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苏航,今年三十四岁,在成都一家做市政工程的公司干造价,天天跟图纸、清单和定额打交道,人也被磨得没什么脾气。要不是马骏,我估计这辈子都不会把“相亲”和“西藏”这两个词放进同一句话里。

马骏坐我隔壁工位,三十二岁,结构组的,四川内江人。人老实,话不多,唯一的毛病是一紧张就搓手,搓得跟要生火似的。今年八月,他表姐给他介绍了个姑娘,说是远房亲戚的朋友,在林芝当老师。加了微信,头像是一张侧脸照,背景是大片桃花。马骏那天把手机举到我面前,问我:“苏哥,你说这会不会是照骗?”

我说你聊三个月再说。

三个月里,他每天晚上八点准时捧着手机,笑得像个傻子。视频通过两次,一次说宿舍网不好,一次说停电了。我心里其实打过鼓,还劝过他小心点,别是专门钓人的。马骏不听,说人家一个老师,能骗我什么。

十月底,他忽然跟我说,他要请假去林芝见一面。我说你一个人去?他说:“你陪我去吧,我一个人怕。”我正好攒了五天年假,又一直想看看南迦巴瓦,就答应了。我媳妇还说我多管闲事,我说就当陪兄弟跑一趟,顺便给自己放个风。

十一月初的早上,我们从天府机场起飞。飞了一个多小时,飞机开始下降,窗外全是褐色的山,山顶上薄薄一层雪。落地米林机场,海拔两千九百多,我一下飞机就觉得后脑勺发闷,像有人用手按着。

马骏比我还惨,脸都白了,抱着氧气瓶吸了两口,另一只手还死死攥着他那个双肩包。包里装着两盒巧克力、一条羊绒围巾,还有一沓暖宝宝,是他提前三天在网上挑的。

我们在到达口等了十来分钟,说好来接的人一直没来。马骏开始搓手,搓得我心烦。后来过来一个藏族大姐,四十来岁,穿一件褪了色的藏袍,外面套着羽绒马甲,手里举着张纸,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三个字:马老师。

马骏赶紧迎上去:“大姐,是何雨让您来的吧?”

大姐笑,露出一口白牙:“何老师下午有课,走不开。我是次仁的阿妈,我叫玉珍。车在那边。”

车是一辆旧皮卡,后斗里放着两袋青稞和一捆铁丝。我坐副驾,马骏坐后排,膝盖顶着前排座椅靠背。

出了机场就是尼洋河。十一月的河水是那种很清的青灰色,河滩上一片一片的黄草,远处的山被阳光照得发亮。玉珍一边开车一边跟我们说话,普通话说得很慢,但很清楚。

“何老师来我们这儿四年了。”她说。

“四年?”我愣了一下,“她今年不是才二十六吗?”

“二十二来的。”玉珍说,“一来就没走。”

马骏在后排探出头:“她教几年级啊?”

“一到三年级,都在一个教室里。”玉珍说,“九个娃娃。”

我看了马骏一眼。他也看我,眼睛里有点茫然。我心里那点关于“照骗”的怀疑,忽然就散了,换成了另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车往山里拐,柏油路变成了土路,颠得人五脏六腑都在跳。玉珍说,何老师刚来那年,这个教学点只剩五个学生,家长都把孩子送去四十公里外的中心校寄宿了。她一家一家去劝,骑着摩托,最远的一家翻两座山,劝了三次,才把两个娃娃接回来。

“她学我们的话,学了两年。”玉珍说,“现在能听懂,说得不好,娃娃们笑她,她也笑。”

四十多分钟后,车停在一排平房前面。房子是水泥的,墙上刷着白灰,门口立着一根旗杆,国旗在风里啪啪地响。院子里晾着一排小棉鞋,红的蓝的,摆得整整齐齐。

玉珍朝最东头那间屋子努了努嘴:“在上课。”

