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山贝

前几天一代腿王黄正利去世,这倒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让我们来梳理一些逐渐消失在历史深处的功夫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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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6月18日,《南拳北腿》在香港上映。片中有一个白发白须的老人,腾空飞踢,腿法出众,这个造型不是香港电影公司原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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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拳北腿》

之前吴思远到韩国筹备这部合拍片,在合东电影公司的办公室里看到一批剧照,其中一张来自李斗镛1975年的《武装解除》。黄正利在里面只客串了一场戏,就是类似动作。吴思远指着照片,说把这个人找来。

后来拍《南拳北腿》,黄正利被要求沿用类似的造型,跟王道、刘忠良对打。香港功夫片最有辨识度的反派形象之一,就这样从一部韩国电影里一个不起眼的镜头中发展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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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东亚动作电影的生产方式就是这样。形象可以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身体可以跨国雇用,演员换一套语言、换一个人物身份,就能在新的电影工业里重新获得价值。

早在1950年代,韩国与香港就有电影合拍关系,1958年两地合作的《异国情鸳》已经在韩国、香港、东南亚市场发行。1960年代,韩国导演郑昌和进入邵氏,后来拍出《天下第一拳》,开了韩国电影人参与国际功夫电影的重要先例。到了1970年代,合作的重点逐渐转向武侠与动作片,对真实武术技术的需求也越来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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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拳》

韩国一侧的制度条件很特殊。1962年制定的电影法加上此后几次修订,把电影生产、进口和上映都纳入严格管理。1963年建立的外国片进口配额制度,让制片公司必须靠多拍国产片来争取进口资格。1966年又建立银幕配额,要求电影院为国产片保留一定放映空间。这套办法促使制片公司不断寻找能够快速生产、快速进入市场的影片,也给跨国合作提供了经济诱因。韩港合拍能够利用不同地区的资金、场景、演员、技术,有时还可以争取韩国国产片的制度待遇。

这套制度也不是一直不变。1970年第三次修订电影法,取消了按国产片生产成绩分配外国片进口资格的旧办法,把电影制作业和进口业分开管理。1973年第四次修订又重新把两者联系起来,加强对电影公司数量、生产规模和进口资格的控制。

这次修法发生在朴正熙维新体制确立之后,一般称为维新电影法。韩国电影公司在政策变化中不断寻找生存办法,香港那边则有比较成熟的海外发行渠道、类型片生产经验和动作技术。两地的合作既是商业选择,也是管制制度与市场需求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这个系统里,跆拳道电影成了1970年代韩国动作片最有辨识度的类型之一。

1974年,李斗镛一年拍了六部跆拳道动作片,《龙虎对炼》《独脚客归来》都在其中。韩国电影资料馆后来重映这批作品,把它们统称为满洲西部片。故事大多放在殖民时期的满洲或者间岛,线索是被日本人夺取的黄金、朝鲜独立军的活动资金、地方帮派和流亡武士的恩怨。在这些电影里日本空手道、中国武术、韩国跆拳道被放进同一个边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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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脚客归来》

这一类型明显受到李小龙以及美国西部片的影响,满洲背景倒不是从香港借来的。殖民时期的东北亚边境,早就是韩国大众文化里反复出现的历史空间,既能讲述抗日叙事,也能容纳不受常规社会秩序约束的武术高手。

李斗镛把西部片的孤胆英雄、夺金复仇之类故事,同韩国的民族记忆结合起来,再用拳脚替代枪战,最后主角总能靠腿法解决问题。这种电影需要给武术创造发挥空间,跟历史上的满洲缺不缺枪关系不大。

李斗镛的成功还离不开另一位演员韩龙哲,英文艺名查理·谢尔。他是在美国生活过、参加过跆拳道赛事的韩国武术家,也是《龙虎对炼》《独脚客归来》等影片的主角。韩国电影资料馆记载,李斗镛的制作团队曾通过选拔组织一批专业武术演员,动作指导权永文也参与了这些影片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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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虎对炼》

黄正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电影界的,他起初算不上这个系统的核心明星,连重要角色都没拿到几个。

他1944年12月21日出生,出生地有不同记载,韩国部分讣告称他出生于庆尚南道咸阳,另一些人物资料记作日本大阪,说他在咸阳长大,后来到马山念书。少年时期他开始接受跆拳道训练,随后担任武术教员,还曾在韩国军队教授跆拳道,为赴越南作战的部队提供训练。

他真正进入电影业,是合东电影公司的一次公开招募。2009年接受韩国《Cine21》采访时,黄正利讲过那次试镜的场面。公司把报名的人用大巴送到首尔鹭梁津的一家体育馆,候选人依次上场表演。他排在第七个,人人轮流踢腿,击打沙袋,展示自己的武术能力。

