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里总教区总主教安多尼·穆赫里亚在11月18日的一次教会集会上发出了一项不留余地的指令:在涅里总教区内的天主教教堂里,任何教会人员——协调员(coordinator)、秘书(secretary)、传道员(catechist)——只要把麦克风交到政治人物(Politician)手里,就立即被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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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天前,肯尼亚天主教主教团已在恩布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在全国范围内的天主教堂中禁止政治宣讲;穆赫里亚11月18日的讲话,是将这一全国性指令落到涅里总教区的执行层面,并以解雇作为违规后果,把压力直接传导给基层教会工作人员。

“把教堂还给天主”

穆赫里亚的警告覆盖了教堂礼仪场合中可能为政治人物提供讲话机会的各个环节。他点名的对象包括教会协调员、秘书和传教士,这些人在堂区日常运作中往往掌握着礼仪安排、活动组织和麦克风管理的实际权限。他的表述不区分“主动邀请”与“被动默许”:“任何人允许任何一位领导人在教堂里讲话,都将被立即解雇。”对于由协调员或秘书“安排”政治人物讲话的情形,他给出了更具体的后果:职位不保,并由堂区举行选举产生替代者。

在同一场讲话中,穆赫里亚还将禁令扩展到了教堂的募捐活动。他指示各堂区和教会团体停止邀请政治人物参加教会筹款活动,理由是“天主教徒完全有能力资助自己的教会项目,不需要依赖政治施舍”。这一延伸指向的是肯尼亚教会生活中一个长期存在的实践:政治人物以捐赠名义进入教堂,在仪式中宣布捐款,借此获得在会众面前讲话的机会。将募捐与政治演讲脱钩,意味着切断政治人物进入教堂的一条常规通道。

穆赫里亚甚至为普通信众设定了一种“扰乱式”的执行手段:如果看到有人向礼仪主持人低声请求讲话机会,信众应当“发出警报并大声喧哗,直到那个人停止讲话”。这一细节的意味值得留意。它表明总主教对基层教会人员能否自觉执行禁令缺乏充分信任,因而将一部分执行责任转移给了在场信众。在教会治理的语境中,这并非常规做法;它更像是在制度性纪律链条被认为可能松弛时,引入一种来自“会众”的横向压力。

穆赫里亚对违规行为的定性同样具有分量。他将政治人物在教堂讲坛上的政治交锋称为“亵渎讲坛”,并回溯了2022年大选期间政治人物在圣体前互相辱骂、发生冲突的场景,称那些粗俗言论“让儿童和成人都感到难堪”。在2022年的场景中,问题并非政治人物“进入教堂”本身,而是教堂的礼仪空间被改写成政治对抗的场所。穆赫里亚的禁令试图回应的,正是这种空间功能的置换。他对政治人物去向的表述直白而不留体面:“让他们去酒吧、去泥坑,在那里互相扭打。教堂属于天主,不能被那种污秽践踏。”

禁令在此时收紧

肯尼亚天主教主教团11月12日的全国性禁令,在文本上并非一项全新的创造。主教团将其表述为对“长期立场”的重申,但在2027年大选临近的背景下,重申本身传递的是紧迫性。主教团在发布会上提出的理由包括:教堂聚集了政治归属各异的信众,不应成为向会众施压支持特定候选人或政治立场的空间;政治演讲可能分裂堂区团体,损害教会的灵性使命;部分谋求2027年总统职位的政治人物使用了煽动性、部落化的仇恨语言,可能助长分裂与动荡。

这些理由在肯尼亚近两年的教会生活中有具体对应。2025年4月6日,内罗毕卡萨拉尼的PCEA Mwiki教堂一场有前副总统里加蒂·加查瓜出席的礼拜,被一群乘坐百余辆摩托车而来的青年扰乱,他们索要钱财并损坏车辆和教会财产。2026年1月25日,涅里郡奥塔亚的圣彼得圣公会教堂的周日礼拜被武装团体以枪声和催泪瓦斯打断,会众——包括妇女和儿童——陷入恐慌。这些事件并非天主教教堂内部的违规,但它们共同塑造了一种环境判断:政治人物进入宗教场所所携带的,不再仅仅是言语上的政治动员,还包括人身安全层面的风险。穆赫里亚的禁令在这种环境中获得了一种超出“礼仪纯洁性”的解释力——它同时是对教会场所免受政治暴力侵扰的防御性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肯尼亚圣公会此前已采取了类似行动。2025年3月,圣公会大主教杰克逊·奥勒·萨皮特在內罗毕圣斯蒂芬大教堂的祝圣仪式上当场宣布,从即日起任何圣公会堂区都不再为政治领导人提供讲话机会;政治人物可以被点名、可以挥手致意,但若要讲话,只能在圣所之外进行。萨皮特还宣布取消圣公会礼拜中宣布捐款数额的做法,切断了政治人物以捐赠换取公开露面的另一条路径。穆赫里亚11月18日的警告,在形式上与萨皮特的“点名—挥手—场外讲话”方案有所不同:圣公会方案保留了政治人物在场但限制其发声空间,天主教涅里总教区的方案则以解雇教会人员作为威慑,将执行压力置于提供麦克风的一方。两者路径不同,但指向同一个判断:教堂讲坛作为政治传播渠道的开放状态,已经被主要教会机构视为不可继续的实践。