我们轻手轻脚走过去,从窗户往里看。屋里生着炉子,暖烘烘的。九张小课桌,坐着九个孩子,高矮不齐,最小的大概六七岁,最大的看着有十二三。

黑板前站着一个女的,穿一件灰绿色的冲锋衣,袖子挽到小臂,头发在脑后扎得很紧。她正弯着腰,握着一个小孩的手,一笔一画地在田字格里写字。写完,她直起腰,拍拍手上的粉笔灰,转身说:“次仁,这个‘藏’字,上面是草字头,你别写成竹字头。”

她一转过脸,就隔着玻璃跟我们仨对上了眼。她愣了一下,然后笑,冲我们摆摆手,做了个“稍等”的口型。

那一刻我确实有点没反应过来。照片上那个站在桃花里、笑起来眉眼弯弯的姑娘,和她是一个人,但又不太像。她比照片上黑,比照片上瘦,眼角有一点细细的干纹,嘴唇起了皮,手背上有一片红红的冻疮。可她一笑,整间屋子都亮了一下。

马骏站在我旁边,手不搓了。

下课铃是个手摇的铜铃。她把孩子放出来,孩子们一窝蜂冲到院子里,看见我们两个生人,立刻停住,躲在门后探头探脑。

她走过来,摘了手套,伸出手:“何雨。你是马骏吧?路上辛苦了。”

一口川南话,泸州那边的调子。

马骏准备好的那些话,一句都没说出来,握着人家的手,脸憋得通红,最后憋出一句:“你、你比照片好看。”

何雨笑得直不起腰:“马骏,你表姐跟我说你嘴笨,我还不信。”

我站在旁边,觉得自己有点多余,就往院子边上退了两步。那之后的两个小时,我下巴就没怎么合上过。

第一件让我吃惊的是那间教室。九个孩子,三个年级。一年级上语文的时候,二三年级做算术;二年级上课的时候,一年级在描红。一张课表,密密麻麻,一格一格里全是她自己写的。黑板旁边贴着一张“本周菜谱”:周一土豆炖牛肉,周二西红柿鸡蛋,周三萝卜排骨汤,下面一行小字:菜由何老师采购,肉由次仁阿妈提供。

第二件是她会的东西。院子里那台柴油发电机是她修的,说冬天停电是常事。教室后墙上的书架是她用旧木板钉的,歪歪扭扭,但结实。孩子们的头是她理的,一人一个小平头或者两条小辫,剪得整整齐齐。她还会给娃娃量体温、涂冻疮膏,谁发烧了,她半夜骑着摩托往乡卫生院送。

第三件,也是最让我心里一动的一件。

我蹲在门口跟那个叫次仁的小男孩说话。他十二岁,个头不高,眼睛很黑。我问他:“你们何老师凶不凶?”

他说:“凶。”

“怎么凶?”

“上次我逃学去放羊,她骑着摩托追了我七公里,追到山坳里,把我拎回来。”

“然后呢?”

“然后她哭了。”次仁低着头,用脚踢石子,“她说她一个人,管不了那么多羊,让我别跑。”

我抬头看了一眼屋里。何雨正在给一个小姑娘系鞋带,系完拍拍人家的背。墙上一整面贴的都是孩子的画,画得最多的是一个扎马尾的人,旁边一个歪歪的太阳,下面写着“何老师”。

晚饭是玉珍做的石锅鸡,还有一壶甜茶。桌子就摆在教室里,孩子们放学回家了,炉子烧得旺。马骏一开始还挺拘谨,筷子都不知道往哪儿放。何雨倒是爽快,先给他盛了一碗汤,说:“先喝汤,压压高原反应。”

喝了两碗汤,马骏才慢慢松开。

何雨说:“马骏,我跟你说清楚。我这儿条件就这样,工资四千八,一年回家两次,寒假一次,暑假一次。这九个娃娃,我走不了。”

马骏搓了搓手,说:“我没想让你走。”

