后是张开双臂,最终气绝身亡,那个样子其实就像是被献祭的耶稣。但是这个小说本身并不在于什么布道之类的。整体细节都是令人窒息,整体细节反映出来的只有一个词,就是悲凉。不管是妻子儿女的隐瞒和嫌弃,还有医生的沉默,还有仆人的那点善意,还有他临终的那句“完了”,最终都是可以触摸到的悲凉。在朋友眼中,尽管已经隐约散发出腐烂的味道,他的葬礼上安放的遗体,被写成比活着的时候面孔还漂亮,意思是这个人按部就班活过了一生,该做的都做了,还很庄重,这种轻轻的讽刺,比悲凉还要悲凉。
作者就是写一种很“虚无”的人,好像他的觉悟来得太晚,和安娜卡列尼娜里面的那种死亡焦虑还不太一样,不过对后来的卡夫卡和加缪可能都形成了一些影响。
见微知著,隔了一个世纪的现在我们的生活更加复杂,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伊万·伊里奇的那个问题。如果我们的朋友送走我们的时候,还需要打一圈牌的话,那我们现在就得开心地好好活一场,把人生这一局打好,不留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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