教会法依据与“政治中立”的制度逻辑

穆赫里亚的警告以总主教的行政权威为直接基础,但其制度逻辑可以追溯到天主教会法中关于神职人员与政治关系的长期规范。《天主教法典》第285条第3项规定,神职人员被禁止担任涉及行使民事权力的公职;第287条第2项进一步禁止神职人员“积极参与政党或工会领导”,同时在第1项中要求神职人员“始终致力于促进和平与和谐”。这些规范的制度目的,在教会法解释中常被表述为维护神职人员在政治事务上的独立性与自由,避免其牧灵职务被党派归属所侵蚀。

将政治人物引入教堂讲坛,在教会法的逻辑中触及的不仅是“政治活动”的边界,还涉及礼仪空间的性质。教堂作为礼仪场所,其讲坛在规范上服务于圣言的宣讲与福音的阐释。当讲坛被用于政治演讲,即便演讲者并非神职人员,提供讲坛的教会人员也在事实上将礼仪空间工具化为政治传播的渠道。穆赫里亚以“亵渎讲坛”来描述这一行为,其规范含义正在于此。解雇作为纪律手段的严厉程度,与这一行为被赋予的规范权重相对应:在总主教的判断中,将麦克风交给政治人物不是程序疏漏,而是对教堂空间基本用途的违背。

但教会法规范的对象主要是神职人员自身参与政治的行为,而非政治人物在教堂内讲话这一具体情形。穆赫里亚的指令因此需要被理解为总主教在其治理权限内,将教会法关于“政治中立”的精神转化为一项针对教会人员的管理规则。它所约束的不是政治人物——政治人物并非教会纪律的管辖对象——而是那些在教会内部拥有安排礼仪权限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解雇威胁的实质,是将“不提供政治讲坛”确立为教会人员职务义务的一部分。

穆赫里亚与肯尼亚政教关系的紧张线

穆赫里亚在肯尼亚公共生活中并非一位只关注礼仪事务的总主教。他是肯尼亚天主教主教团的副主席,这一职位使他在主教团的全国性表态中处于核心位置。近两年来,他在多个场合对政府行为提出批评,也因此成为执政党方面公开回击的对象。2025年2月,他批评政府“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广告机构,而不是一个执行机构”,要求政府“少一些修辞,停止广告,开始行动”。这一言论引发副总统基图雷·金迪基、总理内阁秘书穆萨利亚·穆达瓦迪和国民议会议长摩西·韦坦古拉在基利菲郡一场葬礼上的集中回应,他们指责穆赫里亚试图“钳制”政府向公众说明发展项目的信息。

2025年6月,穆赫里亚与内罗毕总主教菲利普·安约洛联合呼吁政府倾听年轻人,在纪念前一年预算抗议遇难者的游行前“让对话占据上风”。2025年10月,他又警告政治紧张局势的升温可能将肯尼亚推向混乱。这些表态共同勾勒出一条线索:穆赫里亚对政治人物使用教堂的禁令,并非孤立的礼仪管理决策,而是他与肯尼亚政治阶层之间持续紧张关系中的一个环节。当一位总主教已经在公共政策与政治修辞问题上与政府公开对峙时,他对“政治人物进入教堂”的容忍阈值自然会趋向严格。教堂讲坛上的政治演讲,在他看来可能不仅是礼仪失序,还是一种将宗教权威挪用为政治合法化工具的操作——而这正是他以“亵渎”一词所拒绝的。

禁令的执行限度与未回答的问题

解雇威胁在文本上是明确的,但其执行面临若干结构性的限度。涅里总教区并非一个小规模的堂区网络。截至2014年的数据,该总教区在约84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设有48个堂区和39个传教站,有133名神父(其中121名教区神父、12名修会神父)。在这样一个规模上,总主教不可能亲自监控每一场礼仪中麦克风的去向。协调员、秘书和传教士的日常行为是否与禁令一致,取决于堂区层面的纪律文化,以及信众是否愿意如穆赫里亚所建议的那样以喧哗来阻止政治人物讲话。将执行责任部分地转移给会众,本身即暗示了从上至下的监控链条存在覆盖不到的缝隙。

另一个尚未被公开回答的问题是:如果一位神父本人允许或邀请政治人物讲话,后果是否与协调员或秘书相同?穆赫里亚的公开表述将“神父”列入了可能被解雇的职务类别,但天主教会的职务关系与雇佣关系并不完全对应。教区神父的职位涉及主教在教会法上的任命与撤免权限,其程序并非“举行选举选出另一位秘书”那样简单。对于修会神父或属于其他教区的神父在涅里总教区内服务的情形,管辖权与纪律程序的交错会更加复杂。禁令的执行在协调员和秘书层面相对直接,但在神父层面,它将触及教会法上主教与司铎之间职务关系的规范边界,这方面的具体程序目前尚待总教区进一步说明。

最后,禁令所划定的界线——“政治演讲”与“宗教/道德教导”之间的区分——在实践中的模糊性不应被低估。一位政治人物以“分享信仰见证”或“感谢教会对社区的贡献”为名义讲话,是否构成禁令所禁止的“政治演讲”?穆赫里亚的讲话中包含了“任何人允许任何领导人讲话”的宽泛表述,这似乎指向一种形式化的判断标准:只要是在教堂礼仪中由政治人物发表讲话,无论内容如何,均不被允许。