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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阴考古博物馆

山西运城夏县尉郭乡西阴村西北那片台地,当地人叫它“灰土岭”。一百年前,这里一脚踩下去,全是碎陶片,指甲盖般大小,红的黑的。那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脚底下踩着的是6000年前祖先活动的印记。

半个蚕茧

西阴考古博物馆的展柜里,半枚蚕茧的铭牌上写着:“仿制品,原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茧壳长1.36厘米,一头被刀切过,断面平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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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阴出土的半个蚕茧(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1926年秋天,它从坑底的残陶和泥土里被拣出来,黑褐色,像颗花生壳,现场再没找到第二颗。李济后来写道:“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他请清华大学生物学教授刘崇乐看过,刘“不敢断定这是蚕茧”,只说比西阴村如今养的蚕“最小的还要小一点”。1928年,李济把它带到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会的博物学家从壳上认出了这是家蚕的祖先。

缫丝要用整茧,若把壳一割,丝就断了。因此有人认为那一刀不为缫丝,而为取蛹,或与占卜有关。1968年,日本学者布目顺郎按照片用丝线复原出原茧,推断是桑蟥茧,来自一种野蚕;1982年,蚕学家蒋猷龙比对茧层结构,确认为桑蚕茧。考古学家陈星灿认为:这半个蚕茧,把中华民族的蚕桑史,上推到了石器时代。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未言蚕事;到北周,才以“先蚕西陵氏”为蚕神,《隋书·礼仪志》载皇后“以一太牢亲祭,进奠先蚕西陵氏神”。此后历代,皇后亲蚕与天子亲耕并列为国家祀典。传说无从考证,茧壳却出现在6000年前的西阴,那时的人们为何会把一枚茧子割开?至今仍是个谜。

西阴之花

考古现场满地的碎陶片,同样记录着文明。

近期在山西博物院开展的“重读西阴——中国考古学本土化与科学化一百周年”特展,展出200多件器物,约八成首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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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阴纹陶钵(山西博物院藏)

展柜中一件花卉纹彩陶钵,红陶,曲腹,钵壁一圈黑彩。远看是花,几瓣舒展;凑近才看明白,花不是画上去的——大面积黑彩铺开,露出红陶本色,空处才是花瓣。

1926年那些陶片里,李济认出一种纹样:横线、直线、圆点,配着弯角状的空白。“别处没有见着这类似的花纹,所以我命名为西阴纹。”那弯角状的空白,正是花瓣。今天学界把以它为母题的花卉纹统称“西阴之花”。以一村之名命名一类纹饰,几乎仅此一例。

纹饰位置由器形决定:曲腹形器最大腹径在上部,正好展开一条纹饰带。炊器多素面,食器则普遍施彩。“器以藏礼”的雏形,此时已经出现。

这朵花不是只开在西阴。它以晋南、关中、豫西为核心,东抵海岱,南跨长江,西达青海,北至河套,是史前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整合,严文明称之为“重瓣花朵”。苏秉琦有诗“华山玫瑰燕山龙”,头一句说的就是这类彩陶上的花,它可能正是“华族”得名的由来。

花纹还能断代:早期花瓣粗大,多四瓣;鼎盛期花瓣修长匀称;晚期花瓣碎小,拆成三角和横条。

第一锹土

百年前故事的开端,写在春天。1926年3月,李济、袁复礼沿汾河调查,本为寻访传说中夏朝的王陵,却阴差阳错地在西阴村发现了一大片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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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阴发掘结束后,归途中的李济 (图片来源:《李济传》)

同年10月15日,两人挖下第一锹土。这是中国学者首次独立进行的科学田野考古。发掘持续到12月初。石器、骨器、陶片、贝壳,装了9辆板车。翌年,《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出版,是中国最早的专业考古报告,他们所使用的探方发掘法、三点记载法和层位记录法,至今仍在沿用。

李济在英文报告里写下“Hsi-yin culture”,并断言:“中国在有文字之前已有文化,为固有文化。”这句话今天读来平常,放在百年前,却是一句不折不扣的抗争。

1994年10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进行第二次发掘,提出“枣园文化—西阴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本地序列,确认晋南是西阴文化的核心区。因此,西阴遗址于1996年被列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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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发掘现场

2025年7月,第三次发掘启动。探方之下,两道环壕绕成了一个圈:外环壕以内约30万平方米,内环壕入口错开,两侧应有墩台,这是瓮城的雏形。出土的一枚石雕蚕蛹,与那百年前出土的半枚茧壳,终成横跨百年的圆满呼应。

一百年前,西阴的村民常见到两个衣着古怪的年轻人蹲在灰土岭上,用皮尺量地,用小铲刮土,把每一片陶的位置记在本子上。他们不知道,这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端。多年以后,傅斯年用两句话概括这种工作:“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半枚蚕茧被切开的那一刀,平直得像一句没有说完的话。一百年过去,考古人依然在讲。

(作者 钧 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