制片人郭贞焕和导演李斗镛看到他之后十分惊讶,当场选中。黄正利以为自己试镜表现这么突出,拍几部影片就能当上主角,结果拿到的都是小角色。1974年的《独脚客归来》常被列为他的演员出道作品。

是香港人改变了他的命运。吴思远为《南拳北腿》找演员,偶然看到《武装解除》里的黄正利,当场就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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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解除》

黄正利在韩国使用过黄泰洙这个艺名,到了香港反而恢复使用本名。他后来解释,黄正利三个字意思好,用中文念起来也很响亮,尤其把末尾的音调扬起来,听上去特别像一个电影人物。

拍摄中途出过一次劳务纠纷。按照黄正利的回忆,韩国和香港工作人员发生矛盾,许多韩国演员和工作人员中途离开剧组,只有他坚持留下。他觉得自己拿的是吴思远的钱,至少应该把电影拍完。

这件事后来给他带来麻烦,韩国方面有人提出不要再使用黄泰洙这个演员,他干脆跟吴思远去香港发展。

他还讲过一件很配得上那个年代的传奇。到了香港之后,他请吴思远召集记者,公开宣称欢迎任何武术界人士挑战,自己可以在三分钟之内击败对手。

他回忆,尖沙咀一家餐厅因此挤满了人,不少本地国术师傅也赶来,打没打不知道,反正大量报道为《南拳北腿》带来了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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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形刁手》

这种宣传很符合1970年代功夫片的商业环境。电影公司要让观众相信银幕上的高手真有本事,最好再让他们觉得,这位演员走下银幕也可以随时把人打倒。

钱来得很快。黄正利说自己走红之后,很多制片人拿着现金上门请他拍戏。他没有经纪人,也没人替他管账,收到钱就往房间墙边一摞摞码起来,像砌砖一样。

当时低成本功夫片的生产状态就是这样,演员可以高频率参加不同剧组,靠个人真实本领赚片酬,现代明星那种长期的经纪管理体系,根本还没有。

黄正利晚年回忆,自己有时只在一部电影里拍两三场戏,差不多十天就能完成一部,累计下来参演数量相当惊人。他自己估计一生拍过约340部电影,是不是真有这么多,很难统计清楚。

香港的技术环境跟他在韩国习惯的不一样。1970年代中期的香港功夫片已经有几套成熟的动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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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拳》

张彻及其班底强调盘肠大战、血战到底,靠密集的攻防和惨烈结果制造一种悲壮感。刘家良重视门派技术和拆招的逻辑,喜欢在中景、全景和比较完整的镜头段落里展示身体,让观众看清楚攻防动作的起止。

对真实武术技术的重视并不从黄正利开始,之前还有李小龙,他改变了观众对电影动作的期待。

但跟上面说的这些人都不同,黄正利提供的是另一种身体技术。

香港电影早就会用远景和长镜头,黄正利扩大了动作设计里关于攻击距离和运动方向的概念,由此部分改变了功夫电影的镜头美学。

香港武师队伍里许多人来自戏班和中国拳术训练体系,把子功、毯子功、近身拆招、和环境配合,这些都是看家本领。中国南派拳术并不缺腿法,蔡李佛等门派也有丰富的远距离踢击,但当时香港电影的专业武师,并不都接受过韩国跆拳道式的高位连续踢击训练,腿上花活确实不如韩国人玩得漂亮。因此对武术指导来说,这些韩国演员代表一种全新的功夫视觉体系。

韩国跆拳道那几年也走在制度化的路上,军队、大学、武术道馆共同培养了大量掌握高位腿法、旋转攻击、连续踢击的武术人员,后来有不少闯荡港台电影圈。

比如黄仁植,此前已经在《合气道》《猛龙过江》《跆拳震九州》等电影中展现韩国武术,后来又在《师弟出马》《龙少爷》中与成龙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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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气道》

洪性中、南锡薰等韩国演员和武术人员也曾进入香港影业。黄正利之后,王虎(卡萨伐)、权永文、巨龙(文镜锡)等人陆续参加香港功夫片的拍摄。这些人训练背景各不相同,也不都属于同一种跆拳道体系,合在一起,他们扩大了香港动作片可以使用的身体技术。

后来影迷把黄正利、谭道良、刘忠良、卡萨伐合称为四大腿王。这个称呼当年并没有哪个武术机构正式评选过,来源不明,应该是纯民间口碑的共识。

这四个人如果放在一起,他们的腿法技术、电影风格,相当不同。

黄正利的腿法,最突出的特点是旋转攻击和连续出腿的能力。他能交替使用双腿,以横踢、后踢、后旋踢、勾踢从不同角度进攻,动作之间很少出现明显停顿。单独完成一记漂亮的旋转踢,对于专业武术家来说并不特别罕见,难的是踢完之后迅速调整身体方向,恢复重心,让下一次攻击仍然保持速度和力量。黄正利能够把这个调整过程缩得很短,使一连串复杂腿法看起来像是没有间断的连续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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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能力来自长期训练形成的身体协调。他后来解释过自己的发力方法,强调力量不是靠大腿肌肉硬抬,而是通过髋部转动和身体旋转传递出去。具体来说,支撑脚转轴、骨盆旋转、髋关节运动和躯干协调,共同决定踢击的速度和力量。

