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古代科技,最有名的是“四大发明”。其实,中国古代还有不少原创发明被西方吸收,只是现在很少有人知道。

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中认为,奠定现代世界基础的发明与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来自古代中国。其中有一项发明对人类影响很大,如今中国大约4亿人在用,全球至少约14亿人在用,这就是眼镜。

有人认为眼镜来自西方,依据是清代史家赵翼在《陔余丛考》中写的“古未有眼镜,至有明始有之,本来自西洋”,乾隆的诗中也有“眼镜不见古,来自洋船径”一句。不过,从考古发现和古代文献来看,眼镜有中国原创的依据,西方是在此基础上改进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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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陕西岐山凤雏村周初遗址出土了一批甲骨文,有些字“小如粟米”,要用五倍放大镜才能看清。1980年,江苏邗江甘泉2号汉墓出土了一件东汉初年的放大镜,金圈里嵌着水晶片,直径1.3厘米,能放大5倍。

南京郭家山1号东晋墓还出土过一块直径2厘米的水晶镜片。早在先秦时期,墨子的著作中就有光学知识。甲骨文里有“目不丧明”“疾盲”等记载,说明古人很早就受到视力问题的困扰。有观点认为,这些放大镜就是眼镜的雏形。

唐宋时期书籍越来越多,韩愈说自己“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欧阳修也因为近视读书很吃力。北宋刘跂在《暇日记》中记载,史沆审案时用水晶照看字迹模糊的文书,这被认为是人类借助镜片看文件的较早记载。

南宋赵希鹄的《洞天清录》中提到,老人看不清小字时,用“叆叇”遮在眼前就能看清。明代《正字通》解释说:“叆叇,眼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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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大约1260年,中国老年人看小字时会戴眼镜。有观点认为,后来意大利出现的眼镜与马可波罗有关。

明代田艺蘅在《留青日札》中记载,提学副使林公有两片像大铜钱一样薄而透明的镜片,看文章时用绫绢连起来绑在脑后,名叫“叆叇”。明代画家仇英的画作中,还有一位戴黑边眼镜的老人,眼镜样式和今天已经差别不大。

明末,孙云球发明了磨制镜片的牵陀车,分清了老花、远视和近视的区别,还按每个人的实际情况配镜。他写了《镜史》,把制镜方法全部公开,眼镜价格随之大降。

到清初,一副眼镜最贵也不过七八分银子,便宜的只要二三分。几百年过去,眼镜早已成了日常用品,而今天中国眼镜制造的重镇在江苏丹阳。丹阳是一座以制造眼镜闻名的城市,在中国四大眼镜生产基地中排在首位。丹阳每年生产的镜片有4亿多副,占全国总产量七成以上;镜架有1亿多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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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视报道,在丹阳,一副普通镜片的成本最低能做到10块钱。一副镜架只要不需要复杂工艺,即使用高质量的板材,也能控制在30元以内。在丹阳配一副眼镜,最便宜40多块就能搞定。但是,这些少则几十元、多则上百元的产品到了经销商手中,价格会立刻上涨五倍以上。

此前A股唯一上市的眼镜公司博士眼镜公开招股书时,就曝出了“千元镜片采购价只有28元”的新闻。中国目前的近视人数将近6亿,其中女性的近视率比男性还高。

庞大的近视人口让眼镜成了一门销售额近千亿元的大生意,也诞生了吴良材、大明、博士、卫康等众多品牌。根据博士眼镜2019年的财报,在6.5亿元的销售额中,镜框卖了1.8亿元,毛利率74%;镜片卖了2.5亿元,毛利率更是高达84%。

不过,毛利率高不等于暴利。博士眼镜的净利率只有9.6%,开店的很大一部分钱要交给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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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眼光放远,就会发现一个更大的暴利来源,那就是国外厂商通过垄断眼镜产业链来谋取暴利。镜片的材料主要是树脂,目前在高折射率镜片材料领域,日本三井化学占据主导地位。

它在中国曾经的主要竞争对手是韩国的KOC Solution,这家公司2008年就造出了折射率1.67的聚氨酯单体。2013年三井收购了KOC,此后在原材料市场一家独大。

规模不大的中国眼镜厂商处于弱势地位,在价格、供货速度和供货优先级上都没有主动权。目前在中国,只有上海康耐特等少数企业能供应折射率1.74的单体。

眼镜的核心是镜片,镜片的核心是折射率。折射率越高,镜片越轻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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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眼镜度数在600度以上,基本就需要选择1.67甚至1.74的高折射率镜片。而目前国产镜片的光学性能和膜层设计水平都比较低,和蔡司、依视路等国外大厂相比,产品力差距较大。

所以,中国生产的眼镜虽然多,但普遍是低端产品。目前国内市场上,600度以下的产品中,国产镀绿膜镜片的进价大约在80到100元,售价也不过几百元;而600度以上需要配的高折射率镜片,价格普遍在3000元以上。

镜片性能只提高一点,价格就翻了十倍。依靠对高端市场的垄断,欧洲眼镜巨头依视路陆逊梯卡集团2019年的营业利润折合人民币约220亿元,净利润率接近20%,是博士眼镜的两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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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依视路收购的中国眼镜企业有一长串,包括天弘光学、优立光学、暴龙眼镜、陌森眼镜等。到目前为止,中国眼镜厂商依然处在产业链的底层。

零售环节的暴利可以通过改革经营模式来消除,而更高层次的垄断暴利,则需要靠发展国内产业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