“你先别急着答应。”何雨说,“前面也有人介绍过,来了三个。第一个待了半天,说受不了这里的风。第二个说可以,让我两年之内调回内地。第三个最好,来了先拍照发朋友圈,配文‘为爱奔赴西藏’,第二天问我能不能帮他在林芝找个编制。”

我一口甜茶差点呛住。

马骏放下碗,说:“我没编制。”

何雨笑了:“我知道,你表姐说了,你在成都做结构。”

“我也就是个画图的。”马骏说,“我爸妈在内江种柑橘,我爸去年做了个手术,家里有点欠账。房子是按揭的,一个月还四千二。我不会说话,也不会拍照,我就是……”

他停了一下,手在裤子上蹭了蹭。

“我就是觉得,你一个人在这儿,挺不容易的。”

屋里安静了几秒。炉子里的牛粪饼烧得噼啪响。

何雨低下头,用勺子搅着碗里的汤,好半天才说:“我二十二岁那年,本来是来支教一年的。一年到了,我没走。我走了,这九个娃娃就得去四十公里外寄宿。最小的那个六岁,晚上尿床,谁给他洗被子?”

她说完自己笑了一下,说:“你看我,一见面就讲这些,跟查户口似的。”

马骏说:“你讲。”

那天晚上我们住在乡里的民宿,一间房一百二,电热毯烧得很烫。老板娘听说我们是来看何老师的,硬是多给了一床被子,说何老师去年冬天帮她家孩子补了半个学期的课,一分钱没收。

马骏躺在另一张床上,翻来覆去,床板吱呀吱呀响。我说:“睡不着?”他说:“苏哥,我今天一句话都没说好。”我说:“你说得挺好的,你说的都是真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明天想去把她教室那扇门修一下。我看见门轴松了,一刮风就咣当。”

第二天上午,我们真的去了。马骏从玉珍家借了螺丝刀和几颗自攻螺丝,蹲在门口修了半个多小时。我在旁边给他递工具,何雨在屋里上课,时不时从窗户里看我们一眼。

修完门,马骏又发现教室有一根灯管不亮,说这个他在行,踩着凳子换了个启辉器,灯“啪”地亮了。九个孩子一起“哇”了一声。

次仁跑过来,仰着头问马骏:“叔叔,你是何老师的男朋友吗?”

马骏蹲下去,说:“我在努力。”

次仁点点头,很认真地说:“那你得会修东西。我们何老师什么都会修,你要是不会,她会看不起你。”

我在旁边笑得蹲在地上起不来。

中午我们走的时候,何雨送我们到土路口。风很大,吹得她额前的碎头发乱飞。

马骏从包里掏出那个盒子递给她。我瞄了一眼,是个暖手宝,还有一管护手霜。他憋了半天,说:“你手上都冻裂了。”何雨愣了一下,接过去,说了声谢谢。我看见她眼睛有点红,但她很快转过身,冲着院子里喊:“次仁!把羊看好,别又跑!”

回程的飞机上,马骏一直看着窗外。我跟他说:“人家条件说得明明白白,你自己想清楚。”他说:“苏哥,我想申请调去林芝的项目部。”我说:“你疯了?”他说:“我们公司在林芝有个市政项目,我打听过了,缺人。去了工资少一点,但是离她那儿开车两个小时。”我说:“你才见了人家一面。”

他看着窗外,过了很久才说:“我看见她系鞋带的时候,是跪着的。”

我没再说话。

现在是十一月十九号,我们从林芝回来已经半个月了。南迦巴瓦没看成,那几天云太厚。马骏昨天把调动申请交上去了,还没批。他每天晚上八点照样捧着手机,不过这回视频能打通了,何雨宿舍的网,是他上个月寄过去的那个路由器换的。

我今天中午在食堂碰见他,问他进展怎么样。他搓了搓手,说:“她昨天给我发了张照片,是教室里那根新灯管。”

“就一根灯管?”

“嗯。”他笑得眼睛都没了,“她说,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