但出腿只是整个动作的一半,另一半是收腿。踢击结束之后,身体需要重新建立平衡,调整支撑脚的位置,并为下一次发力做好准备。黄正利尤其擅长处理这一环节,而且能够左右腿交替攻击,因此很少被固定在一种站姿和进攻路线里。

不过,不要把适合电影拍摄的武术表演和真实格斗混为一谈。漂亮的高位踢、腾空踢、连续踢,虽然观赏性很强,在真实对抗中却未必实用。黄正利和武术家、演员罗伊·霍兰合作拍摄过一部教学录像,系统展示各种腿法和训练方式,这部录像很能说明武术和电影之间的关系。

谭道良是另一种路子。他是出生在韩国的华侨武术家,后来主要在台湾电影界发展,擅长用单腿平衡、高位控腿、连续攻击表现身体的稳定性。他可以把腿长时间维持在很高的位置,支撑腿保持平衡的情况下,连续完成不同高度与方向的踢击。真正困难的地方在支撑腿、髋部、躯干,三者必须持续协同工作,光有柔韧性远远不够。一条腿抬得高不难,抬上去之后还能改变方向和重复攻击,那才算厉害。

谭道良的电影动作因此特别舒展,有时甚至有某种近乎舞蹈的姿态美。他的高位腿法不总急着踢中对手,关键是让观众将一个动作的完整过程看得清清楚楚。这样的技术让他特别适合饰演沉着、潇洒的武术英雄,《南拳北腿活阎王》等作品都利用了这种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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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拳北腿活阎王》

相较黄正利,谭道良的银幕身体主要是让观众欣赏一位高手怎样从容支配自己。他不像黄正利那样,只需要摆一个姿势,露出狞笑就令人胆寒。

刘忠良又是另一种情况。他早年学习中国武术,后来师从谭道良,系统练习跆拳道。他的柔韧性与高位控腿同样突出,银幕动作往往更强调向前追击,尤其喜欢利用前腿踢击、快速变换,以及反复进攻压制对手。他的直线进攻比较鲜明,也经常展示腾空踢击和斧劈腿(这招和我们熟悉的柳腿劈挂差不多)。

在《南拳北腿》里,这种风格与黄正利形成了很好的对照。刘忠良喜欢沿相对直接的路线追打对手,黄正利则通过旋转、弧线和不同角度的攻击破坏对方节奏。

谭、刘师徒俩的技术不能简单比较高下。谭道良的单腿平衡能力非常突出,刘忠良也有相当出色的控腿和柔韧性,技术差异体现在两人对动作节奏的选择。刘忠良的电影倾向于不断展示某种腿法如何在实战场景中重复运用,他演的英雄经常凭行云流水一般的腿法连招打通一连串对手。电影的主要卖点,就是看他究竟能完成多少种腿法,怎样组合这些动作。

至于王虎或者说卡萨伐,很多影迷说他是第一腿王,可能因为他的长处更偏向腾空技术。他最著名的腾空剪刀腿,观赏性极强。普通的踢腿至少还有一条腿支撑地面,腾空动作必须在失去地面支撑的情况下完成身体旋转、双腿展开、落地准备。技术难点除了爆发力要求极高,还有在极短滞空时间里的身体控制。

连黄正利也很佩服卡萨伐。2009年他回忆,有一次自己、卡萨伐、权永文在同一片山区拍摄三部不同的电影,香港工作人员不断在几个片场之间跑,看这些韩国高手的腿法。他说卡萨伐的腾空剪刀腿几乎没人能够模仿,自己也不行。

不过卡萨伐的经历也说明,武术水平和动作电影的创造能力是两回事。洪金宝在2016年的一次采访里回忆,卡萨伐的腿法很好,尤其擅长越过桌子之后飞踢,但有时不懂得怎样自行发展动作。洪金宝曾经严厉批评他,认为优秀的动作演员不能导演让做一个动作,就只做那个动作,应该主动提供更多变化。

《赞先生与找钱华》很能说明这种关系。影片主要表现咏春拳,卡萨伐却是以高难度腿法闻名的韩国演员,洪金宝设法将卡萨伐的技术放进咏春拳的近身攻防和场面调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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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先生与找钱华》

