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葛长生,今年七十岁,北京房山人,在大山根底下的一块缓坡上种了半辈子果树。我这条命,前五十五年是一条路,后十五年,是另一条。前五十五年的路好讲:爹妈走得早,家里穷,人又闷,说不来媳妇,一个人守着三间老屋和一片柿子树,村里的红白喜事我都去帮忙,帮完忙一个人回来,点上灯,喂上狗,睡觉。村里人背后叫我老光棍,当面叫我长生,我这人对这些称呼都没意见,日子是自己过的,嘴长在别人身上。
后十五年这条路,得从二〇一〇年秋天讲起。
那天早上我上山摘柿子,走到村口那座老石桥底下,看见桥洞里蜷着一个人。头发长到腰,打着一绺一绺的结,脸上全是灰,身上的衣服看不出原来是什么颜色。我以为是过路的收山货的,喊了一声,那人抬起头,是个女人,四十来岁的样子,眼神直勾勾的,看我一眼,又把头埋回膝盖里。我把手里的两个柿子递过去,她一把抓过去,连皮带核地吞了。我看她饿成那样,就说,跟我上来,锅里有粥。
她真跟着我来了。走到院门口,我那条大黄狗冲她叫,她吓得直往我身后躲,我一低头,看见她脚上的鞋,早就磨穿了底,脚后跟冻裂的口子往外渗血。
我烧了热水让她洗了脸,找出我妹妹留下的一身旧衣裳给她换上。洗脸的时候她一直不出声,我问她叫什么,她不说;问她家是哪儿的,她也不说,就是看着院子角上那丛月季花,忽然笑了一下,说了一个词,月季。我又问,你叫月季?她点头。再问别的,就又什么都不说了。
后来我明白了,这个女人的脑子,是坏了一块的。她不疯,不闹,能听懂话,会自己吃饭、自己穿衣,可她记不得自己是谁、从哪儿来,问急了就抱着头蹲下,浑身发抖。
这事在村里传开,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长生你把来路不明的人留在家里,出事你担待得起?我妹妹从城里回来,也劝我,说哥,你送派出所去,或者送救助站,你一个光棍,留个女人在家,往后说不清。我想了两天,第三天把村支书和片儿警都请到家里来,当着大家的面把事说开:我葛长生收留这个女人,不为别的,就为大冷天桥洞里会冻死人。片儿警给登了记,拍了照,比对了失踪人口,没有对上的,说这种情况,先这样吧,有情况随时报。支书说,长生,行,大家都做个证,你是行善,不是藏人。
从那以后,她就住下了。村里人不知道她叫什么,看她那个样子,都跟着我叫她月季。
头一年,月季不怎么说话,也不怎么出门,就在院里坐着,看那丛月季花。我把西屋收拾出来给她住,我自己住东屋。她慢慢开始干活,先是自己把碗洗了,后来扫地,后来学着烧火,再后来,我上山,她跟着,我在树上摘柿子,她在底下接,接满了端进屋,再出来接。她的手很巧,冬天跟着邻居家的媳妇学纳鞋底,一学就会,纳得比我妹妹还密。她给我做了一双棉鞋,我穿到现在。
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要说我们是什么关系,我说不上。没领证——她没有身份,领不了;也没办酒——没名没姓的,怎么办。就是两个人,一个锅里吃饭,一个院里过日子。她生病我背她去镇上的卫生院,我腰疼她半夜给我拔罐。村里人后来也不嚼舌头了,见着她都喊,月季,摘的柿子给我留两筐啊。她听不大懂玩笑,可她知道是跟她好,就笑。
她也不是一直都好。每年开春和入冬,她总要犯一阵,夜里不睡,在屋里转,有时坐着坐着突然流眼泪,问她,她摇头,抱着头说,疼,头疼。我就带她去镇上看,医生说这是脑子里的病,得靠药养着,一个月药钱两百多。我种柿子、卖鸡蛋,一年到头也就万把块,这个药我没断过她一天。有一年冬天她犯得重,大小便都在炕上,我一天给她擦洗三回,换下的褥子拿到河里去砸。邻居家的媳妇看不下去,说长生,你雇个人吧,这不叫过日子,这叫熬。我说,熬就熬,人给我熬好了,比什么都强。开春的时候她缓过来了,缓过来的头一件事,是摸黑起来给我做了顿手擀面。我端着那碗面,觉得这十几年,值。
只有一件事,我一直在做,做了十五年:帮她找家。
早年间没别的办法,就是问。她清醒的时候,我就坐在她对面,慢慢问,一样一样地问。从她嘴里,前前后后问出过这些词:玉米地、砖窑、白杨树、赶集、一个像地名的音,我听着像王家庄,也可能是汪家坨。她还念叨过一个名字,小满,念叨的时候会掉眼泪。片儿警换了几茬,每一茬我都去找,登记的、比对的照片,隔几年送一回。我甚至拿她说的那些词,对着地图,把河北、山西、山东一圈一圈地找,放大了看哪个村子有砖窑、有白杨。找了几个月,眼睛看花了,什么也没找着。
有一回,可能是问急了,她犯了一次大发作,抱着头在炕上滚,哭得整宿整宿的。我坐在炕边上守着她,天亮的时候我跟她说,月季,不找了,咱不找了,你就住这儿,这儿就是你的家。她哭着点了头。从那以后我不敢再硬问,只在逢年过节她望山发呆的时候,心里替她难受。
转机是前年来的。村里的年轻人给我看手机,说现在网上有寻亲的,还有志愿者,专门帮人找家,还有什么DNA入库,全国联网。我不懂这些,就托村支书的儿子帮着弄。志愿者是真上心,大老远跑来两趟,看月季,跟她慢慢聊,把她说的那些词全记下来,又带她去县里采了血,入了库。志愿者跟我说,大爷,像阿姨这种情况,家里人要是也采了血,就能比对上,现在就等。我说等多久都行,十五年都等了。
今年春天,等来了。
志愿者先给我打的电话,说比对上了,比中了山东聊城那边一户人家,姓王,家里的姐姐叫王秋月,二〇〇二年走失的,走失的原因是发高烧烧坏了脑子,家里人看了二十多年,老母亲五年前临走的时候还念叨。那个小满,是她儿子。
我拿着电话,半天没说出话。挂了电话,我坐在院里的柿子树底下,坐了整整一下午。你说怪不怪,找了十五年,真找着了,我心里头一块石头落了地,又空了一块。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她有儿子,有兄弟,有正经的家,人家接她回去,是天经地义。我算什么?一个收留过她十五年的老光棍?
她家里人来得很快。她弟弟、她弟媳、还有她儿子小满,开着一辆车,中午到的村口。我提前把院子扫了三遍,让月季穿上过年才穿的那件红外套。车停下,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先下来,看见站在柿子树底下的月季,站住了,看了足足有十秒钟,突然就跪下去了,一边磕头一边喊,妈——妈——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月季愣在那儿。她没哭,也没动,就是看着那个跪在地上磕头的人。我心里咯噔一下,怕她认不得。小满起来,走到她跟前,从怀里掏出一张旧照片,举给她看,说,妈,这是我小时候,这是你,这是你抱着我在砖窑跟前照的。月季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很久,忽然伸出手,摸了摸照片上那个小孩,然后抬起头看小满,嘴唇哆嗦着,说出一句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她说,小满,长这么高了。
她儿子的眼泪唰就下来了。院子里一屋子人,哭成了一片。我站在旁边,也哭了。我这个人心硬,五十五年没怎么掉过泪,那天没忍住。十五年,八千多个鸡蛋,三千多顿饭,数不清的柿子,我一点点把她从桥洞里那个连自己名字都不记得的人,养到今天,她这一声小满一出口,我知道,我这些年,没白熬。
她弟弟过来给我跪下,被我一把拽住了。他说,大哥,您是我们老王家的恩人,这个恩我们记一辈子。我说别,我担不起,我就是给她做了几年饭。她弟媳说,大哥,我们商量好了,接姐姐回家,她那个老屋还留着,她的户口我们跑着恢复,往后您就是我们家的亲戚,逢年过节,我们带她回来看您。
那天晚上,月季一夜没睡,我也一夜没睡。后半夜我听见西屋有动静,过去看,她坐在炕上,把这些年我给她买的衣裳,一件一件叠好,码成两个包袱。她看见我,指了指那个大包袱,又指了指小包袱,把小包袱推到我这边。我打开一看,是一双新纳好的棉鞋底子,还有一包晒干的柿子皮——她知道我爱拿那个泡水喝。她不会说客气话,她就是把她的东西,分了一半给我。
我坐在炕沿上,跟她说,月季,你回家,好好过,啊?家里有儿子,有兄弟,热热闹闹的。她点头。我又说,往后想这个院子了,就回来看看,柿子树我给你留着。她又点头,然后忽然说了三个字,你等着。
我没敢问她等我什么。
她走了以后,这个院子空了。狗也不爱叫了,我也不爱烧炕了,东屋西屋,就我一个人。村里人说,长生,你这是何苦,忙活十五年,给人养了个媳妇,最后还是走了。我说,话不能这么讲。她来的时候,是个连饭都要不到嘴里的人;她走的时候,是自己收拾的包袱,是认得儿子的人。这十五年,不是我给她什么,是我们俩搭伙,把两条都是苦命的线,织成了一段好日子。
结果上个月,村口的路上,来了一辆车。
车上下来的先是小满,然后是月季。她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进门就往灶房去,添水,烧火,下面条,动作熟得跟没走过一样。小满跟我说,葛大爷,我妈回去住了俩月,天天晚上坐在门槛上看西边,我后来才琢磨明白,她看的是北京这个方向。他说,我们商量好了,往后半年在山东,半年在这边,两头的家都是家。他说,大爷,我妈这些年是您照顾的,往后的日子,该我们两家一起照顾她了,也照顾您。
那天中午,月季擀的面条,我烧的火,小满剥的蒜。饭端上来,她给我碗里卧了两个鸡蛋,跟十五年里每一次一样。我低头吃面,眼泪掉进碗里。小满在旁边喊,妈,您也吃。她嗯了一声,然后又往我碗里夹了一筷子。
我叫葛长生,一个七十岁的北京老光棍。前五十五年,我以为我这条命就是一个人来一个人走。后十五年我才知道,人这一辈子,家不一定是从一张结婚证上来的,有时候是从桥洞底下捡来的。她记不清自己的名字,可她记得给我卧鸡蛋;我念了半辈子经一样想帮她找家,真找着了,才知道自己根本舍不得。现在好了,两头都是家,逢年过节,两边的孩子都来。今年柿子红的时候,小满带着媳妇孩子来了,月季抱着孙子在柿子树底下站着,我摘柿子,孙子在底下接。
村里人路过,隔着院墙喊,长生,好福气啊。我在树上应一声,是啊,好福气。这不是客气话。人这一辈子,福气不在早晚,不在名分,在有人给你卧鸡蛋,也有人喊你一声,你等着——然后她真的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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