上面说的这四个腿王凑在一起,大致是几种不同的电影动作逻辑,也都曾在李小龙陨落和成龙崛起之间的那个时代风光一时。

片商用他们,经常是作为可以互相替换、排列组合的演员资源。黄正利多扮演反派,刘忠良和谭道良一般是北腿高手,还有个王道,在片中经常充当南拳的形象代表。

他们之间互相评价有时候也不客气。有西班牙人拍摄刘忠良的纪录片,采访到黄正利时,他说刘忠良在拍摄时对距离和时机的掌握不够准确,有时进得太深,导致自己不小心真的踢中对方,拍完一场戏,刘忠良身上经常有淤青。

还有谭道良也吐槽过弟子刘忠良,说他一开始柔韧性太差,于是要求他把两只脚分别放在逐渐加高的砖堆上,强制练习横向一字马,两年后刘忠良终于达到理想的劈叉幅度。

大陆影迷最熟悉的黄正利电影,或许是1977年的《鹰爪铁布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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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爪铁布衫》

影片由吴思远执导,袁和平设计动作,黄正利饰演练成鹰爪功和铁布衫的奸臣,刘忠良是被诬陷的腿功高手肖如风。影片开头花了大量篇幅展示黄正利的功夫,但他的命门藏在下体。肖如风后来找到破解方法,电影用一双手捏碎两颗鸡蛋的特写,暗示他的铁布衫终于被破。这一幕成为中国一代观众的童年记忆(或者说噩梦)。许多人早忘了剧情,却绝对忘不了那两颗鸡蛋。

吴思远后来解释,这个著名的镜头是因为审查限制才想出来。据说当时台湾电影审查不允许直接表现抓捏下体,于是他想出了捏鸡蛋的替代方案,结果成为全片最有冲击力的画面。

但真正奠定黄正利在功夫片历史上地位的,是1978年的《蛇形刁手》和《醉拳》,都是和成龙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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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形刁手》

袁和平在这两部电影里,让成龙的身体不断出错,不断挨打,再作调整,黄正利则始终保持稳定和威胁。这种对立关系决定了动作设计和镜头语言的喜剧化思路。观众需要看清成龙怎样失去平衡、手忙脚乱,又怎样在最后一刻化险为夷。和他对立的黄正利,腿法越准确、越有力量,成龙的狼狈就越可信,黄正利是喜剧得以成立的那个危险背景。

两部电影的最终决斗还有一个共同特点,是主角必须突破已经掌握的常规招数才能获胜。这里就构成了一层有趣的反讽,黄正利代表高度规范化的身体技术,成龙则依靠不规则的动作,打破对手预期来获胜。这种反差设计,是成龙式功夫喜剧得以创立的关键。

黄正利曾说,拍功夫电影,进攻的人重要,能够回应和配合攻击的对手可能更重要。成龙就非常惊讶黄正利为什么总能知道下一个动作会从哪里来,于是提前处在正确的位置。这是动作片之所以好看的关键,尽管观众很难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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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正利在香港演反派和配角居多,看到洪金宝、成龙树立自己的风格,他不是没想过改变自己的位置。

1980年前后,他把一些香港工作人员带到韩国,住在首尔钟路的YMCA酒店,准备开发由自己主导的电影。他后来回忆,这段时间前后持续了将近半年,剧本始终不顺利。首尔街头经常发生示威,社会气氛也不平静,加上熟人知道他从香港赚了钱,纷纷来找他打秋风,结果钱花了不少,想拍的电影没搞成。

中年后黄正利回到韩国,又参与了一些电影,甚至还演过一次宫本武藏。据说他晚年在济州岛做过几年生意,也做一些推广武术的工作。

国际上纪念黄正利,存在至少三种差异很大的视角。

韩国人常常把他放到跆拳道国技推广的文化背景下,又把七十年代的跆拳道功夫片放在本土商业类型和威权时期文化政策下讨论。香港电影史更重视功夫片的动作美学流变和明星制度,而英语世界的影迷又不同,他们会更关注录像带、影碟和电影节放映的渠道变迁。不过,任何单一视角都无法呈现完整的黄正利,他处在这几套历史叙述的交界处。

在这种历史分工里,他留下了一个无法被任何文化完全占有的电影形象。在电影生涯里,他总是被不同的工业语境重新定义,又不知不觉地跨越各种语言和文化市场。

纪念黄正利,可能也是纪念那种七十年代背景下极为特殊的,一种粗糙的开放性。

和今天精细规划的跨国电影生产不同,当时的开放性建立在类型片工业的实用主义流动性之上。演员的国籍、文化身份、身体技艺不必严格对应,那这样的流动当然伴随着粗糙的制作,也难以避免商业剥削和文化误读,但好处是,让不同的电影工业能够在缺乏统一规划的情况下相互借用,产生出创作者自己也预料不到的意外之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